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至今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运动。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或机会主义，对各种思想理论资源保持有选择的开放态度，同时又反对把某些思想或理论原则形而上学化的教条主义，逐渐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格。
　　《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特点在于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不断融合、相互激发和提升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正当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真空中创造的，而是在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着鲜明的理论品格：
　　承中——继承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方面。既不同于全盘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保守主义。
　　接马——接续并发扬光大西欧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化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有选择地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于中国的方面，为我所用。

　　引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至今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运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形成新的思想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把欧洲的或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照抄照搬到中国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自己的东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元气充沛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立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革命建国、再造文明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它是中国人民在经过长时间摸索并经历了许多挫折、失败后所做出的自觉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根据世界大势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所做出的“创新综合”，是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道路或模式的理论概括和升华。它不仅继承了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实现人类解放也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并不是要切断它与其他思想理论和文明成果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而是在继承已有文明成果基础上再造文明的先行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真空中创造的，而是在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或机会主义，对各种思想理论资源保持有选择的开放态度，同时又反对把某些思想或理论原则形而上学化的教条主义，逐渐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格—“承中”“接马”与“化西”。
　　所谓“承中”，就是继承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方面。早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毛泽东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批判继承态度。后来毛泽东更提出了“古为今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的精华”的原则。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进一步深化，而习近平则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根本的自信的高度，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承中”既不同于那种一味以西方或苏俄为标准，全盘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那种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保守主义。这是一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持中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一味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革命和建设就是无根的，而全盘肯定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泥古不化，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缺乏正当性，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接马”意指接续并发扬光大西欧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实际上是要“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即在领会西欧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不拘泥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或单个结论，打破对它们的教条主义理解，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和需要出发，创造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弘扬了毛泽东的中国情怀和中国主体意识，他主张要实事求是，不要照搬本本，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前进，否则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就成了一句空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要根据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基于中国情怀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
　　“化西”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有选择地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于中国的方面，为我所用。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情怀和中国主体意识，既反对那种视西方为“异端”，在价值上完全拒斥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又反对那种自我降格、自我贬低，甘愿成为西方客体的各种“西化”论。“化西”是为了增强中国的主体意识和自主能力，更好地应对和超越西方，而不是放弃中国的主体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既是开放的，又是有原则的。其原则性在于坚持当代中国的主体地位，一切以当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需要出发，而开放性表现在只要对我有益的东西都可以吸收、借鉴。这种理论品格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有延续性，又能不断保持生机和活力。在“承中”“接马”“化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又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这种不忘初心，吸收外来，实事求是，包容创新的态度，是为了更好地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使命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面对中国崛起和文明秩序重组的大时代，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创新，包括话语表达上的创新。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史。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领袖生动活泼的思想理论和话语实践，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本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本书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不断融合、相互激发和提升的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明论意义上的综合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成果，并以此为立足点阐发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理论、建设国家、再造文明的伟业，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性、复杂性、正当性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希望本书对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以其借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文明世界化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吴新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哲学博士，兼任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常务理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学术委员。主要从事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应用伦理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合著，获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主要译著有：《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杜威全集：早期著作集》第三卷。

引　言
第一章　中国人自己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倾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关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二章　从西欧、苏俄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沉浮
第三章　革命与建设的辩证法
破除革命和建设的二元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成就／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思想武器
第四章　文化传承与文明再造
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传统／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和亲和性／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吸纳与利用／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民族文化特色／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
第五章　毛泽东的探索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探索的成果与局限
第六章　邓小平的开创
改革与革命／开放与自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第七章　“姓资”?“姓社”!
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扬弃和利用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八章　三个历史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使命
第九章　大时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驾驭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中华文明复兴与全球文明秩序
后　记
索　引

