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作为名家小书独具特色，作者学养深厚，功力精湛，将中国正史与民间野史予以有效链接，把中国民间生活体验中得出的真切感知与自己独具特色的深入阐发融为一体，深入浅出的揭示了中国思想史的原始风貌。
思想不是个人的孤独发明，而具有群体性。它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凝结而成的特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既是现实的，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又是超前的，甚至是超现实的超前觉悟和终极依托。因此也可以说，思想是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关系，既天人关系的认知、思考与诠释，是对存在与理性关系的认知、思考与诠释。正式思想强有力的内在呼唤，把无计其数的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了超越血缘和地理环境的文化的共同体。
幼喜读书，诸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李斯的《谏逐客书》之类，多能暗诵，不仅因为文辞优美，读之琅琅上口，总觉得作者如椽之笔，力透纸背，冥冥中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发挥着强大无比的力量，诱掖、引导儿时的我前进、向上。日后更知道，汤用彤先生三岁起，便随父背诵《桃花扇》的“哀江南赋”，并成为传承之家风。其实，这种能够开启愚蒙，催人向上，吸引人不自觉地随之前行的东西就是思想。
有人界定“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并不准确。这只是一个类概念，而没有反映出种差。应当看到，人不仅具有社会行为，更占有思想和情感的世界。人不仅有可见的社会活动，而且还有一个“在而无形”并具有主宰作用的精神世界。因此可以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就人类的本质而言，听命的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它自身的观念；唯一要服从的是它内在的原则和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才是人类真正的上帝！
古人云“心之官则思”，“行成于思”，“三思而后行”，“学而不思则罔”等等，意思就是说，人是有思想的，并且强调思想对行为的指导或者决定作用。在人类历史上，思想是蒙昧时代的火炬，是古代社会的灯烛，也是现代文明的向导。
当然，思想不是个人的孤独发明，而具有群体性。它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凝结而成的特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既是现实的，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又是超前的，甚至是超现实的超前觉悟和终极依托。因此也可以说，思想是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关系，即天人关系的认知、思考与诠释，是对存在与理性关系的认知、思考与诠释。正是思想强有力的内在呼唤，把无计其数的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了超越血缘和地理环境的文化的共同体。
中国亦如是！
中国思想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已经形成，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有新思。其特质在于：既重视规范和秩序的建设，又重视个人的自在与超越追求；自强不息，兼包并容；内圣外王，博施济众；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既有对有限的现实关怀，又有对无限的期盼和不懈追求。毫无疑问，中国思想是世界思想文化之宝库。然而，近代以来，时至今日，中国思想备受责难，屡屡遭受鞭笞与排挞，乃至于不少人丢弃了传统，又不知新思想为何物，而迷失做人的根本，因此不能不为之扼腕。而在经济发展之今日，物质第一，个人利益第一，以金钱为导向的风气，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神圣被亵渎，心性在迷茫，道德也随着风气的改变而发生畸变。血腥味、情色味、江湖帮会味、低俗恶俗味，浸渍、啮噬着社会肌体和人们的思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情何以堪！
数年前，适逢其会，上海出版界的一位朋友猥自枉屈，不厌其烦，多次邀约撰写中国思想史书，意在恢弘传统，增益时风；我也想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在新时期为往圣之学添薪助火。其间，《史学月刊》李振宏主编约谈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问题，更让我跃跃欲试，把潜移默化积累起来的心得一吐为快，进一步促成这本小书的问世。其中部分工作是轻车熟路，部分内容则包含有探索性的尝试。虽然竭尽绵薄，终难免不尽如人意之憾。不期即将付梓，却无疾而终，虽有补偿，然失之东隅，总怀耿耿，但些许的自信还是留给我一种成功的期待。或许是天遂人愿，其实是心有灵犀，是精英文化造就的文化精英对中国思想继往开来的情有独钟。癸巳入秋，云淡天和，当我还在奔波的路途，刚刚入住北京大学博雅酒店的时候，得大象出版社特约编辑谢景和先生之眷顾，给予拙著极高的评价，并安排出版发行。收之桑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付梓之前，向大象出版社，向谢景和先生，也向老友卢海山先生专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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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男，1948年生于河南。1966年毕业于焦作医学专科学校， 1986年取得英语本科学历，1987年考取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师从侯外庐学派张岂之先生，专治学术思想史，1990年获博士学位。 1992年出版社出版博士论文《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此后相继出版《汤用彤评传》、《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佛学与人生》、《欧阳竟无》、《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另发表《挑战与回应的百年学术》《中西文化论争的文化哲学》、《理学与禅学》、《佛教与二十一世纪》、《近代经学的思想特征》、《儒家文化的变异与转向》等学术论文70余篇。
第二节 百家争鸣
——中国思想的源头活水
