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洪武《大明律》考

《大诰》考

洪武朝峻令、重刑禁例和法外用刑补考

明代《问刑条例》的修订

明代三部代表性刑事法律文献与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

明代重要法律典籍版本考述

明代的则例

明代榜例考

明代地方性法规编纂要略

主要科研成果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明代立法研究》：

　　禁止“官民勾结”。《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今后敢有一切闲民，信从有司……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 

　　这里应该指出，在明太祖的重典治吏措施中，还包含一些借助民众力量监督、惩治贪官污吏的思想。《大诰》中这方面的规定很多。除上面涉及的“民拿害民该吏”条款之外，还有“民陈有司贤否”的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初编·乡民除患第五十九》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允许良民将其“绑缚赴京，罪除民患”。《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规定：皂隶名额、掌职，先行榜示民众，“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薄书者，诸人擒拿赴京”。在《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朱元璋详尽地叙述了他采取“民拿害民该吏”措施的原因和意图。指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所任之官，“夤缘作弊”，为非多端。“若靠有司辩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并说，“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敢于捉拿害民官吏，那么，“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辩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由此可见，朱元璋的“民拿害民该吏”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官吏极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借民逼官，加强封建统治的手段。为了保证这一措施的实现，朱元璋提出，要给持《诰》赴京的乡民以法律保障。规定凡布政司、府、州、县耆民人等，拿害民该吏赴京面奏者，“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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