　　第二章 从西欧、苏俄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中叶以来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打上深刻烙印的理论思潮和社会运动。它不仅参与塑造了当代文明的基本形态，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而且引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诞生时期的阵痛和摸索、发展时期的成功和失败以及转型时期的决断和奋起，向人类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时至今日，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的发展道路、经验和模式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业也处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重要历史性关头，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正经历着艰难的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总结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在西欧、苏俄和中国的演变，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仅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入理解并完善中国模式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于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也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
　　如果把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正式标志，那么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已有近170年时间。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角度，可以把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大阶段：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草创阶段；从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到1991年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起伏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至今，是马克思主义的转型和创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西欧。当时西欧各国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有较快发展，世界市场得到了很大拓展，社会化大生产已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和规模，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等方面已经表现出巨大的革命性力量。但与此同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日益显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空前尖锐，西方文明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其内部激烈冲突和衰败的苗头已开始显露，建立在对内压迫、对外殖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科学的态度、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世界历史意识，对资本主义做出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和批判，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揭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诞生阶段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外，还包括1864年马克思亲自领导并参与创建第一国际，以及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第一次为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变为现实。1864年第一国际的创建与1889年第二国际的创建及其活动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绝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要求进一步“改变世界”，即要求理论的实现，要求在实践中不断对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最终使理论化为行动的力量。而《资本论》第一卷则揭示了资本主义运作的秘密—剩余价值规律，为人类认识和扬弃资本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南。
　　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还对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粗略的描画。他把共产主义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制，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到了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国家消亡。而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马克思还设想了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与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其生产方式即经济基础，它对国家制度、法、道德、艺术、宗教等观念所构成的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而后者对前者又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这种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发现，拨开了原来加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上的重重迷雾，破除了资本主义永恒不灭的神话，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
　　但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和草创阶段，有些理论是初步的、未成型的、探索性的。因此他们都声明，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穷尽真理，而只是为发现真理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他们在世时就在不断修正原先的部分观点。例如，按照马克思原先的判断，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较短时间内在西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但后来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使马克思意识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到了晚年，马克思更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理论勇气，为后人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的事业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以后，之所以能够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赢得了很多信仰者，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全面、最科学、最彻底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学说，特别是因为它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一客观规律，在对历史和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时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说服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产生时虽然立足于西方文明，但也具有超越西方文明的世界主义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说让世界上一切受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和奴役的人民看到了理想和希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人民更是巨大的鼓舞。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走出西欧，在俄国、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和发展。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可谓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其间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发展、壮大，直至最终走向混乱、衰败和解体；二是从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巩固、繁荣和强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跨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化和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压力，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采取了更为灵活和隐蔽的手段；同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加速推行殖民主义，抢夺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审时度势，做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最薄弱环节爆发的科学论断，并在俄国亲自发起成立工人运动组织，探索在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开辟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苏联建国后，迅速克服了国内的混乱局面，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加强了国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来势汹汹的德国法西斯，促成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并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巨大的道义和物质支持。
　　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于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新的概括和阐述，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和国家学说，形成了列宁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建立了坚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及时调整策略，不断纠正工作中“左”的和右的错误，把人民有效组织起来，注重国家能力建设，大大增强了国家对内整合和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
　　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如整个政党和国家体制过分官僚化，脱离群众，过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调重工业所导致的经济失衡，忽视民生，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一刀切政策，肃反扩大化，等等。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党和政府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不自觉地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指挥棒和节奏起舞，缺乏建立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信心和勇气；对党和国家及其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失误和所犯错误过分渲染，极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对资本主义的分化策略、和平演变图谋放松警惕，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在国内实行错误的、歧视性的民族政策，激化了很多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在处理与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抬头，把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变成“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有时为了维持苏联与他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关系，不准该国的共产党发动革命，阻止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例如印度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有时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霸主地位，肆意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甚至出兵侵略他国，严重损害了苏联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
　　在此过程中，苏东阵营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以“民主的”“人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为名，推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造成了共产党凝聚力、战斗力的削弱和广大人民的思想混乱。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新思维”“公开性”等旗号下，苏联党和政府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从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显然，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宣扬的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为1991年苏东剧变做了重要的意识形态铺垫。而在苏东剧变之后，原先存在的各种时髦的“社会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也和柏林墙一起轰然倒塌了。
　　苏东剧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其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允许其他意识形态存在并不是允许它们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流地位，因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对其他思潮和社会意识的引导。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等量齐观，就会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乱，最终使共产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自乱阵脚，自毁长城。其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胜利后，已经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必须既坚持革命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又要不断提高长期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在防止干部的官僚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同时，也要防止政党和国家体制的僵化，以保持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其三，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共存。但这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要照抄照搬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绝不意味着把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加以永恒化。社会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壮大发展自身，但绝不能被资本主义同化，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分化、西化、弱化策略的牺牲品。必须意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图谋绝不能放松警惕。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只能永远处于“手段”或“工具”的地位，而不能变成目的，否则扬弃和克服资本主义就会成为空话。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了丰富的经验，也吸取了宝贵的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与西欧和苏俄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开辟了一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迅速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铲除了各种利益集团，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普及了教育和医疗，在一些尖端科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拓了中国的国际空间，确立起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和党的其它领导人开始表现出脱离中国实际、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倾向，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最终发展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但这些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这也是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
　　“文革”结束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状况，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前进。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抓住发展这一主线，放手发动群众，动员各方面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产生力，增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和随之而来的苏东剧变，邓小平表现出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一方面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保证了社会主义中国继续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又没有陷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而是能够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大胆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发扬光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表明，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在实现和维护中国的统一、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先进性政党的历史进程中，立足于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学习型文明、先进性团体的深厚底蕴，吸收了苏联和西方的长处，又避免了对它们的迷信，不断克服“左”和右的错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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