小说以“我”的视觉，回忆了外公陈明达跌宕起伏的一生，一个试图在乱世追求自我实现的理想主义者的人生悲剧。他是富贾之子，却甘愿亲自下地，主动把土地分开农民；他为家庭当牛做马，却无意中背了上打死老婆的恶名；他放浪形骸，错失最爱的女人，却一生为情所累。他从不以普世的功利、快乐为目的，而是，只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因此，在常人眼中，他成了古怪的疯子。他的终极追求是良心平安，灵魂无愧，为此，他终生饱尝煎熬，颠沛流离。

★北村经典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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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的小说是心灵悔悟者的告白。他的叙事果敢、坚决，同时又不失隐忍和温情。他冒犯现实，质询存在，正视人类内心的幽暗角落，而批判的锋芒却常常转向对爱和希望的肯定。他以宽恕化解怨恨，以敬畏体认谦卑，以信念让软弱者前行，以倾听良心里那细微的声音来抚慰受伤者的记忆。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代后记
后记：写作是生命的流淌
先锋写作：以虚拟的方式接近真实
郭素平：我们先回溯到先锋时期，我觉得你在先锋作家中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个，我主要接触的作品是你的“者说”系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你对真实把握的企图成为泡影，你对先锋以及自己的创作怎么看？
北村：中国的先锋小说可以被称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写作背景有共通性，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起点和立场还是有差别的。就我个人而言，一直是对文学中的最核心的精神性的部分关注的比较多一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是把它当作认知这个世界本质的一种方式。


郭素平：一般评论认为，先锋小说基本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探索，其中思想性、精神性的东西少一些，它最终的销声匿迹也是由于形式主义的游戏玩到极至而自毁前程，你却觉得其中有精神性的元素。
北村：我觉得是。从出现的几个作家来看，的确有一个追求形式的过程，但这并不代表说他们的创作只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受到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对形式的迷恋的前提可能也是哲学思潮带给他们的，比如对真相已然把握不住，失去信心，但我不排除个别作家纯粹从文学形式角度上的实践。说到我，接受了西方整个现代主义过程里面的哲学和文学的双重影响，哲学的影响对我来说更重要一些。在这种影响下，使得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有一个认定。


郭素平：你觉得先锋写作消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北村：作为所谓的文学派别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是因为他们整个的写作立场不是非常真实，因为任何写作都是一个精神过程，首先是精神有这个要求。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是在西方世界宗教式微，人拒绝指认上帝是他的引导者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精神背景上，所谓的浪子的地位。两个很典型的例子，反映在哲学上是尼采，反映在文学上是卡夫卡。实际上之前有两条线，一条是马丁·路德改教以来的，宗教信仰还是沿着它自己的发展方向，并没有失落；但是人文主义这条线也在发展，文学、哲学基本上是在这条线上发展，人类整个从自我作为一个基点来出发，比如说人可以基于人自己的一个把握，认为自己有信心来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人的精神上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实际上把宗教传统抛弃掉了。


郭素平：我觉得它的存在时间和西方比起来短暂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我们没有现实土壤，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生成生长现代主义的土壤，还没有那样的背景，我们的作家有点超前了？
北村：我觉得在精神深处人类体验的普遍境遇感是一样的，它可以达到一致性，它未必一定要跟时代的某种实际的境遇相关联，但时代具体的发展进程可能也有它的影响。比如异化，我们在十几、二十年前就谈到异化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北京才真正感觉到异化是什么，这一方面是人性本身的，但是人跟真理之间的关系，人跟罪，跟善，跟公义这些最基本的母题之间的关系，历时历代都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存在，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也可以接受西方的传统，因为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也能感同身受，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区别不是很重要的。


