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弗里丹：个人即政治_[美]苏珊·奥利弗著；钱亚楠，黄诗韵译_9787552010770

作为一名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激进主义分子，贝蒂·弗里丹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一直在为平等而进行斗争。受其个人经历影响，弗里丹一直在史密斯大学组织集会反对反犹太主义，作为记者代表公会揭露工资歧视，在《女性的奥秘》中描述国内的不满情绪，并且成立妇女国家组织。这本"朗曼美国人物传记图书馆"系列的最新作品循着弗里丹50年的奋斗之路，为我们分析了她的成功与失败。

　　编者前言
　　有些人的人生偏偏非常不幸地因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而蒙上阴影。杰出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即为一例，她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改变了人们对奴隶制的看法。据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会见她时曾说：“你就是那个写出引发这场大战的书的小女子。”而斯托从未摆脱她最负盛名的作品所留下的强大影响力。
　　贝蒂·弗里丹也有着相似的命运。她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年）对20世纪中期的家庭生活进行了尖刻控诉，甫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尽管此书没有引发一场战争，但的的确确引发了现代的女权运动。就社会影响力而言，这本书堪称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非小说类作品。
　　尽管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弗里丹的书，但她的生活却鲜为人知。比如，当读者在《牛津美国历史大辞典》（Oxford Companion to United States History）的索引中检索“弗里丹”，仅能查到《女性的奥秘》一书。弗里丹的书远比她的人生更具影响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只在家庭生活中寻求满足感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她这么做的目的是推销自己的作品。
　　事实远非如此。弗里丹在小时候就很渴望被关注。在史密斯学院，她非常热衷激进运动；此后，她成了一名劳工记者，勤勉工作，投身左倾事业。出版了《女性的奥秘》后，她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以保障女性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获得平等的地位。
　　弗里丹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天才，她在生命中开拓出了自己的道路；这是痛苦的、艰难的，但最终是令人振奋的。苏姗·奥利弗（Susan Oliver）的这部传记感情细腻，不仅展现了弗里丹的个人经历如何影响她的政治生涯，也展现了她的政治生涯如何改变了美国。
　　关于这一点，奥利弗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例。她23岁时第一次读了《女性的奥秘》，当时她已大学毕业，结婚4年并养育了3个小孩，她回忆道：“我感到被困住了。”但当她读了弗里丹的经典作品后，意识到其他女性亦同样感到“被困住”，和弗里丹一样，她们也在寻找一条出路。在此后的8年间，奥利弗在有时一学期仅修一门课的情况下完成了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学士学位课程。她坚称自己的成就“是因贝蒂·弗里丹而成为可能”。奥利弗之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洛杉矶地区喜瑞都学院（Cerritos College）的历史学教授。
　　马克·C.卡恩斯（Mark C.Carnes）
　　前言作者
　　在当前的女性史和女性研究文献中，贝蒂·弗里丹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还未得到充分的审视和肯定。弗里丹如被提及，多因她写了《女性的奥秘》并与别人共同创建了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这一疏忽致使人们忽略了她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女性争取权利；贝蒂·弗里丹不懈地提倡，全体女性，不论其婚姻状况、肤色、社会阶级和性取向（尽管对此的倡议有些迟），在美国社会中都应享有完全的平等和公正。对她而言，这是为女性争取完全的平等，是尚未完成的革命。这正是50年政治生涯中她作为一名作家和女权主义者的动力。如今，她的努力使女性和男性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平等和公正。
　　《贝蒂·弗里丹：个人即政治》使弗里丹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更受关注。通过对弗里丹著作及与其相关文献资料审慎而细致的使用，这本传记第一次客观全面地评价了弗里丹的一生。本书展现了弗里丹为使女性在美国社会中不再被当作二等公民而作的不懈努力，她也意识到女性要取得平等的地位须实现公共政策的改变。为了体现她的活动范围，弗里丹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与别人一起创立了全国妇女组织，还在她人生的最后十年中指导实施由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资助100万美元的项目“新范式：女性、男性、工作、家庭和公共政策”。因此，就本书的视野和分析而言，本书把弗里丹和第二波女权运动放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背景下，描述了在80年代保守派人士强烈反对女权主义之际，她是如何确保女性的权利的。
