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庙堂碑》又名“夫子庙堂碑”，唐贞观四年（六三○）刻立于长安孔庙，虞世南撰文并楷书。三十五行，行六十四字。有额篆书二行六字。碑文记叙武德九年（六二六），唐高祖下诏以隋朝故“绍圣侯”孔嗣哲之子孔德伦为“褒圣公”，及修缮孔庙之事。贞观原石不久即毁佚，唐长安三年（七○三）武则天曾命相王李旦重刻一石，此石在唐末亦遭毁佚。

　　今传世重刻碑还有二种：一在陕西西安（俗称“西庙堂碑”）；一在山东城武（俗称“东庙堂碑”）。西庙堂碑，北宋建隆、干德年间（九六○－九六八）王彦超重摹于陕西西安，三十四行本，字口较肥。碑阴刻宋《勃兴颂》。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地震，石断为三，缺一百七十余字。此石原在文庙，后移至西安碑林。

　　本次出版选用上海图书馆藏西庙堂碑，系明代断后初拓本。缺首开，碑字从“观预闻”起。经邹方锷、达受、姚觐元、庞泽銮递藏。册后有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岳西道人华复初、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西神道人邹方锷、宣统二年（一九一○）庞泽銮等人题跋。邹方锷、庞泽銮均审定为“宋拓本”。此本与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翁方纲跋本同属明代断后初拓本，未见此刻有更早拓本，故弥足珍贵。

　　碑帖是“碑”与“帖”的合称。“碑”包括庙碑、墓志、造像、摩崖等数十种，是记述历史人物事件的石刻文字之总称。中国碑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仪礼`聘礼》中便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的记载。从古至今，碑由最初宗庙祭祀时拴系牲口等单一功用，发展为“凡事皆可立碑”的繁盛局面。“帖”原指前人书写在纸、绢上的墨迹，后范围逐渐扩大，凡是古人所写包括诗文、简札、书信等墨迹，以及被后人刻于石、木之上，以便欣赏、临习和传播者，皆可视为“帖”之属。随着石刻传拓技术的发明普及，用纸、墨和传拓工具将碑帖上的文字与图画拓印下来所得“拓本”，谓之“碑帖拓片”，简称“碑帖”。

　　从秦篆《峰山碑》到唐楷《多宝塔碑》，碑帖直观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演化轨迹和内在神韵。碑帖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宗教等方面信息，具有证史、考史和补史之价值。碑帖这种特殊的文献，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有鉴于此，中华书局联手北京载道文化，从国家级馆藏碑帖宝库中遴选碑帖经典进行原貌呈现，秉承名家书写、历史名碑、经典藏本的收罗标准，突出碑帖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兼顾版本价值，组织专家进行文字导释，辑为《中国古代书法名家名碑名本》（简称《三名碑帖》）丛书隆重面世。首次出版品种如下：

　　《九成宫醴泉铭》（李祺旧藏北宋拓本）、《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张应召旧藏北宋拓本）、《神策军碑》（北宋拓孤本）、《大智禅师碑》（国家图书馆藏宋拓宋装割裱本）、《皇甫诞碑》（故宫藏北宋拓本）、《伊阙佛麄碑》（何良俊旧藏宋拓本）、《李思训碑》（北宋精拓本）、《大字麻姑山仙坛记》（沈树锈旧藏宋拓本）、《十七帖》（张伯英藏宋拓本）、《争座位帖》（李国松旧藏宋拓本）、《智永真草千字文》（牛鉴旧藏南宋拓本）、《苏轼醉翁亭记残字》（龚心钊旧藏宋拓本）／《茶录》（潘景郑旧藏宋拓本）、《道德经》（章釭旧藏元拓本）、《孔子庙堂碑》（明代断后初拓本）、《洛神赋十三行》（国家图书馆藏明拓本）、《雁塔圣教序》（梁启超旧藏明拓本）、《多宝塔碑》（端方旧藏明末清初整拓）、《颜氏家庙碑》（龚心钊旧藏明拓本）、《玄秘塔碑》（明拓本）、《峰山碑》（国家图书馆藏整拓）。

　　金石永寿，纸墨流芳。这套既能满足专业人士考订鉴赏之需，又可为热爱书法的广大读者带来全新阅读体验的《三名碑帖》，希望能发挥碑帖古籍保护与弘扬之双重功能，传续汉字书法文化，无愧先祖前贤遗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