郭素平：你觉得它的气候在最深处跟西方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可以认为先锋写作并没有消亡，只是本质内化了，形式改变了。
北村：要看你怎么界定。人家说我是先锋作家的一员，我也认可，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一直在持续我认为的先锋写作。就是在他们称作先锋写作的那个阶段里，我的创作和别人的也有区别。比如那时候我的作品对故事的消解是非常彻底的，不仅是对语言的消解。我觉得语言本身在描述一个真相的时候，我没有必要改变语言本身的特质。比方说，我在指认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谈话，就是这么纯粹和单纯，描述起来就是一句话，但是我使语言延展的逻辑到底在哪里？语言要让它奔跑起来，并不是说我要诗化语言，我觉得应该是说人跟他所存在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了，这种变化体现为结构的变化。语言本身是很质朴的，但在它描述真相的过程中有可能把真相完全消解，这在《聒噪者说》里体现的比较明显。


郭素平：这可不可以理解为语言的局限性？
北村：语言的局限性实际上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没有信心描述它了，人没有信心指认何为真实。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凭什么来定义一个故事的完整性？它的意义呈现在什么地方？


郭素平：你的意思是说语言本身还是承载人的精神的，人的精神没有了,语言也就流失了。
北村：对。语言是表达意义的，我总是这样认为的。


郭素平：没有意义的语言只是个工具而已。
北村：你说它是工具也可以，我说语言就是意义也可以，从本质上语言就是意义。如果语言只是工具，那么即使人没有信心，它仍然可以作为工具来使用。我不得不套用《圣经》里边的一句话，耶稣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话是什么意思？上帝是看不见的真理，他呈现出来是通过“话”的方式，他的“话”构成他的意义的。他的生长，他的彰显，他的丰富的延伸，他的表达，都是通过“话”的方式，从来没有人见过他长得什么样，但是他通过这个方式来支撑整个精神的、物质世界的稳定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语言发表的过程。


郭素平：语言也是活的。
北村：语言本身就是意义。为什么说在西方拒绝上帝以后他会获得浪子的地位？假如把这种真实的基础给挖空了，我们今天对我们所描述的真实性就没有信心了。信心失落了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表达，那么这表达就成了空洞，就成了聒噪，就成了泡沫，就成了虚无，语言本身就没有意义了。在这个背景下我的所谓的“者说”系列，应该是比较彻底的，叫“者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其中有一篇小说，我是从头把故事叙述完整，其实内在那条线是从结果往回叙述，这个东西我想倒还不是在玩结构。在我所写的中篇小说里边，我都试图揭示我的这个基本看法。这原因、前提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语言本身就是意义。中心的意义消解了，那么意义也就消解了。


郭素平：你还是想用形式承载一些意义。
北村：形式跟内容，它就像生命跟身体一样密不可分。今天你看见我北村这个人，你就没法抽象了，你没办法把生命和身体分开，一旦分开，那就没有意义了。


剃刀边缘的写作：崩溃与迷乱


郭素平：读你的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作品内在的情绪特别紧张，内里的矛盾冲突特别激烈，即使是在爱情题材的作品中也不是很舒缓。在你的精神层面，好像总存在着一些问题，终极性的问题，它们没有解决，因而有很强的内在的张力，而且是一以贯之，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北村：在我信主之前，“者说”以前的作品，包括“者说”，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它们的紧张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问题，它的问题本身没有那种关乎人的心灵的东西。人本身有最基本的要素：良知、情感这些东西，全部压缩到一个层面上，那是价值观所决定的。终极性一直在寻找，但是没有把握。我相信人应该是有个来由的，有个终极性的问题。实际上“者说”系列也是在寻找它的奥秘，认识对象的真实性。在我信主之前的一、两年，我已经写了一本20万字左右的一个私人笔记一样的东西，都是哲学性的东西。


郭素平：是哲学意义上的终极性。
北村：对，基本上都是寻找中心价值的。实际上我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是一个迷宫，一个迷路者在叙述一个迷宫，他相信有个东西，但却没有多大把握，因为对他来说不是实际。所以说追求终极价值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但是我相信并接受，和我不相信，我只是在寻找是两种状况，完全是两种体验。在没有信基督教之前，就是“者说”系列，你一看就清楚了，那是在非常矛盾的临界点上的写作，像《孔成的生活》。