　　2002年，在新版《女性的奥秘》的序言中，弗里丹反思了她一生努力的意义：“在三十余年里，女性突破了女性的奥秘去参与政治和经济，在主流社会中获得了权力，但她们还是不能和男人一样，只是被允许在公共场合表达一些过去只能在私人场合才能表达的价值观。”为了证明她的观点，她接着指出：“我们必须反抗的奥秘正凭借新的力量和激情，在家庭和社会层面上……扭曲女性现有的真正的价值观。由此，她们正改变着政治和个人层面上的婚姻和家庭，也改变着与男性一同承担的家庭和社会。”弗里丹相信，她和其他人“从意识走向行动再回到意识”，从而形成了一种“个人即政治，政治即个人的新观点”。
　　2006年2月4日，贝蒂·弗里丹在她85岁生日之际逝世。今天，历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她的朋友和敌人、老一辈和年轻人都开始评估她的遗产。有关贝蒂·弗里丹的研究和历史文献开始增加。若要获悉最新的研究成果，拓展有关弗里丹的原始资料，在大学课堂上使用这本传记时获取帮助，请参阅我的网站http： //www.cerritos.edu/soliver。
　　苏珊·奥利弗
　　鸣谢
　　写作是一项孤独的任务，而写一本书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很多重要人物都对这本书的完成作出了贡献。培生朗文出版公司（Pearson Longman）的总编迈克尔·博埃齐（Michael Boezi）鼓励我提交一份提纲，并一直支持我的工作。“美国传记图书馆”系列的编辑马克·卡恩斯提出的批评很有见地，也非常重要，并在关键时刻给予我鼓励。编辑助理瓦妮莎·金纳雷利（Vanessa Gennarelli）对本书的激情始终如一。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经验丰富、有洞察力的编辑，她的评论和意见使这本传记更为出色。最后，在出版过程中，安妮·莱塞（Anne Lesser）和巴比瑟·巴兰（Babitha Balan）以她们的专业知识为这部手稿润色。
　　我也要感谢那些阅读过我的手稿并加以推荐的人们。他们是南马里兰学院（College of Southern Maryland）的克里斯蒂娜·阿诺德劳里（Christine ArnoldLourie）、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Texas State UniversitySan Marcos）的玛丽·C．布伦南（Mary C．Brennan）、阿勒格尼县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of Allegheny County）的杰奎琳·M．卡瓦列（Jacqueline M．Cavalier）、佐治亚沿海社区学院（Coastal Georgia Community College）的琼·乔特（Jean Choate）、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阿灵顿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的斯蒂芬妮·科尔（Stephanie Cole）、瑞福德大学（Radford University）的玛丽·费拉里（Mary Ferrari）、奥扎克斯理工社区学院（Ozarks Technical Community College）的杰茜卡·杰勒德（Jessica Gerard）、夏威夷太平洋大学（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的艾利森·J．高夫（Allison J.Gough）、锡斯科初级学院（Cisco Junior College）的辛西娅·约翰逊（Cynthia Johnson）、阿肯色州立大学（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的谢丽丝·琼斯布兰奇（Cherisse JonesBranch）、圣路易斯社区学院梅勒梅克分校（St．Louis Community at Meramec）的谢利·L.莱蒙斯（Shelly L. Lemons）、布莱恩特大学（Bryant University）的朱迪·巴雷特·利托夫（Judy Barrett Litoff）、中央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Arkansas）的金伯利·利特尔（Kimberly Little）、中央密歇根大学（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的凯瑟琳·托宾（Catherine Tobin）、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钱特尔·E．维纳（Chantalle F．Verna）和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的雪莉·特雷莎·瓦伊达（Shirley Teresa Wajda）。
　　此外，亚瑟和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史图书馆（Arthur and Elizabeth Schlesinger Library on the History of Women）的戴安娜·卡里（Diana Carey）和劳里·埃利斯（Laurie Ellis）也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方便。我经常需要从有关贝蒂·弗里丹的论文中检索资料，她们总是快速、积极地回复我的请求，即使这意味着需要翻遍好几个箱子。
