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贝尔，兼具大众传播和社会语言学的独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和媒体顾问的身份，多年来同时生产和研究着媒介语言和话语，曾在日报和周报任记者和主编，也曾在几个国家、特别是在新西兰和英国研究媒介语言。目前任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语言学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著述领域包括“语言风格与受众设计”以及“语言与媒介”。《社会语言学刊》（布莱克维尔）的创办者（与尼科拉斯·库普兰共同创办）和主编。
彼得·加勒特，威尔士卡迪夫大学语言与传播研究中心语言与传播高级讲师。研究和著述主要在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领域。与卡尔·詹姆斯（CarlJames）共同主编过《课堂语言意识》（朗文，1991）。目前任期刊《语言意识》（多语种出版社）主编。在许多期刊发表过文章，包括《社会中的语言》、《语言与传播》、《多语》、《多语与多文化发展学刊》、《语言与教育》以及《语言文化与课程》。
媒介与话语：一个批判性的概述
彼得·加勒特 艾伦·贝尔
《媒介话语的进路》向学者和学生们呈现了正在开展的媒介话语研究的一些主要途径。它不仅意在给学生们介绍有用的研究框架， 而且要为学者们展示媒介话语研究的现状。我们对本书的概述试图勾勒出作者们各自关于媒介话语的进路或分析框架；通过媒介文本范例的细致分析对这些进路进行深入的阐释，包括这些文本的生产与接受，及其社会政治的维度；并在这些进路的应用方面提供 实用的指导。
1995年，我们在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召开了关于媒介话语的圆桌会议，本书大部分文章起初是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圆桌会议遴选了 媒介话语方面最顶尖的专家。会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各自的研究进路的机会，并让他们获得这个领域的同行的反馈。但本书不是一个会议记录。恰恰相反：圆桌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预备本书而策划的。
那么，什么是媒介话语？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呢？这些首要的问题涉及术语的澄清。“话语”和“文本”都明显缺乏一致认可的定义 （例见Widdowson，1995）。显然，我们并不试图在这个概述中澄清如此复杂的一个领域。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正在研究 媒介话语，那么，什么是话语？媒介话语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领域，不同的学科对这些术语的涵义有着各自的理解。例如，在社会 学领域，话语主要被视为与语言运用的社会语境相关。在语言学里，话语更多地关注语言及其运用。近年来，这两种传统出现了建设性的融合趋势（Boyd Barrett，1994：23）。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种兴趣交织的产物，并且我们期待它们进一步的合作发展 。
我们不能用传统语言学对话语和文本的区分（即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来审视现代媒介中的语言。传统的口语要有一个同时在场的 听者，他能影响演说者的话语流动，但媒介中的口语往往不允许那样（参见Bell，1991）。如果说传统的书面文本意味着遥远的读 者不能影响话语的流动，那么媒介中的口语则具备这样的特征。这种差别变得模糊的另一个原因是关于文本的意义居于何处的观点 产生了变化。“……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时产生的，而非在写作之时发生……（这就）取消了文本作为意义的创造者的地位” （Fiske，1987：305；另见Meinhof，1994：212f）。由于现在意义更多地被视为读者与文本协商的产物，文本便具备了更多话语互 动的特征。
这种演变的部分原因是话语和文本在今天的一些文献中已难以截然区分，并且有人声称这些差异是微不足道的3（参见Widdowson， 1995：161f）。然而，在许多文献中，正如本书所示，一种新的差别已经出现了。“文本”倾向于用来表示一个传播事件的外在显现，而“话语”概念的运用可以通过库克（Cook，1992：1）关于话语分析的一段话来说明：
它并非孤立地考虑语言，而是也检视传播的语境：谁对谁传播、为什么传播？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情景中，通过什么媒介传播？不同 的传播类型是如何演化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何？
