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为莫兰的代表作。莫兰根据几十年来的出版资料，对现象学运动中的五位德语代表哲学家（布伦塔诺、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阿伦特）和四位法语代表哲学家（莱维纳、萨特、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的丰富学术思想，做了深入浅出的清晰论述。《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出版后次年即荣获巴拉德现象学杰出著作奖，并成为西方各大学有关现象学研习的教学参考书。《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另一个特点是，除哲学家本人的思想背景和主要理论的论述之外，不仅对各相关理论提出批评性解读，而且附有关于哲学家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细节描述，也因此增加了《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的吸引力。
《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
布伦塔诺学派
在布伦塔诺一生中出版的著作（许多是关于哲学史的）既未充分表现出他的哲学观的丰富性，也未表现出他对受其吸引的天才学生所产生的人格影响力。有关他作为一位思想家的独创性的更好的证明，可以在其《遗著》中发现。但是显然，布伦塔诺本身是一位富于激发力的独创性思想家，他刺激了自己的学生们沿着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些学生们在他们皈依于老师并希望模仿其方法方面是充分一致的，以至于可以松散地谈到一个“布伦塔诺学派”的存在。在胡塞尔之外，此“学派”的成员包括马尔提（1847-1914），他开创了一种语义分析方法；施图姆普夫（1848-1936），他发展了特别是感觉经验（例如听觉）的描述心理学；特瓦尔多夫斯基（1866-1938），被称为“波兰哲学之父”，其兴趣既包括形上学又包括语言哲学；梅农（1853-1920），他发展了罗素加以反对的“对象理论”；霍夫勒（1853-1922），一位颇有影响的逻辑学家和描述心理学家，他同样在维也纳教书；埃伦费尔斯（1859-1932），格式塔心理学的奠基者；以及马萨里克（1850-1937），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曾经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至死都在支持胡塞尔。虽然不是布伦塔诺学派的成员，弗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学奠基者，在1874-1876年曾经听过布伦塔诺的课，这是弗洛伊德作为其医学训练组成部分所研修过的唯一哲学课程。布伦塔诺学派的成员们对于实在论形上学、格式塔心理学以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革新贡献良多，而且对于现象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发挥了显著的影响力。[4]然而在此我们主要关心布伦塔诺的研究和教学对于胡塞尔发展其现象学的过程中所给与的思想激发力。
胡塞尔随布伦塔诺学习的两年（1884-1886）对于他的思想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其后生涯中胡塞尔满怀感激地承认布伦塔诺对自己的影响。胡塞尔在获得了他的纯粹数学博士学位后，为布伦塔诺的课程所吸引，急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朋友马萨里克曾经高度称赞过的这位著名的老师。马萨里克本人于1876年随布伦塔诺完成了其博士学位研习，并于1876年至1882年作为私讲师任教于维也纳大学，其后任教于布拉格大学。[5]
布伦塔诺的讲课为胡塞尔提供了有关传统哲学的最初的严肃导论。他留存给胡塞尔一种有关哲学家自我批评和严肃生活的信念，而且在短时间内影响了胡塞尔从数学追求转入哲学追求的决定。胡塞尔继承了布伦塔诺这样的观点：任何有价值的哲学都必定是严格科学性的，而不是以思辨方式产生随意的意见。在其研究生涯的最初十年间（1890-1900），胡塞尔认为自己在推进布伦塔诺关于“描述心理学”的纲领，把布伦塔诺对意向性的论述看作理解意识行为以及心理体验（Erlebnisse）并对其加以分类的关键概念。布伦塔诺关于“明证性”，或更准确地说，关于“自明性”的哲学，对于胡塞尔的哲学概念具有极其显著的影响，即这种哲学获得了对可证明的确定性加以支持的真正洞见。[6]胡塞尔也继承和发展了布伦塔诺在“真正的”和“非真正的”呈现之间的区别法，后者在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算术哲学》中，并接着在他对在“空的”和“充实的”之间的、在对象充分现前时所出现的记号思想和心理行为之间的区别法所做的现象学的论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布伦塔诺也激发了胡塞尔最初研究时间意识的动力，时间意识是一种不同于记忆的最初联想作用或综合作用。多年以来胡塞尔越来越批评布伦塔诺教导的方向，并最终看到他已在意识研究和一般哲学概念的程度上大大超过了老师，直至最后完全否定了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认为其不足以恰当地刻画自己的现象学了。胡塞尔虽然发展了布伦塔诺的整体和部分的理论，却似乎从未关注过布伦塔诺的偏于形上学的兴趣或受过其影响，例如后者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或者再往后时所转向的“物基本论”（reism）——主张只有个别物是存在的，它否定普遍项、种属，以及特性的存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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