郭素平：是一个描写理想主义坠落的故事。
北村：对，那完全就是象征的一个东西。我是不惜走在剃刀边缘上，破坏它的形式。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是没法创作了，到全国各地跑，《孔成的生活》是在湖北写出来的。我的个人生活和我的写作之间的关联历来比较紧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真诚和真实的。我这个人并不优秀，但是这一点倒是优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对生活整个的失去了兴趣，我的婚姻破裂，然后就是无法写作，除了写像《孔成的生活》这样一个特殊的作品。


郭素平：思想、精神层面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北村：崩溃、迷乱。是走到在悬崖上快掉下去了的感觉。所以我就写下很古怪的《孔成的生活》，无法建筑的国。它是一个没有终极价值的艺术家在非常奇怪的状态下写的东西。


郭素平：就是说那时候你还没有一个终极性的依靠，即使其中写了杜村，那也只是你想象的一个理想。
北村：想象的。所以孔成设计的房子没有屋顶。


郭素平：但是你认定肯定有终极性的东西，当时就把它叫做杜村了。
北村：的确是。但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没有获得真实信仰的时候，人类所谓的理想主义是非常脆弱的，他的理想具有虚幻性和虚无性。人自己的猜想跟实际的启示，生命的启示是完全不同的。人的猜想最后会使人不堪重负。


郭素平：就是说人是从下边来的，上帝是从上边来的？
北村：对，这就是人一直从下边开始建巴别塔，结果神就命定把它击溃，让你语言不通，实际上我们就处于语言不通的状况。按人的方式我们完全无法找到精神上安身立命的东西——宗教信仰，因为宗教信仰一定是我们的来源者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他引导我们，是他爱我们，是他怜悯我们。我们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这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关系。我们是有限的，但我们仍然认为我们能够把握，这个上帝是我想象出来的，这个真理是我制造出来的，这就很荒谬，它会遁入一种存在的荒谬性。因此我们所做的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就只剩一个姿态了，当然你最后没辙的时候只能说这个姿态本身是真实的，那就是人类的勇气，卡缪不是这么说的嘛。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到的福克纳说的：他们在苦熬，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离开上帝，离开真正的信仰以后所作的一个判断，一个绝望的呼喊。


郭素平：《玛卓的爱情》也是那个时候写的？
北村：不是，那时已经信主了。


郭素平：我以为《玛卓的爱情》，还有像《孔成的生活》、《超尘》是你以前写的一个系列，描述爱情、理想、生存这三种人类赖以存在的基本方式的溃败。就是说那两部都比《孔成的生活》写得晚。
北村：对，那时候写完就没有东西了，就什么也不能写了，然后很奇妙的就信主了。


郭素平：你当时的意思是要用《孔成的生活》终结写作了。
北村：我不想终结写作，但是没有办法。接着我就去一个地方流浪。当时我还写了《迷缘》，完完全全迷宫似的东西。那个时候有个好朋友叫朱大可，他说了个词叫“迷津”，我认为非常准确，因为迷宫可能只是个游戏，有个规则，你知道怎么回事；迷津呢，似乎它有真相，似乎它有中心，那么我们就处于这个状况中，所以说后来我就没办法写下去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奇妙，当然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必然的，因为上帝既然是我们的来源者，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小孩一样，他可能不清楚，但我们给他安排的好好的。这种接受信仰，跟文化人接受一个关于信仰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它是真实的信仰。


“浪子”归家时的写作：纯粹而有力


郭素平：信仰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使你的思想体系比较清晰了吗？
北村：这只是派生物，最大的收获是我的个人生命，这是根本的，生命本身变成有意义的了。找到意义的本身，其次才有别的事情发生，思想体系能够整合，创作有目的性，生活本身有喜乐感。


