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士白晋的生平为线索，着重介绍了他在华期间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并探索其与《旧约》之联系所做的努力，描绘了白晋重点研读《周易》并通过对欧洲和中国的语言及神话传说进行比较，创立跨文化的索隐派体系的过程。同时还勾勒出影响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传教区各势力的争夺，以及康熙朝廷与罗马教廷往来的史实。本书对索隐派以及基督宗教这些堪称东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的专题论述，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使得长期以来遭忽略的索隐派思想研究更迈进一步。书中引用大量的参考文献，其中包括白晋的著作和书信—多为珍贵的手稿。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是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到北京后和张诚一起在宫中为康熙服务，深得康熙宠爱。白晋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1697年返回法国，在巴黎做讲演时他曾说：“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美”，由国家清史委员会编著的德国学者柯兰霓的《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一书，有助于读者对白晋其人其成就深入了解。

　　总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年5月
　　译后记
　　2002年，承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的信任，将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德国）女士于1985年问世的博士论文《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P.Joachim BouvetS．J.Sein Leben und sein Werk）交与我翻译。该书以索隐派人士的大量手稿和信件为依据，资料翔实可靠，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成为索隐派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后又蒙先生推荐，译作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组织的“编译丛刊“。清史纂修，意义深远，忝列其中，荣幸之至。
　　白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在华索隐派的创始人。他于清康熙年间作为耶稣会传教士入华，后毕生服务于清廷，且深受康熙皇帝的宠爱。在康熙的安排下，白晋研究《易经》数年，著有《康熙皇帝传》、《古今敬天鉴》、《易经释义》等书。
　　目前，国内学者对白晋及其所创立的索隐派研究不多，可以借鉴和参考的资料更少，因此翻译该书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所幸的是，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使我得以最终完成译作。首先我要深深感谢张西平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无私帮助，在尽力为我提供所需参考资料的同时，积极促成我与原著者联系，译稿草成后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审阅和修改，并欣然撰文作序。特别是四年来曲谆谆教诲、耳提面命，体现了先生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使我深为折服，受益匪浅。
　　柯兰霓女士对本书得以在中国出版十分欣慰，录自撰写了中文版序言，在翻译过程中，她耐心细致地解答我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审阅了译稿中的西文部分。中国人民大学的雷立柏（Leopold Leed，奥地利）先生多次与我会面，对我的翻译工作悉心指导，逐字逐句地审阅译稿，还承担了书中拉丁文部分的翻译。中国人民大学的吴莉苇老师也为我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此外，德国《华裔学志》的马雷凯先生（ Roman Malek）无偿提供了本书的中文版权，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和大象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此，对他们一并致以深切谢意！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不当之处，欢迎各位学界前辈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6年9月22日于北京

作者自序
中文版序
插图目录
缩写目录
前言
1.绪论
2.索隐派思想在耶稣会神父白晋的一生当中
2.1 白晋早年的成长经历
2.1.1 早年在法国的生活
2.1.2 通往远东的游历
2.1.3 在康熙朝供职
2.2 索隐派成为白晋毕生的事业
2.2.1 中国礼仪的问题
2.2.2 与莱布尼茨的通信
2.2.3 与阿贝?比尼翁的通信
2.2.4 多罗主教在华
2.2.5 《天学本义》
2.2.6 白晋和他的弟子们
2.2.7 “南京禁令”之后
2.2.8 《易经释义》
2.2.9 纪理安与索隐派人士
2.2.10 白晋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3.白晋的索隐派思想体系
3.1 索隐派思想的一般出发点
3.1.1 中国人强烈的文化自豪感
3.1.2 17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3.1.2.1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3.1.2.2 17世纪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中国在救恩史的地位
3.1.2.3 白晋解决在华传教问题的出发点
3.1.2.4 作为传教十和科学家的白晋
3.2 神的启不在中国
3.2.1 白晋眼中的中国古代典籍
3.2.2 中国古籍中与原始启示有关的一些线索
3.2.3 中国的“象形文字”
3.3 中国人对独—神和三—神的认识
3.4 世界发展的三个阶段和自然的二重状态
3.4.1 和谐圆满的状态或未堕落的世界
3.4.2 世界的堕落状态
3.4.2.1 天使的反叛
3.4.2.2 人类始祖的罪恶
3.4.2.3 大洪水之后世界的堕落
3.4.3 世界的第三阶段——救恩阶段
3.4.4 世界的年限
3.5 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救世主
3.5.1 儒家的圣人
3.5.2 黄帝
3.5.3 后稷
3.5.4 伏羲
3.5.5 圣父和圣子的合一
4.评价
4.1 白晋的品格
4.2 白晋的作品
5.参考书目
6.索引
译后记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已出版书目