　　另外，我幸运地得到了学院管理人员的支持，他们在教学安排方面给予我相当的灵活性，同事们的鼓励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我要特别感谢同事苏姗娜·克莱曼斯（Susanna Clemans），她从行文的清晰度、连贯性和结构方面帮助我校阅手稿；感谢我的朋友洛伊斯·安德鲁斯（Lois Andrews）耐心地聆听我的想法、顾虑，不断地给我希望。感谢我的孩子马克（Mark）、戴维（David）和莉萨（Lisa），他们是最棒的拉拉队。
　　我的丈夫拉塞尔·斯托坎（Russell Storkan）所作的贡献尤其巨大。他良好的判断力、不可思议的耐心和无限的慷慨让我身心愉悦。

　　第一章犹在镜中
　　犹在镜中我想恋爱，想被人爱，想被人需要。我想有自己的孩子……然而我知道，我不想只是找个男人嫁了，然后为他操持家务，成为他孩子的母亲，而自己什么也不是。我想为自己的人生做点儿什么——有自己的嗜好，获得成功和名望。
　　——贝蒂·戈尔茨坦《犹在镜中》（1938年）
　　（Betty Goldstein, “Through a Glass Darkly”,1938）
　　贝蒂·弗里丹还在高中时就决定了要如何度过她的人生。她想要结婚、生孩子，这都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相符。然而，她还想要更多，她想投身那些能够让她获得成就感的活动和职业，最好再能为她带来一定的社会认可。在此后的六十五年里，贝蒂·弗里丹从未动摇过当时的决定，她无法犹豫——她的价值观和抱负早在生命的头十七年里就已经树立了。
　　1921年2月4日，贝蒂·弗里丹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的普罗克特医院（Proctor Hospital），取名伊丽莎白（贝蒂）·娜奥米·戈尔茨坦（Elizabeth （Bettye） Naomi Goldstein），是戈尔茨坦夫妇的第一个孩子。18个月后，她的妹妹埃米（Amye）出生，1926年，家中又迎来了弟弟小哈里（Harry Jr.）。贝蒂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度过了她生命的头十七年半，这段生活以及犹太移民女儿的身份都是塑造她孩童时期的认知、学生时代的个性以及成年后在政治上的激进态度的关键因素。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皮奥里亚都被认为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阵地，这些传统价值观是从早期的欧洲移民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思想传统——信奉基督教新教，遵循开国者关于自由与平等的政治主张。贝蒂生活在皮奥里亚时，犹太裔及非洲裔居民各占10万城市总人口的3％。作为少数族裔，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犹太人意识到他们必须克制甚至抛弃自己的文化、宗教传统而去追求经济上的成功并获得社会认可。贝蒂的父亲哈里·戈尔茨坦（Harry Goldstein）先生显然深知这一点。
　　哈里·戈尔茨坦（1881～1943）是一个成功的移民。他出生在基辅市附近的小村庄，家里有13个孩子，他是老大。哈里的父母担心发生反犹太人的极端行动（即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大屠杀），决定离开俄罗斯，哈里也随之来到美国。和许多东欧犹太人一样，戈尔茨坦一家相信美国远离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是安全的天堂，并且他们还能维护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家人倾尽所有，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丝市，心里充满了希望。哈里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决定自食其力并搬到了皮奥里亚。为了挣钱，他推着手推车在市区购物中心的街角叫卖领扣。
　　戈尔茨坦移居皮奥里亚市显然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是伊利诺伊州的第二大城市，人口逐年增长，经济基础多元而稳固。二十五六岁时，哈里已经攒够了钱，在他曾经叫卖领扣的地方开了家珠宝店。他成了家，但妻子几年后就过世了（尚未有关于戈尔茨坦第一任妻子的信息）。因为客源稳定，哈里在三十多岁时就已经在生意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告称戈尔茨坦的商店是“中西部最好的珠宝店”。在贝蒂的记忆里，这家店就是皮奥里亚市的“蒂芙尼”。
　　贝蒂的母亲米丽娅姆·莉娅·霍维茨·戈尔茨坦（Miriam Leah Horwitz Goldstein）（1898～1988）是桑德尔（Sandor）和伯莎·霍维茨（Bertha Horwitz）的独生女。这夫妻俩也是犹太人，为了躲避贫困和压迫才离开故土匈牙利的。19世纪80年代，年轻的桑德尔来到圣路易丝市，进入了医学院。90年代，他又来到皮奥里亚市自己开业，娶了米丽娅姆的母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维茨医生成了军医队的一名中尉。战后，他又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皮奥里亚分会，成为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为了表达他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霍维茨总在独立日和退伍军人节自豪地戴上军帽。