郭素平：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过终极性追求的经历，但不是被琐碎的生活冲击掉了，就是有意回避了那种“人在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状态，而你一直能保持追问的状态，可见其勇气与真诚。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也正是你的作品保持张力的原因。
北村：信主之前，我完全是一个迷失状态，那种平静是张力很强的，像“者说”系列，在水面底下的冲突，因为我无法指证一个东西是真实的，没有办法分辨冲突来自哪一方。信了主以后，我重新确认了一种价值，那么和这个价值相对立的东西，很明显就突出出来了。比如罪恶在人性里面的位置，它的强度，它对精神的遮蔽，冲突基于在恢复价值以后对完全的对立面产生的，所以我的作品中这方面的冲突是很强烈的。信主的最初阶段写的是人的有限性，精神的有限性，道德的黑暗，像《玛卓的爱情》就是写爱与信心的关系的；《施洗的河》是专门写罪恶的，罪恶昭彰，从罪性到罪行。


郭素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个完美主义者，你相信世界上有完美。
北村：而且我后来找到了完美的东西。耶稣在还未上十字架前人性就是完美的。举例说，人有三种哭，为小小的事哭，是非常卑贱的哭；再提升一格，彼得的哭，是失败者的哭，但和神圣性相关联，是忧伤的灵在哭；再来一种，耶稣看见拉撒路，耶稣哭了，他爱他何等深切呢！这几种人性的表达，是有区别的，我确定有一种完美的人性是存在的，让我们看出没有堕落过的人是什么样的。那个阶段为的作品为什么写得那么激烈，就是深挖它的根，想写出真正的罪恶是什么样的景象。我在信主之前会不会写罪恶呢？也会写，但是被遮蔽住了，也写罪，可能写的是罪行，不会写到罪性。写罪可能没有办法写得那么清晰，光来到黑暗中才会把黑暗照亮，如果光不够强大，污秽的东西，我们可能感觉到他的污秽，但不会看得那么昭彰，那么清楚 。信主最初几年我的作品对罪恶的揭示是因为我看见光，是光带着我来看。接下来到《周渔的喊叫》，这个阶段比较内在一点，主观一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走的道路上碰到了困难，碰到了试炼，在信心上受到了影响，我把这个复杂性写出来了。《周渔的喊叫》拍成电影就走样了，人们读到小说后会觉得比电影强些，但仍然没读到实质性的东西。实际上火车跑的两头，一个是完全属天的，靠信心走天上的路；一个是走在地上的，这是两种接近真理的方式。纪德有一部小说我现在去看感觉就不一样，纪德本身的信仰状况不是很好，但他写得非常真实，写天上的粮，地上的粮，还有一个叫窄门，就是写基督徒怎样进窄门，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所有的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和信仰相关联，他才会写得深刻。很多西方作家可能不信主，但仍然能写出非常深刻的人性，是因为他的背景。如果我是个陶工，造了两个杯子，是没有办法让一个杯子去了解另一个杯子的，除非我告诉它是怎么回事。所以站在人的角度想写出人性内在的问题是很困难的，必须要有启示告诉他，把问题告诉他这个问题才有价值。可能因为我是比较早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身份的作家，所以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下我的作品被理解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个人对自己的创作很有信心，我早就放弃了我是否功成名就，从信主的一刹那我就放弃了。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会低调，在家里不和人来往，不在乎评价等等，不是因为我高尚，我是属于肉体的，人里面仍然充满着欲望，但是上帝会启示告诉我真理，我相信这个真理，所以我不靠上帝就没路可走，不可能写出好的小说。


郭素平：因为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西方的一些作家，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但他有一种环境和氛围，所以他看人性的站位就比我们高。新生代里有一个以梦境作为写作资源的作家，她也写一些电视剧，她说这对写小说有伤害，中间状态的转换需要一些时间，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北村：电视剧这个形式不是个坏东西，日本很多电视剧从质量上根本不输电影，像《爱情方程式》就很好地揭示了爱和信任的问题。所以没有坏的形式只有坏的作品。我接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那我就接，我按照好的方式写。当然写完了要改，但你得往好处改，你越改越差，我就不改了，几次的实践证明我是对的。所以基本上后面的都是别人写的，有时改得面目全非了。


