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文集（第2卷）·新潮学案_夏中义著_9787552019513

1980年代新潮文论当属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厚重一页。本书所评述的诸位学人，如李泽厚、刘再复、鲁枢元等，皆是学界公认的新潮文论作者，既然他们曾或深或浅地影响了新时期思潮，其人其说也就不再是纯个体存在，而已转化为不无思想史意味的学案。本书注重个体研究，着重通过对上述诸家诸说的逻辑解构及价值重估（微观），以迫近对该时期的大陆人文精神境况的总体俯瞰（宏观）。本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本书附录辑自《思想实验》一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

　　《夏中义集（第2卷）：新潮学案思想实验》：
　　以作家为例，也许可把上述原理讲得更直接。这就是说，作家或创造主体也是“有限”而非“无限”的。譬如在创作准备阶段，其素材生产受制于心理定势，这一由作家的人生态度、心境与早先体验所构成的心理定势，犹如埋在体内的自动装置不露形迹地诱导作家关注他所倾心的生活敏感区，将此内化为自己的素材域乃至精神血肉，为其创作储备高品位的艺术原料。作家只有写自己最想写即体会最深的东西时才可能成功。这分明是能动：因为素材作为多元心理融合的统觉性印象捺着个性化印记；同时这也是受动：因为作家个性不能逸出他所处的现实关系和文化氛围而形成。受动先在地影响作家的能动向度，这便是创造主体的“有限性”。又如投入创作进程，那是作家的创造想象与忘我激情的交响，但其中同样有能动与受动的关系即“有限性”问题。想象力，即作家裁剪与组合素材的心理机能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从不拘泥于素材原型，相反要捣碎原型，用素材来熔铸艺术造型。表面看来，想象对素材碎片进行艺术重组的天地甚广以至“无限”；但实际上，作家的想象大多沿着他所醉心的形式美学轨道运行，是有度、讲规范的。假如说，想象力理应顺从作家的审美情趣而挥洒是能动；那么，该情趣作为某一内化了的文化背景的分泌物又诚属受动。受动孕育能动，能动蕴结受动。这又证明创造主体确实“有限”。诚然，壮怀激烈的作家有时会陷于“我想这么写”，外界偏“不让你写”这类悲剧性冲突，但你所以非这么写不可，似乎不这么写将愧对良知或历史之焦虑，说到底，也是源于你对某一理想或时代潮流的深邃感应。倘若你义无反顾地写了，豁出去了，海燕似地预报了未来的风暴，这也不能说明你已拥有“无限”。这就像跳高冠军征服世界记录，他在飞越横竿那瞬间的能动雄姿，本是赛前一系列受动性集训的结果，即使他有幸捧金杯，也只是将世界记录提升了几厘米，即使越向另一高度，该高度既铭刻着他的功绩，也表明了新的限度，仍有待于后者奋勇突破不止。
　　文学史上还有另一情形，即某些作家的诗情才华或创造动力几乎被苛政萎缩为零，如此殷鉴，除了告诫文坛必须优化文学生态外，是否也得请作家反省一下自身有没有使生态恶化赖以泛滥的异化人格因子？因为，外因往往通过内因才起作用。外界高压只有通过人格中介本身，才能最后窒息活泼泼的创造心灵。这就表明某作家在某时期不能自由舒展乃至失落其“主体性”，固然有历临逆境等外因，但同时也有人格怯懦等内因。说得更彻底，则高压氛围不仅是由强权者，往往也是由那群盲从者与胁迫者的自愿或非自愿拥戴所合作熏染的。这就不难解释，假如在总体上承认“人无完人”，那么，也就不应苛求被冠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金必足赤”。马克思曾把人类把握世界的精神方式分成四类：即科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实践一精神的。这就是说，作家作为语言艺术家，除了擅长在想象与情感世界中虚构审美图景外，他并不比政治家或普通劳动者高明，甚至在官场或日常场合，一个纯粹诗性的作家可能极蠢。即使从马斯洛的行为科学角度来看，作家“主体性”也未必像刘再复所希冀的那般纯正。因为无论文学王国多么圣洁晶莹，作家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首先亟待满足的仍是生存、温饱、安全感等粗俗需求，其次才是对自尊、爱、事业乃至真理的追求。这说明“主体性”虽是以“超生物性”为标志的，但“主体性”的高层次实现却又是以低层次生理需求为垫脚石的。低层次需求可以有助于人的“主体性”高扬，但也可能拖后腿，磨损主体的卓越追求，以致使人失却“主体性”。一部文学史，既有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猛士高风而名垂千古，也有为苟活、金钱、乞食袋与乌纱帽而弄文舞墨或袖手搁笔的。作家“主体性”的限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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