　　2.索隐派思想在耶稣会神父白晋的一生当中2.1白晋早年的成长经历
　　2.1.1早年在法国的生活
　　白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鲜为人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是1656年7月18日在法国勒芒（LeMans）出生的。父亲ReneBouvet是当地高级法院的法官。白晋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他的两个兄弟Louis和Rene接受了法律方面的教育，并且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成了法官。白晋的大姐Marie—Louise后来成为Notre-Damed'Alencon修道院的修女，他的二姐嫁给了一位皇家财产咨询师Marays。
　　年轻的白晋却被送到位于弗莱彻（LaFleche）的耶稣会学校HenriIV学习，这为他今后的生活道路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当时弗莱彻耶稣会学校并不像其他学校一样教授一些通常意义上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所综合性的学校，开设了从语法课直到神学课几乎所有的课程。此外，弗莱彻耶稣会学校遵循由耶稣会士P.Aquaviva1599年制定的名为“学习纲领”（“RatioStudiorum”）的基本原则来培养学生，其课程包含一套系统而且完整的培养年轻基督教徒的计划，目的就是使这些年轻人将来能够胜任国家部门或教会中的重要职位。其中人类科学、哲学和对基督教徒至关重要的神学在所设课程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白晋在弗莱彻耶稣会学校学习的时候，对数学和物理尤感兴趣，他也深入研究这两门学科并掌握了大量的数理知识，后来正是这些知识帮助他在中国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在弗莱彻期间，白晋听说了关于伟大的耶稣会中国使者利玛窦（1552—1610）和神秘的“中部王国”——中国的很多事情。在此之前，白晋一直将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eoXavier，1506—1552）视为自己的偶像，沙勿略希望能够到伟大的中国游历传教，但他最终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白晋来到弗莱彻不久，就萌发了要到中国去，实现自己偶像的愿望的想法。1673年10月9日白晋加入了耶稣会，此时他已经将成为中国使者当做了自己未来的目标。后来他曾写道：“我决定献身于中国使团，在我加入耶稣会的时候就已有此计划。”只有十五六岁的白晋为自己确立了终生的奋斗目标。在后来的日子里，白晋克服种种困难，始终不渝地追求着这一目标，其坚强的意志力和持久的韧性由此可见一斑。
　　两年的修士见习期结束后，白晋立刻又回到学校继续研究对他今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雄辩术、哲学、数学和物理等学科。在那个时代，并非每个传教士都掌握了白晋所学的这些知识，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证明，掌握这些知识有多重要。从他1716年写给耶稣会会长坦布里尼（Tamburini）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白晋对希伯莱喀巴拉、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及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哲学都曾有所研究。
　　1676年白晋重新被委派到弗莱彻，并在那里学习哲学。1680年白晋成为坎佩尔（Quimper）的教师。虽然白晋对自然科学更感兴趣，但长上却安排他开设了文学课。尽管如此，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因病被迫停止教学。白晋痊愈后在圣玛利亚学院（CollegeSainte-Marie）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并且得以心无旁骛地继续研究神学。在这样一段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白晋却感到自己时刻被加入中国使团的誓言所催促着。
　　之后，年轻的教士白晋来到了位于Clermont的著名的Louis-Le-Grand学院，Clermont是当时天文学研究的中心城市。由于天文学在中国非常被看重，所以这段经历对白晋以后的生活道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耶稣会在华的指导者——柏应理（P.PhilippeCouplet，1623—1693）来到巴黎的时候，白晋第三个学年的神学学习正好刚开始。柏应理是受耶稣会士南怀仁（P.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的委托，来法国招募那些具备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到中国去的。南怀仁是1658年作为耶稣会使者和天文学家赴华的，1669年在北京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南怀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对在华传教的至关重要性，所以他才想从当时在科学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招募自然科学家作为使者派到中国，以此建立与传统的葡萄牙省有所区别的法国省。有关这次赴华传教人员的筛选问题，1678年8月15日南怀仁在北京写道：“天文学和所有与数学有关的学科，尤其是光学、算学以及理论和实践机械学，在中国人的眼中是科学的精华部分……凭借天文学华丽的外衣，传教士们就更容易在王公大臣那里宣讲我教的神圣教义，而那些王公大臣可以很好地庇护我们的教堂和传教士。”
　　柏应理1684年9月15日在一位年轻华人的陪同下到达凡尔赛（Versailles）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XIV）的忏悔神父、耶稣会士蔡思（P.FrancoisdelaChaize，1624—1709）将其引荐给了国王，并且请求国王对派遣传教士的事情予以帮助。
　　蔡思在写给当时的耶稣会总会长P.Noyelle的信中是这样描述这次会见的：“我将柏应理推荐给尊敬的陛下，他向我们伟大的国王报告说，如果一些有才华、有德行的人赴华就可以有很好的成就。我们的陛下对异域文明格外欣赏并命令我从陛下的臣仆中选择一些掌握了足够数学知识的传教士派往中国。”
　　柏应理积极地为促成此事努力着，并力图使会长相信往中国派传教士可以为耶稣会带来声誉和好处。除此以外，当时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也有利于这项计划的实施：“太阳王”几乎实现了他全部的大陆计划，只是在海上，法国的地位还无足轻重。法国的贸易繁荣，统治者正在物色新的目标，他们想分享印度的宝藏，另外被葡萄牙占领了一百多年的澳门也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在葡萄牙的统治下，天主教的教会在远东地区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深入到中国宫廷里。那时统治中国的是清朝皇帝康熙，名为玄烨。现在法国终于有了一个在远东施加影响的机会，所以路易十四欣然接受了耶稣会有关往中国派传教士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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