郭素平：再说到像《施洗的河》和《孙权的故事》，一般评论认为你写到了人的尽头，接着就是神的起头，这里面有一个叙事的黑洞，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留白了，它应该有一个逻辑关系；还有就是结尾处，尽管你有神性写作，但是关于这个话题写得太少。就是说这类作品里面缺少两块逻辑性的写作，因此更多的就剩下姿态上的意义和审美上的价值了。你为什么在这两块那么惜墨？
北村：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也作过一些回应，今天我就作一个比较完整的回应。我觉得基督徒作家写作经常被人家指责，有几个问题要说清楚。基督徒作家写的作品有好几种：通过启示的光照亮人性内部的真相，把这种现象描述出来，到此为止，这是一种；第二种，我出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对我自己真实的得救的描述，我非常有意地把这样一些东西加在我小说的后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信主一定要有一个逻辑过程，其实灵的得救是一刹那间的，不是说你的理性不起作用了，而是说你靠你的理性是没法得救的，理性要求你去审核，但是上帝是你的创造者，一个有限者去审核一个无限者是荒谬的，这是一个信主的不可能的方式。有的人说，好，那我就傻傻地信。其实我写作的尾巴，就是一个傻傻的信，但这并不是说不存在逻辑关系，而是超越了逻辑关系，是更高的逻辑。这更高的逻辑就是我们摆正了自己是一个被造者的位置，我是这样认为的。

      北村，男，生于1965年，福建长汀人。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著有小说《周渔的喊叫》《玛卓的爱情》《长征》《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安慰书》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海外出版。

一
自以为是的人往往下场悲惨。我外公陈明达就是这样。陈明达是我母亲家族里出了名的人物，可是母亲几乎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他。直到我舅舅陈希金患癌症躺在床上，那一年我天天往医院跑，舅舅突然一反常态，开始喋喋不休地跟我说外公的事，我猜是他马上要见到外公了，他恨了一辈子外公，现在有些话不得不说清楚了。
陈明达1920年生在东北新京，就是现在的长春，他出生时折腾了整整两天，他娘大出血，流了满满一盆，差一点去见阎王。父亲骂他是灾星、搅屎棍、绿头苍蝇、吃白食的和红毛番，因为他的头发是红的。外公的父亲陈先德是五里屯有名的年轻地主和乡绅，赚钱是一把好手，骂起人来可不省。事实证明他骂对了：陈明达自打长到五六岁，就开始成为陈先德的耻辱，他在长工们的簇拥下趴在饭桌上学着父亲和母亲赖氏性交时的动作，小屁股一拱一拱，逗得长工们笑得前仰后合，丢尽了陈先德的脸。陈先德拎了他回家，揍他的屁股，可是第二天长工一把蚕豆，他又开始拱屁股。算命先生郑马水说，陈明达是桃花魔头转世投胎，他说对了，不多久陈明达不学父亲拱屁股，却动手玩起了自己的小鸡鸡，这一动手不打紧，一玩就玩了三年，臊得陈先德和赖氏恨不得找地缝给钻了。郎中说是一种病，陈先德就带着他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银子，可陈明达玩小鸡鸡的毛病却没见好。陈明达吞下了一堆药，喝了一桶香灰，仍不管事。可是三年一过，陈明达突然甩手，玩小鸡鸡的毛病不翼而飞。这一年陈明达十岁。