对于在媒介语境中做到这一点的话语分析，媒介文本的定义已经远离了将文本视为“用墨水印在纸张上的文字”的传统观点，而达 到一种更宽泛的界定，包括言语、音乐和声音效果、图像，等等。
格拉多尔（Graddol, 1994b：41）主张，多数文本都可以被看作传播的手艺，并且，照此来看，它们就是技术的产物。那么，媒介文本反映了生产它们的技术。现代媒介的音乐和声音效果具有与口头文本相似的韵律学特征——项目分组、边界标记、历史分期或 远处的方位指示，等等。与这种技术背景相比较，克雷斯与范·莱文在本书的第7章中涉及的是报纸版面作为“文本”的设计。因为任何手艺都有其历史，并被精心制作为一种最终的形式，这就为贝尔在其研究中洞察一则新闻报道的最终成型如何受到选择和编辑 过程的影响提供了语境。
那么，为什么对媒介话语感兴趣呢？长期以来，媒体已成为语言和传播及其他更宽泛的媒介研究领域的焦点。贝尔（Bell，1995a： 23）对此给出了四个主要原因。第一，媒体是容易获取的研究和教学资料的充裕来源。第二，媒体的使用影响和再现了一个言语社 群中人们对语言的运用和态度。第三，媒体的使用可以通过语言和传播的投射告诉我们大量的社会意义和刻板印象：例如广告中使 用的外国语言（Haarmann，1984；Cheshire & Moser，1994），广播唱片中的风格转换（N. Coupland,1985），以及电视中对老人 的描绘（Robinson & Skill，1995）。第四，媒体还反映和影响着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构成与表达。
本书包括广泛的媒介话语的研究框架和进路：谈话分析（格雷特巴奇）；社会认知视角（范·戴克）与话语实践视角（费尔克拉夫 ）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文化研究（艾伦）；结构的话语分析（贝尔）；接受分析（理查森）；以及视觉设计的“语法”（克雷斯与 范·莱文）。所有这些进路都密切地关注媒介文本的形式，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和政治分析的影响。范·戴克、贝尔、格雷特 巴奇和克雷斯与范·莱文都提出了具体的分析框架，并将它们细致地应用到各种媒介文本范例中。费尔克拉夫 、范·戴克和艾伦的 章节广泛地涉及社会政治及话语的问题，同时还保持了作者的“批判”立场。
然而，本书讨论的媒介文类的范围是相对狭小的。它们都是“现实”的而非“虚构”的，并且除一个以外都涉及新闻（范·戴克关 注的是意见部分，如社论）。当然，其他媒介文类已经被研究过了。例如，库克（Cook，1992）关于广告的话语研究，塔尔博特 （Talbot，1992）对少年杂志的分析，以及库普兰（J. Coupland，1996）关于约会广告的研究。但多数媒介话语的研究都是“现实 ”的文类，特别是新闻。（可以说，多数大众传播的社会学分析都是如此——只是在最近的文化研究、批判研究和文学批评学派中 ，其他媒介文类才占据了上风。）这种侧重反映了新闻作为声望最高的每日媒介文类的地位，以及它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核心影响 力。然而，在新闻内部，研究范围是多样的——比如，对硬新闻的话语分析（贝尔，费尔克拉夫），视觉设计（克雷斯与范·莱文 ），访谈（格雷特巴奇，费尔克拉夫），电视新闻的开场（艾伦），以及电视新闻报道及其接受（理查森）。
从地理范围来看，5部分资料主要采集自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多数来自英国——大部分的媒介话语研究在英国完成，并且多 数作者正以此为基地。文章对广播电视和印刷媒介的关注是平均的。贝尔、范·戴克以及克雷斯与范·莱文研究的是日报，艾伦、 格雷特巴奇和理查森研究电视，费尔克拉夫研究广播。
本书最有启发的阅读方式之一是比较不同作者对相似的资料和研究问题的处理。例如，格雷特巴奇和费尔克拉夫都分析了对抗性的 新闻访谈，他们分别采用谈话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角。这使我们能够看到不同进路是如何实践的，它们包含了什么、提供了 什么，以及它们得到了什么类型和性质的发现。同样，贝尔、格雷特巴奇和艾伦都分析了新闻故事的文本，他们的进路也可以进行 比较。艾伦和范·戴克都分析了有关西方国际关系中两个反派角色的文本，利比亚的卡扎菲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分析者都 描绘了他们国家的报道中“我们”如何对立于“他们”的刻板印象。格雷特巴奇也分析了较早之前（大概是1980年）的新闻访谈中 ，苏联如何被钉在了“他们”的靶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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