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共同的福祉：重塑面向共同体，环境和可持续未来的经济_[美]赫尔曼·E.达利（Herman E. Daly） [美]小约翰·B.柯布（John B. Cobb，Jr.）_9787511733962

现代经济学认为，自然是无生命的资源，自然只有能纳入经济系统的部分才有价值，自然的价值也就是其经济价值。与作为被支配的客体的自然相对，作为支配者的人是追求自我利益*化的经济人。基于这种自然假设和人性假设，现代经济学只关注经济效率、资源配置和利润，其目的就是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和自我利益的*化满足。这种经济既违背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又未能真正转化为人民共同的真实福利，是导致现代性的全面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为了共同的福祉》颠覆性地挑战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核心理念，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经济观点和政策。

1. 《为了共同的福祉》以过程哲学为基础。基于过程哲学的新思维，本书颠覆了现代经济学的自然假设和人性假设，将自然看作是一个生命过程和有机联系的生物圈系统，人只是自然当中的一份子，人永远都依赖自然这个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可以说，人在本质上是共同体中之人。

2. 《为了共同的福祉》校正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认为经济系统只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不是相反。因此，经济学应该建立在生态学和热力学基础之上，经济发展必须具有生态的可承载性和可持续性。

3. 《为了共同的福祉》扭转了经济追求目标。强调经济要为人类共同体乃至生态共同体的共同福祉服务，而不是为私人利润服务，希望以此避免公地悲剧。

4. 《为了共同的福祉》转换了经济学范式。如果说现代经济学是一种理财学范式，只关心经济效率这一个政策目标；21世纪生态经济学则是一种家政学范式，同时关心经济效率、财富分配和经济规模这三个政策目标。

5. 《为了共同的福祉》倡导不同于现代经济学的新主张。生态经济学不仅关注经济效率，更关注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适度经济规模，更关注财富在社会上的公平分配；生态经济学反对以GDP为经济成就评价标准，提出用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来评价，全面考虑了经济的生态效应和社会效应；生态经济学反对以利润为动力的无限的经济总量增长，强调以共同福祉的丰富为内涵的经济质量的发展。

6. 《为了共同的福祉》为美国提出了生态经济学新政策和具体建议，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参考借鉴：

强调地区或全国性的经济自足；

平衡贸易，减少国际金融；

控制人口规模和人均资源消耗；

与其他物种分享地球，保护生物多样性；

节约能源，控制污染；

建造生态城市和生态建筑；

复兴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和农业社区；

运用关税手段，强调产业分散化，走区域性的自足的产业化发展道路；

支持工人所有权，工人参与决策，重视全民就业；

运用税收手段，提升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水平并保护资源环境；

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认为这些比军事安全更重要。

《为了共同的福祉》中文版序言

小约翰·B·柯布

非常高兴，本书现在有了中文版。这让我有更大的信心相信，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意识到了后现代思想之价值。过去我一直忧虑，很多人认为只有在现代化之后，后现代思想才有用。而令人痛心的是，等中国犯完现代化之全部错误之后，再谈后现代思想就为时太晚了。

我希望本书读者明白，对生态文明的后现代之追求，可以而且应该替代对现代化之追求。中国可以寻求那种为共同福祉服务之发展，而不是寻求旨在增加各式各样市场活动之发展。当然，至于何种经济政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共同福祉，可能有不同看法，这个话题可以在可靠信息的引导下展开认真讨论。

本书附录可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the Index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可以也应该被巨细靡遗地讨论，而且这样的讨论也已经发生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也有了一个改进版，即真实发展指标（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但不可置疑的是，ISEW和GPI所评价的经济政策，要比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所评价的更接近共同福祉。当GDP（现代的经济评价标准）已到如此地步，还迟迟不将其改为GPI，是没有道理的。

请考虑另一个例子。现代经济学教导我们，国际贸易越多越好。而本书的研究则表明，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这种教导是错误的。基于错误原理制定经济政策，并且要一错再错之后再改正，这有什么道理呢？

显然，在写本书时，我们并没有考虑中国的情况。我们是专门为犯了现代化错误很长时间的那个国家所写的。这些错误并没有铺就通往后现代之路，只是使得转向后现代变得更困难了。

中国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哲学家, 我是如何与一位经济学家合作写下这本书的。我将从我这方面说说来龙去脉。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开始关注我们文明彻底的不可持续性。我们的大多数同胞，那些使同胞们很少关注不可持续危机之人，还有别的一些人，他们不无安慰地写道，技术将解决所有问题。少许其他人则情绪激昂地写道，灾难即将来临。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真正有意义的关于如何改变的建议。一些学生和我一起寻找这类人物，最吸引我们的两位是保罗·索拉里（Paolo Soleri）和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索拉里展示了城市怎样能够建造得具有最小生态足迹。达利则提倡稳态经济。我们曾请他们两位来克莱蒙参加过避免大灾难之替代方案学术会议。直到索拉里最近去世，我们都一直保持着相互合作之谊。我仍然相信，在1972年，这些都是真正的避免灾难之替代选择。而今天，灾难则难以避免了。

早先时候，经济学家曾就稳态经济思想争论过，然而，支持者却输掉了。经济学几乎被定义为研究经济如何增长（明确地讲，如何增强市场活动）之学科。由于现代经济是为增长设计的，因此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能增长，经济就会崩溃。达利看到，只要现代经济体系以增长为基础，追求可持续性就是不可能的。

需要说明的是, 对现代经济理论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反对市场活动中一切形式的增长。问题在于这种永无止境的增长是否是必需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全球经济就必须在一个并不增长的星球上永远增长。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该理论将导致灾难。替代方案则是建立某种充足的概念，知道在充足时让稳态经济作为增长经济之理想替代品。当然，一些经济体可能已经过于庞大，所以它们的当务之急是去增长。