这才是陈先德灾难的开始。大年三十，陈明达把长明灯吹掉，把桌上供奉的猪头肉吃得精光；初一，他拿起笤帚扫地出门。陈先德一把揪起儿子要狠揍，赖氏说过年不能打孩子，陈明达哈哈大笑，逃过一劫，他说神明既然要吃我们的东西过日子，他怎么能保佑我们、给我们粮食和牲畜呢？初一不能扫的垃圾，就不是垃圾，为啥初二又要扫掉呢？父亲纳了两房妾，生下了陈明达的弟弟陈明通之后，突然失去了生育能力，可是他不死心，天天在三个女人间忙个不停。陈明达对父亲说，皇帝有几百个女人，你才三个，我长大了，要搞一百个女人。这话传到街坊，“陈明达是桃花魔“的臭名远扬。陈先德的小妾私通马伕，生下了一个儿子，失去生育能力的陈先德认下了这个儿子，他认为断子绝孙的耻辱远比戴绿帽子舒服，况且谁又会知道这个秘密呢？他可想错了，陈明达当面让马伕的儿子叫马伕爹。这可不得了，谁都知道陈先德的儿子是马伕生的，气得陈先德一头栽进天井。幸亏不久这孩子得天花死了。
在床上躺了三个月，陈先德觉得必须管一管这个祸害了，他和赖氏商量，把儿子送去跟骨科名医林如高学正骨和推拿，陈先德认为枯燥的学医生涯兴许能让儿子规矩些，他打算在陈明达学成一名骨科大夫后，再把祖业交给他，多一身功夫总是技不压身嘛。其实作为长子的陈明达令他头痛不已，次子陈明通沉默固执，似乎更是当地主的好材料，但守旧的陈先德还是想让长子继承家业。
陈明达在林如高的骨科待了三个月，要发疯。林如高天天让他倒马桶，炖人参。陈明达就在人参里放蒙汗药，把师傅放倒，自己跑回了霍童乡。他说赚钱不必学正骨这劳什子，只要有脑袋就行了。陈明达学了三个月，就能给驼背马三的老婆接骨，赚了一枚大洋，用这块大洋给爹娘扯了一块绸缎，做了一身衣裳。陈先德高兴坏了，穿着衣裳走街串巷，一洗不争气儿子带来的耻辱。邻居街坊的孩子们有样学样，要做衣裳给父母，陈明达就从货郎批发了绸子，卖给那些孩子。街坊的父母人人拿到一身衣裳时，才发觉上当。陈明达赚了有生以来第一笔钱。他对父亲说，我有本事赚钱，我才不学推拿正骨，那是瞎子干的活，我有眼睛，干吗去学瞎子？陈先德拿他没办法。陈明达赚钱把街坊害了一把，陈先德只能上门赔罪，把那些衣裳收购了事。
陈明达的母亲信佛，天天在家里烧香。她的表哥索性去当了和尚。他对表妹说，你这个儿子业障太深，来世恐怕变马都不成，只能变驴子，不如让他剃度当小和尚好了。赖氏真的动了心。和尚表叔来找陈明达聊天，陈明达说，我给你肉，你吃不吃？和尚说，不吃；陈明达说，我给你鸡蛋，你吃不吃？和尚说，鸡蛋我吃。陈明达就从鸡窝掏了正孵化的鸡蛋煮熟让弟弟拿给和尚吃，和尚一咬到小鸡的头，当场晕倒。父亲拿了棍子追得他满房子跑，陈明达说，这不是鸡蛋吗？你说这不是鸡蛋吗？陈先德无话可说。陈明达还在和尚面前咬鸡腿，把骨头扔在庙门口；他在寺庙的墙上画了男人和女人，用线把他们的阴部连起来。赖氏说，这可怎么得了，再把他留在家里，说不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陈明达说，和尚天天得踩死多少蚂蚁，这不算杀生吗？陈先德觉得这个儿子除了赚钱功夫和自己有得一比，其余就根本不像是他生的。
陈明达又被送回林如高的骨科学推拿。这回师父派了一个伙计看住他。陈明达学了半年，就能帮林如高正骨，别人学了三年还在扫地。他要给人整脊，师父不让他整脊，他不听，有一个抬着进来的几十年的颈椎病人，陈明达趁着晚上没人，自己就给人把脊给整了，那人立马就下地行走，林如高没有办法，只好叫陈先德来领人。陈先德问林如高为什么赶走他儿子？林如高说，你儿子太聪明，我教不了他，他今天能替人整脊，明天就能杀人。