　　米丽娅姆·霍维茨在皮奥里亚市出生并接受教育，她已经成年的孩子以及那些熟识她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待人苛刻的人，也承认她小巧的身材、棕色的眼睛、深色的头发都很引人注意。米丽娅姆在20世纪50年代前一直住在皮奥里亚。高中时，她表示想要就读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但她父母认为在皮奥里亚市的布拉德利学院（Bradley College）念两年就够了。尽管很失望，但米丽娅姆没得可选，只好去了布拉德利。毕业后，她进入当地一家报社担任女性版面的作家和编辑，她很爱这份工作。
　　米丽娅姆是怎样认识哈里·戈尔茨坦的，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们决定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结为夫妻。米丽娅姆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首先，戈尔茨坦是一个鳏夫，比他们的女儿大20岁；其次，米丽娅姆在美国出生，又取得了大学学位，而戈尔茨坦生于俄罗斯，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就连说话都带着浓重的乡音。决心已定的米丽娅姆不顾父母的反对，于1920年2月3日同戈尔茨坦结婚，此时距她22岁生日只差几天。
　　尽管是第一代移民，哈里·戈尔茨坦却和他的妻子及亲戚一样，很期望被皮奥里亚土生土长、经济富有的上层中产阶级所接受。他加入了改革派犹太教，并且像皮奥里亚的成功商人一样参与社会和经济事务。戈尔茨坦也意识到，想要被上层中产阶级接受就意味着他新婚的妻子必须放弃报社的工作。他告诉米丽娅姆，“皮奥里亚最好的珠宝店”的老板得有一个不必工作的太太。
　　多年以后，米丽娅姆表达了对被迫停止工作的不满。但身为一个新婚妻子，她和她的丈夫一样，也想被当地的主流社交圈接受。何况，她很喜欢自己的新身份——22岁的米丽娅姆已经成了皮奥里亚市一位事业有成、富有、令人尊敬的商人的太太，这使她很有可能成为当地报纸社会版上的人物，而不是报纸记者。这样的机会对于米丽娅姆这样自知富有魅力和美貌并已习惯受到关注的年轻女士来说极具诱惑。
　　1924年，戈尔茨坦一家朝着融入上层中产阶级社交圈的目标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他们买下了位于布拉夫斯的一处房子，那里是当地最富裕的社区。尽管戈尔茨坦还负担不起面朝伊利诺伊河谷的维多利亚式豪华别墅，他们还是买下了正对着300英亩布拉德利公园的一座砖式房子，这座房子视野开阔，还有儿童游戏场和一个露天舞台。米丽娅姆在屋子里放了一架斯坦威袖珍型三角钢琴，在餐厅放了一张雕花的木制十二人餐桌。戈尔茨坦家雇了一个厨师和一个女佣，有些情况下还会雇一个临时司机。
　　从乏味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后，米丽娅姆得以为家庭和自己建立起一个社交形象，在贝蒂眼里，她的母亲表现得完美无缺。如同这一阶层的其他女性，米丽娅姆打高尔夫和桥牌、骑马、游泳。她参加了两个犹太女性团体，又加入了当地的社区福利基金会（Community Chest）。她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和女性朋友举办阔绰的午宴和雅致的桥牌聚会。米丽娅姆也花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来保养让她骄傲的容颜。她热衷于购物，雇裁缝度身定制套装和裙子，自认为是皮奥里亚市值得大家追随的时尚界领军人物之一。
　　哈里·戈尔茨坦作为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很为能在布拉夫斯买下房子而自豪，而米丽娅姆，匈牙利犹太移民的女儿，同样也很享受成为当地最成功、最时髦女性的感觉。为使梦想成真，戈尔茨坦夫妇申请成为皮奥里亚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这是城中最有声望的俱乐部，然而他们还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拒绝了。这一经历使戈尔茨坦夫妇意识到身为犹太人的他们仍处于社会精英阶层的边缘。
　　年幼的贝蒂并未注意到父母的沮丧。她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总是和妹妹比赛谁先穿好衣服，以便可以在早餐前和父亲散步。晚餐后，他们一家人常常会开车穿过布拉德利公园的空地兜风。在一天结束之时，贝蒂的父母会聆听她的晚祷。她首先背诵传统的犹太祷词“听着，哦，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主只有一个”（Shema Yisrael）原文为Shema Yisrael：“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这句祷词被视为对信仰的声明，是每个犹太孩子学会的第一句祷词。,接着再做传统的基督教祷告“此刻让我入睡”。
　　让贝蒂开心的是，她的父母用孩子们最喜欢的传统方式来庆祝圣诞节。贝蒂相信圣诞老人会来，她会把袜子挂在壁炉架上，琢磨圣诞老人究竟如何从细细的烟囱里下来。圣诞节的清晨，贝蒂总是和弟弟妹妹们坐在楼梯顶焦急地等父母示意他们查看圣诞老人带来的礼物。父亲更希望孩子们遵循他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庆祝光明节（Hanukkah,犹太教节日），可对贝蒂来说，在烛台上点燃8支蜡烛远不如圣诞老人的到来有趣。
　　在贝蒂的少年时代，戈尔茨坦一家常到威斯康星州海沃德市的圆湖（Round Lake）垂钓营度暑假。哈里之所以选择这个度假点是因为他喜欢钓鱼，他也同贝蒂一起分享这份愉悦。“我父亲会带上我一起去钓鱼。”她后来写道，“我记得那种激动，梭鱼或鲈鱼上钩时的那种感觉，鱼竿一弯，你用力向上一拉然后开始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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