上古社会，蒙昧无稽，但是思想的形成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当说与神话、数字、历史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华夏民族早期思想，至黄帝为之一变，至夏商又为之一变。制文字，定历象，作乐律，兴医药，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特点。黄帝之书，见录于《汉书·艺文志》的多达二十余种，如《黄帝内经》、《素问》等，还有殷商甲骨文和 “文王拘而演周易”，都是那个时代思想的表征。至春秋战国，列国征伐，分裂兼并，交通频仍，无论是战争，还是商品交换，以及客卿制的人才流动，都逐步打破了封闭的地理格局，民族渐趋融合，思想交流也就因之活跃起来，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的历史局面。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思想的源头活水。《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思想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大体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百家争鸣的历史真实。其《不二》篇中指出：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
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吕氏春秋》主张“兼儒墨，合名法”，被人们称为杂家，其实从思想的倾向上看，它更接近道家，文中所引除了道、儒、墨以及兵家之外，至少有一半都是道家或同道家相关的思想。这里没有提到庄子，或许是把老、庄混为一谈，统属于“贵柔”的一脉。从思想上看，《吕氏春秋》是主张思想统一的，强调“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即所谓“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①。实际上，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这也符合其后两千多年思想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思想正是这样源远流长、磅积郁、兼容并包发展起来的。
梁启超曾言：“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盖有三端 ：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二曰由于人为者。”同样说明思想的形成同时空、地理的自然条件和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创造性思维的内在联系。他还指出，这个时代思想的特征是：“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 ；重实际故轻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①而其后的中国思想皆渊源于此，所谓“胚胎时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先秦诸子，《庄子·天下篇》比较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六家思想 ；《荀子·非十二子篇》论说十二家；《孟子》《韩非子》皆以儒、墨或儒、墨、杨并举。司马谈有《论六家要指》，记述有阴阳、儒、墨、名、法以及道德六家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论及各家思想较为详细，概括起来就是：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其思想在于，明教化，依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留意于仁义之际。
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名家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需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主兼爱、尚贤、非命。
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
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
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途）说而有所造也。
这里所列十家，亦称九流（小说家不入流），各有所自，而且点出了他们思想上的特点及其局限性，虽然不尽正确，但也算大致不差。
综观上述，六家也好，十家也罢，足以说明，春秋之世，思想界已经打破了蒙昧时代的封闭与沉寂，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与辉煌。而且，在他们之间，不仅“相非”，各逞其说；同时“相用”，相取为用，在思想上相互吸收，交相为用，也是之后两千多年思想史上的总体趋势。应当说，无论是《庄子》的《天下篇》，还是班固的《艺文志》，他们对于思想综合的趋势都有其独具只眼
的认识。班固评之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王，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 出并作（师古曰：“ 蠭”与“锋”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
相反而皆相成也。①
到了唐代，韩愈论及墨子时也说 ：“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身，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想用，不足为孔、墨。”比较先秦思想的实际并纵观中国思想的发展，这些话无疑是非常中肯的。
简单地说，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学派林立，一方面“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各“以喜怒为用”，以自己为正确，以他人为错误；另一方面，这样的学术争鸣，或者说学术批评，不仅促进了思想的长足发展，而且也使各家交相渗透，相取为用，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取长补短、兼包并容，并为今后三教思想的鼎立、互补、合一的系统思维开启了历史的先河。
具体地说，春秋战国时期，所谓诸子百家，除了专门领域的思想之外，具有普遍意义的归结起来也不过两三家而已。虽然说当时思想界“不归杨，即归墨”，其实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道两家。
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他们以自然为本，推崇“道法自然”，以返本为鹄的，力行清静无为。《老子》强调，以柔弱为本，以反动为用，卑弱自持，无为而治，以至于被认为是“君人南面之术”。不过在庄子看来，老子“主之以太一，以濡（通软）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是“古之博大真人”；特别是《庄子》，以本心为终极，以自由平等为理想追求，用美丽生动的寓言，表述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①的精神世界。其返本实为对本然之心的回归，逍遥则是破除“对待”，即破除分别的自由。他们关于有无、荣辱、得失、治乱、有待无待的辩证方法、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以及浪漫主义的色彩，充分展示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思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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