陈明达长到十八岁，变成了一个美男子。他走过租界，那些海关的外国女人都从百页木窗上探出头来看他。外公年轻时眼窝很深，红头发，眼珠有点灰，皮肤白到像年糕似的，可是年老的他却干瘦得像一只螳螂，和年轻时判若两人。有人说他不是陈先德生的，是赖氏和一个外国巡捕生的私生子，只有陈先德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总之，年轻英俊的陈明达开始招女人，他喜欢跟女人说话，他跟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搭上话，就是上一趟茅房都能遇上个女人。陈先德要把东村地主彭老五的女儿说给他，陈明达说，我看不上五里屯的女人，她们只会给灶王爷烧香，给祖宗上供。
陈先德住在日本人的新京，却给共产党送盐，给国民党买药，也向日本人交军粮。谁也不得罪。陈先德的父亲老了，就要死了，陈明达的叔叔陈先和对他哥说，咱给爹做个大寿吧。陈先德说，他熬不过一年了，不如死的时候弄排场一些。弟弟听了就很难过，第二年老爷子果然死了，葬礼也果然很排场。陈先德在忙葬礼间歇还打麻将。但葬礼一结束，陈明达的叔叔陈先和就离开了家，把自己那一份家产全给了哥哥，不久后成了一名牧师。陈明达对父亲说，叔叔是被你逼走的。陈先德骂儿子，你这个搅屎棍在说什么胡话呢？我没有抢他一寸地，是他自己要给我的，你懂个屁。陈明达却开始对离去的叔叔朝思暮想，叔叔背上行囊毅然抛弃财产离家远走的身影让陈明达兴奋不已。可是若干年后，已经是牧师的叔叔却带了两个共产党领袖的儿子回五里屯藏匿，他把两个孩子交给哥哥陈先德，陈明达这才知道，父亲跟共产党的关系非同寻常，而叔叔跟父亲的关系也并非像他了解的那样不堪。那天夜里，叔叔突然对陈明达说，不信上帝就会下地狱。陈明达说，我不会下地狱，我爹会下地狱，他害过人，我可没有，他把你的财产占了；趁刘四坐日本人的牢，低价把他家的地圈成自己的；他跑到长工刘三泰家里，要睡人家姑娘，人家不愿意，他就强迫她。叔叔说，人犯了一箩筐的罪，只要向上帝认罪，就能上天堂。陈明达就问，我母亲做了一辈子好事，她可不信上帝，她要下地狱吗？叔叔低头沉默了一阵子，说，会的，谁不信上帝都要下地狱。陈明达就说，那我下地狱好了。
十九岁那年冬天，陈明达从县高中学成回到五里屯，他突然对父亲说，你给共产党送盐是对的。陈先德很惊讶。陈明达说，我读了共产党的书，我要把我那份土地分给穷人。父亲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陈明达说，不分给穷人也成，我就学咱叔，我的地送给明通吧，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我要去关内抗日。陈先德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一心想让长子继承他的家业，不论陈明达怎么不听话，如何放荡不羁，陈先德始终认为他要比二儿子陈明通强出好多。陈先德坚决不同意陈明达去抗日，把他关在家里，派家丁看住他。他就绝食，陈先德只好去劝儿子，儿子说，你不是也恨日本人吗？为什么又不让我去抗日呢？陈先德说，这是两码事。陈明达说，这是一码事。他从学校带回来一箱子书，都是关于抗日的，把陈先德吓得半死，要把那些书烧了。陈明达就和父亲打起来，两个大老爷们在地上翻滚，父亲终于打不过他了，只好由他。陈明达把这些书翻得书皮都烂了，就留给弟弟说，我把书留给你，我要去抗日了。弟弟问他，你就这么想当兵？陈明达说，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人家没请他，他自己到人家里来，见东西就拿，我要把日本人赶出去。明通说，你为啥要到关内赶日本人呢，日本人不就在咱家门口吗？陈明达说，我是傻瓜吗？我要在这里抗日，就是找死。
陈明达给弟弟写了张把地让给他的条子，陈明通给哥哥开了门。陈明达带上一袋炒面和几件换洗的褂子，就奔关内去了。在黄河边上他遇见了一个给爹送葬的学生马永生，就鼓动他参加抗日，马永生正死了爹，就跟陈明达走。他听说陈明达把地给了弟弟，就很佩服他。陈明达说，我他妈的不要什么土地，我只要主义真。