经济学家同行对待达利的方式，让我开始明白他们是多么强烈地信奉现代思想。达利的观点基本上被忽略，即使有人承认其存在，也轻蔑地不予理会。没有严肃的讨论随之而来。自然，他失去了他的学术地位，从那时起，他就被排除在经济系的门墙之外, 被禁止教授经济学。现代人以对思想和信息开放而自豪，但当这些思想和信息威胁到他们学科之假定时，这种开放性就消失了。

然而在大学之外，则有更多人欣赏达利的思想。教会领导愿意接受，环保人士强烈支持。后者逼迫世界银行对其支持的开发项目做环境影响研究。为了安抚环保人士，世界银行聘请了达利。因为达利会讲葡萄牙语，他们把他安排在巴西部，但是巴西政府提出抗议。巴西想以现代方式开发，这意味着对环境给予最小关注。世界银行不希望因解雇达利而引起公众关注，因此把他调到了一个智库，让他做他想做之事。这使得他有可能写作。这样，后现代才幸存于现代世界之中。

我越来越确信，现代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都表达在现代经济理论中。我注意到，GDP在评估国家成就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又由于GDP明显误导国家奋斗方向，因此我决定，我们应该换一种评估标准。感谢我儿子克里福德·柯布的努力工作，我们开发了ISEW。

我也开始就经济学和发展问题展开教学。我没有读很多经济学，但我从达利那里获得了一个视角，让我能够看清我们的政策是如何经常被误导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决定一起写一本书。鉴于现代经济理论是基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因此我们当时心中想的书的题目就是共同体经济学（economics for community）。当时乃至如今，我一直相信，共同体之健康决定了生活之质量。最近关于幸福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判断。现代人继续被那些不承认共同体之存在或者不承认共同体具有重要性之政策所引导，但在采纳有益于共同体的政策之前，实无必要继续那些错误之政策。本书大部分内容涉及人类共同体，但我们也强调，人类共同体是更大的共同体之部分，这个更大共同体之健康，对我们所有人也很重要。

当英文出版商提议题目改为《为了共同的福祉》（For the common Good）时，我们没有抗议。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意蕴。但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这个术语在本书主体部分并没有出现。

显然，许多人知道，共同体对人类是很重要的。然而，这种常识性的知识在学术工作中并没有多大地位。怀特海的哲学，其摄入（prehensions）学说或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学说，使我们能够理解共同体之重要性。在此意义上，整本书中所采取的方法都是基于怀特海的。但由于怀特海在本书中的作用，主要在于确定常识之价值，因此对怀特海哲学毫无所知之人，也能理解本书。

我们在25年前就写了这本书。之后发生了许多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经济学家们已将我们带入了可怕的境地。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改变其教义。那些被视为专家之人，继续在其领域误导那些跟随他们之人。看到心地善良之人，想做正确之事之人，是怎样求助于这些专家，听从他们的建议，真令人痛苦。一个人只有同意他们理论所出之假定，才应当对这种理论言听计从。悲哀的是，检讨这些假定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中国之情况有所不同。我相信，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没有完全盘踞于中国大学。我确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也不愿彻底排除对人类共同体和自然界之关心。中国政府已经表现出兴趣来使用比GNP和GDP内涵广泛的发展指数。也许，中国大学的经济学系会受本书影响，提出新的后现代经济理论，从而强化以促进生态环境和人民福祉为宗旨的生态文明建设政策，以惠及中国的环境和广大中国人民！

许多人对中文读者手中这本书作出了贡献。衷心感激两位译者，王俊博士和韩冬筠博士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是他们的辛勤劳作使此书得以早日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杨志华博士是生态文明专家，他的审校无疑确保了中译本的质量。郭海鹏博士的无私奉献帮助勘校润色需要特别提及，这里送上我的谢意。

当然，我也要衷心感谢王治河博士、樊美筠博士、严耕教授、林震教授，正是他们的独具慧眼和不懈的努力促成此书在中国出版。

（杨志华译）

作者简介

赫尔曼·E.达利（Herman E. Daly）,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的联合创始人和副主编。19881994年，担任世界银行环境部高级经济学家，现为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资深研究员，被誉为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当代100位有远见的思想家之一。围绕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他出版了一系列学术名著，代表作除了《为了共同的福祉》之外，还包括《走向稳态经济》（Toward a Steady-State Economy，1973），《稳态经济学》（Steady-State Economics，1977，1991），《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Valuing the Earth: Economics, Ecology, Ethics，1993），《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Beyond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96）等。

小约翰·B.柯布（John B. Cobb），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怀特海再传弟子，世界著名的过程哲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长期担任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资深教授，是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现任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西方社会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除了《为了共同的福祉》之外，代表作还有《是否太晚》（Is It Too Late? 1971，1995），《生命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 Life，1981，1990），《可持续性：经济学、生态学与正义》（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Ecology, and Justice，1992），《后现代公共政策》（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2002）等。

译者简介

王俊：男，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哲学博士，柯布研究专家，著有《生态与拯救：约翰·科布生态思想研究》一书，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现供职于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哲学部。

韩冬筠：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师从小约翰·柯布博士，译有莱斯利·索美斯的《能源效率实时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与风险管理》一书。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是英文期刊《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学术编辑。

校者简介

杨志华：男，清华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师从小约翰·柯布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兼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出版了《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与文化资源》《元伦理学的终结》等专著，译有《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100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发表《何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视角的观察》等论文十余篇。

郭海鹏：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和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担任UIC全人教育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全人教育和过程哲学，主要著述和译文有《易经思想与怀特海范畴图式之会通和比较初探》《中国与西方过程思维中的内在超越性》《中国和谐主义：过程思想的新版本》《新现实主义与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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