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激进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危机的最前沿，罗伯特·F·肯尼迪见证并带领美国经历了20世纪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几个大事件。这本"美国传记图书馆"系列中的最新著作记录了肯尼迪在大萧条和二战中度过的早期生活、他在关于共产主义、贫困、公民权利的全国辩论中成为中心人物的事业上升期以及越南战争。
编者前言
“美国传记图书馆”系列丛书所记录的对象多为重要的总统、震惊世界的发明家、工业巨头以及社会运动的领袖。而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并不属于上述人物。尽管他曾为联邦政府效力，并在其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的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但他没制定什么政策。作为一为政治家，他直到38岁才担任要职——当选纽约州联邦参议员，仅42岁就离世——本系列丛书所记录的大多数人物此时才刚刚成名。
那么，为何要写这本传记呢？
尽管历史常常为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们所主宰，他们对着观众大吼大叫，要求人们听他们说话，但有时，往往是那些不那么起眼的人物更能掌握国家。例如，马克·汉纳（Mark Hanna）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在幕后影响着美国政治；腼腆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壮举体现了美国人的抱负，而他的悲剧也成了每一个美国人的损失。
正如约瑟夫·A．巴勒莫（Joseph A． Palermo）在这本激动人心的传记中所指出的，罗伯特·肯尼迪让人觉得“充满希望”，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给人的感觉。1960年元旦，“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已经形成，但罗伯特·肯尼迪并没有立刻成为偶像。在此之前的十年间，年轻的鲍比（罗伯特的昵称）对这个国家展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敏感性： 坚定的冷战分子和有组织犯罪的无情敌人。
但是在60年代，罗伯特·肯尼迪变了，就像这个国家一样。他支持民权运动，这使他的哥哥在分裂的民主党内背负上了极大的政治风险。1962年，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世界即将爆发一场核大战，此时，罗伯特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张和谈的。1963年，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幸遇刺身亡，此后罗伯特致力于反贫困运动和民权运动，并成了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领袖。通过这一切，他表现出了一种年轻的活力和乐观，而这正是那跌宕起伏的十年中最吸引人注意的特点。
传记作家巴勒莫是《自己的权利：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的政治奥德赛》（In His Own Right：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Senator Robert F． Kenned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作者。而这本新作关注的是罗伯特·肯尼迪激励民间活动家并激发他们的热情的能力。巴勒莫对于这一点有亲身经历。1968年肯尼迪赢得加州初选时——这是其通向白宫的关键一步，9岁的巴勒莫曾为之欢呼。但是，巴勒莫的振奋很快就被刺杀者的子弹打断了。巴勒莫写道：“我看了几百次肯尼迪在大使饭店从讲台上下来的镜头——我也放给我的学生看，每一次我都想跳进镜头里，抓住他的手，将他从近在眼前的深渊前拉走。”罗伯特·肯尼迪离去了，但这本书正是他不朽的生命力的证明。
马克·C．卡恩斯(Mark C.Carnes)
鸣谢
这本书的诞生缘于我和朗文出版社编辑迈克尔·博埃齐（Michael Boezi）在2005年于加州圣何塞市（San Jose, California）召开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会议上进行的一次谈话。那时，我的父亲正住在圣何塞市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刚刚接受完一项治疗，还在康复当中。我见过迈克尔回家之后，才得知父亲已在当天下午离开了人世。这本书是献给我父亲的。
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巴巴拉·基斯（Barbara Keys）把在本系列丛书中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作传的朱尔斯·泰吉尔（Jules Tygiel）介绍给我认识。她邀请泰吉尔教授来萨克拉门托市，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开讲座。晚餐时，我表示自己有兴趣写一本关于罗伯特·F．肯尼迪的书，泰吉尔教授就安排我和朗文出版社的编辑认识。
我要对迈克尔·博埃齐致以特别的谢意，他鼓励我开始我的写作计划。对于他的鼓励和指导，我深表谢意。我也非常感激马克·卡恩斯在我写作之初给予的极富见解的评论，使我重新审视初稿中遗漏的一些资料。我要感谢瓦妮莎·盖内雷利（Vanessa Gennarelli）和谢拉琳·戈德贝克（Sheralyn Goldbecker）娴熟的编辑工作，也要感谢GGS图书服务公司（GGS Book Services）的萨拉瓦西·穆拉里达尔（Saraswathi Muralidhar）监督本书的制作过程。我同样很感激以下评论家付出时间和心血来阅读初稿，他们是得克萨斯大学帕米亚盆地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of the Permian Basin）的德里克·卡萨姆（Derek Catsam）、阿勒格尼县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of Allegheny County）的杰奎琳·M．卡瓦利（Jacqueline M． Cavalier）、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的约翰·吉吉（John Giggie）、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的拉里·格拉布斯（Larry Grubbs）、普利茅斯州立大学（Plymouth State University）的约翰·克鲁克伯格（John Krueckeberg）、约克学院（York College）的皮特·利维（Peter Levy）、特拉基草原社区学院（Truckee Meadows Community College）的约翰·B．里德（John B． Reid）、肯高迪亚大学圣保罗分校（Concordia University, St Paul）的戴维·E．伍达德（David E． Woodard）。这些读者在本书的结构和风格方面给予我相当大的帮助。他们的评论是无价的，让我看到了自己忽略的问题。
我希望在此表达对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历史系的感情之情，让我有机会在2005年夏天以客座副教授的身份回到伊萨卡（Ithaca）开课。我也得以与导师理查德·波伦堡（Richard Polenberg）和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讨论这个写作计划，然后在奥林图书馆（Olin Library）的研究室坐下来，开始我的研究。
我还想感谢杰弗里·布坎南（Jeffrey Buchanan）以及罗伯特·F．肯尼迪纪念基金会（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Foundation）的每个人的帮助。2005年11月，罗伯特·F．肯尼迪纪念基金会邀请我前往华盛顿担任纪念罗伯特·肯尼迪诞辰80周年的演讲嘉宾。这次经历加深了我对肯尼迪的理解。那时我刚刚动笔写这本书，这次经历非常重要。
自2002年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任教，我已经教授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外交关系、历史编纂学、20世纪的历史和政治的课程。感谢我的全体学生和同事支持我，并为我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的历史课帮助我形成、改进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以及罗伯特·肯尼迪在这关键的十年所处的地位的观点。我要感谢历史系主任克里斯·卡斯塔尼达（Chris Castaneda）教授，他帮我建立了符合自己研究兴趣的教学计划，这使本书的写作受益良多。我要特别感谢行政系的斯坦·奥登（Stan Oden）教授，我们就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感谢他为加州教员协会（California Faculty Association）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最衷心地感谢我的母亲洛瑞恩·玛丽·巴勒莫（Lorayne Mary Palermo）在我学术生涯的多个艰难时刻，给予我无比的慷慨和支持。作为一名癌症幸存者，她的勇气是我最大的动力。
最后，我要感谢我最深爱、最敬重的妻子和伴侣珍妮特·戴顿·巴勒莫（Jannette Dayton Palermo），她尽一切努力帮助我完成这一研究计划。
约瑟夫·A．巴勒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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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C.卡恩斯（Mark C.Carnes)，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学家学会(SAH）执行秘书长，著名的传记作者。与约翰·A.加拉蒂（John A. Garraty）共同主编了24卷本《美国国家传记》(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1999)，被授予美国历史协会奖、美国图书协会的达茅斯奖和美国出版者协会的霍金斯奖。
约瑟夫·A.巴勒莫 Joseph A.Palermo，加州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历史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政治史。已出版8本专著，为美国当今*具影响力新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撰写超过55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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