陈明达到了山西，参加了阎锡山的军队。干啥都积极，不久就升了排长，陈明达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只穿了条裤衩在河边上跑。可是马永生说漏嘴，长官知道陈明达是推拿的一把好手，就安排他在医疗室给长官按摩推拿，陈明达很不高兴，要求上战场杀日本人，可是长官不答应。这个长官姓洪，是个团长，塌鼻子，红脸膛，说话像鸟语，爱骂“干你老母“，是个闽南人。就是他把陈明达留在自己身边的，他对陈明达说，按摩也是抗日工作。陈明达回嘴，按摩是瞎子干的，我要去打仗。洪团长说，你先去火药厂干活，晚上过来给我按摩。陈明达在火药厂学会了做火药，可是他心不在焉，不小心点着了一堆盐硝，烧坏了自己的脚。火药厂的一个护士小吴是个美人坯子，她给陈明达打了半个月的针，陈明达的心开始在胸膛里蹿来蹿去，这是他第一次爱上一个姑娘。马永生说，你他妈的完了，上不了战场了。陈明达说，我发现了比上战场更吸引我的东西。马永生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一有女人就忘记了大事。陈明达说，我没忘记，我只是先把这事办了再上战场。小吴听说陈明达是抛弃财产来抗日的，就很佩服他，两人一来一往对上眼了。有一次打针的时候，陈明达就抱了亲她，小吴没有挣扎。
陈明达和小吴交往了几个月，被洪团长发现了。接着一个月，小吴就不再和陈明达去河边散步了。陈明达很奇怪，有一天他去给洪团长按摩，看见小吴坐在洪团长的房间里，洪团长在给她削水果。陈明达觉得血喷出天灵盖。他回去抱了一包炸药要去炸洪团长，被卫兵摁倒，关进了禁闭室。听说第二天他要被拖出去枪毙。第二天一早，他还没被拖出去，洪团长来了，他对陈明达说，我送你学火药，你要炸死我吗？陈明达说，你做的叫哪档子事呢？洪团长说，怎么解决？用枪还是用刀？陈明达说，傻瓜才决斗，让小吴自己说，她到底想跟谁。洪团长就说，小吴，你要跟他，就走到他身边去，跟我，就随我来。说着他扭屁股走人……小吴看着陈明达说，你不要耍性子，团长可不是坏人。她说，你不会被处分的，可你不要闹了，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你上前线吧。说着转身跟洪团长走了。
陈明达被放出来，马永生说，你他妈的完了，人家是自己愿意跟团长的。陈明达说，不对，她并不愿意，她被勾引了。马永生说，你这话说的，啥叫勾引？陈明达说，用权势勾呗，小吴不跟他走，以后能有好日子过吗？马永生说，这不对，顶多可以说，小吴是羡慕他当团长。陈明达说，这就够了。晚上，陈明达最后一次把小吴叫到河边，问她，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小吴说，你这个人这么火暴，动不动抱炸药，我可不想被你炸死。陈明达听明白了，说，对，你是自愿的。
陈明达把马永生偷偷叫到山上，说有重要事情商量。马永生跟他上了山，发现陈明达的眼神很怪异。陈明达说，马永生，我发现没有什么爱情这东西，爱情这东西是假的。马永生说，你就爱这么随便说话。陈明达说，我和小吴是相爱的，可她这么快就变了。马永生说，可是你没变啊。陈明达痛苦地说，问题就严重在这里，我也变了，我一听她变心，我对她的爱马上就像鸟一样飞走了，你说我那爱是真的吗？我不但立即就不爱她了，我还恨她！所以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永远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他妈的也不抗日了。马永生吓了一跳，你说什么？陈明达说，我们一起逃走吧。马永生吓得哆嗦，你为了一个女人就说要当逃兵，你这人也太不是人了吧。陈明达说，我发现誓言和理想都是骗人的东西，我何苦要为它们牺牲？我在家吃喝玩乐不就行了？谁能说我对或者错？马永生说，你谈失败一次恋爱就想这么多，你还活不活了？陈明达说，失败一次还不明白的人，那是傻瓜。马永生说，你变来变去没有原则。陈明达说，去他妈的什么原则，我只做对的事。我们回东北吧，还是待老家那旮沓踏实。你也别待在河南，跟我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