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战争暴力和极端饥饿的残酷生活所导致的难民，就已经叩响了他人的大门。对于大门后面的那些人而言，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总是陌生人；而陌生人之所以往往引起恐惧、焦虑，仅仅是因为这些陌生人不为大门后的人们所理解。今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面临这种历史的极端情况，我们的电视屏幕和新闻报纸充斥着关于“移民危机”的报告，渲染难民对欧洲各国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关于这种焦虑的讨论，已经引起了一次真正的“道德恐慌”——一种恐惧情绪——在大量的人口中扩散，他们担心这种邪恶会威胁社会的幸福安宁。
在这本小书中，齐格蒙特?鲍曼分析了这种道德恐慌的根源、表现和影响。他简要地剖析了今天的移民恐慌，指出了政客们如何利用这些广泛扩散的，特别是在已经如此之多的被剥夺继承权者和穷人之中广泛传播的恐慌和焦虑。他认为，相互孤立、修建隔离墙而非沟通对话的策略具有误导性。这种策略可能带来一时的安宁，但是从长期来看注定会失败。人类正面临危机，走出这种危机的**出路，就是承认地球上的不同人口部分日益相互依赖，并找到新的道路，使我们与具有不同意见和偏好的陌生人团结而合作地生活在一起。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之一。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1954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8年被反犹主义者逐出波兰，1972年起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Adorno Prize），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个体化的社会》《被围困的社会》等作品。
译者简介：
姚伟，教授，博士。著有《关系网络、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译有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Powell）等主编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在《社会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
第一章移民恐慌及其滥用
电视新闻、报纸头条、政治演说、网络推特等等，常常传达公众的关注焦点，表达公众的焦虑与恐惧，并加以大肆渲染。现在，它们又纷纷转向“移民危机”这一话题。这一话题现在显然已经淹没欧洲，似乎预示着我们所熟知的、所实践和珍爱的生活方式即将崩溃和消逝。那些舆论制造者，为了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理与情感，并使之从属于自己，而不断地发动宣传战役；当下的“移民危机”，正是这种战役的政治代号。现在，来自那个战场的新闻媒体所造成的影响，的的确确已经导致了一种“道德恐慌”。正如英国维基百科的记载，根据对这种现象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道德恐慌”（moral panic），是指“一种在大量人口中广泛扩散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使人们认为存在某种邪恶的东西，正在威胁社会的幸福安宁”。
正当我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另一种悲剧——一种天生的麻木不仁和道德盲从——又在依次等候上演。移民悲剧的层出不穷，使公共舆论——在一味追求收视率的媒体的共谋下——渐渐地然而也是无情地达到“难民悲剧疲劳”的程度。欧洲相关各国政府打击偷渡导致小孩溺水而亡，紧急修建隔离墙，拉起带刺的铁丝网，建起极度拥挤的难民营……它们竞相推诿，把移民当成烫手山芋，侮辱、伤害、驱逐他们，把他们圈在狭小的避难地，使他们原本安全的海上航行变得极其危险，使他们的精神高度紧张。所有这些无德暴行，已经越来越不是什么新闻，也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新闻”当中。可叹的是，人们对于移民遭受的各种命运打击，逐渐习以为常；而这种道德恐慌，也终将自我消散，被忘却的面纱包裹着，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也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逝。现在，有谁还记得那些在澳大利亚寻求避难的阿富汗难民呢？他们曾用身体猛烈撞击澳大利亚伍默拉（Woomera）那带刺的铁丝网，却最终被遣送到澳大利亚当局在瑙鲁和圣诞岛修建的大集中营中，并被禁止再进入澳大利亚本土水域。又有谁还记得那数十名苏丹流亡者？他们先是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剥夺了难民权利”，后又在开罗市中心被警察开枪射杀。
大规模移民绝非什么新鲜事。其自始至终与现代历史紧密相随（不过，迁移的方向总是在不断变化，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就会产生“多余的人”。经济的“进步”使本地无法容纳这些人，这些人在本地逐渐变得“多余”，被认为是过剩的、无法就业的人口；或者当地社会转型或政治转型及其权力斗争，导致各种混乱、冲突和纷争，而他们成为牺牲品并被抛弃。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西方各国的错误打算，愚蠢的、目光短浅的、现在公认已经夭折的政策以及军事冒险，导致中东地区陷入了让人绝望的混乱和剧烈动荡，造成了我们现在必须承受的一系列恶果。
可见，目前中东出现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难民潮）的原因是双重的，这种难民潮对所到之处造成的影响也是双重的，而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反应同样是双重的。整个世界分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两大部分。经济移民和难民来到发达国家寻找避难所，而发达国家的工商利益集团因为垂涎这种廉价劳动力和熟练技术工人，也欢迎移民的进入，以便为他们赚钱[对此，多米尼克?卡西亚尼（Dominic Casciani）含蓄地指出：“在英国这个岛国，雇主已日益谙熟于如何获得外国的廉价劳工——通过设在大陆的人事雇佣代理机构，竭力寻找、签约并雇佣外国劳工”]。但是，由于移民数量巨大，加之其既有社会地位脆弱和未来前景不稳，移民潮使劳动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具有深层的不确定性，移民获得改善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些移民已处于一种随时可能引发政治爆炸的精神状态，而各国政客们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既想满足其资本家主子的贪欲，又想安抚选民的担忧，并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意图之间摇摆不定。
不过，从总体上看，鉴于当前形势以及将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前景，大规模移民不会因为缺少拉动力,也不会因为发达国家日益强化的严密阻扰而逐渐停下来。对此，罗伯特?温德尔（Robert Winder）在其著作前言中进行了尖锐的评论：“我们可以仍然按照我们的习惯，抽把椅子坐在海滩上，对汹涌而来的浪潮吼叫，但是，浪潮不会理睬，大海也不会后退。”那种修建隔离墙，想把移民挡在“我们后院”之外的做法，与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的故事同样荒谬。锡若普(Sinope)的第欧根尼选择居住在破旧的木桶中，并沿着街道把木桶滚来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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