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战国楚竹书研究》一书是作者濮茅左整理研究近年来出土的百余种战国楚竹书文物的成果，本书内容涉及文学、古文字、历史、民俗、哲学、美学、考古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军事、法律、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

本书汇集了濮茅左先生近年来整理研究战国楚竹书文物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的释读为基础，对先秦时期的历史、民俗、哲学、美学、天文、地理、历法、军事、法律、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均有探讨，许多论述（如《周易》符号的解读）使人深有启发，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出土文献研究专著。

　　鲁壁魏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着名的两次战国竹书大发现。竹书文物已无踪影，留下的只是历史记载。《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二八一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两千年间，无数文人学士翘首以待奇迹的再次发生。一九九四年，终於梦现，自一九九四年至二○○○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的古玩市场上抢救回归四批战国楚竹书：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收购第一批竹简，四百余枚。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收购第二、第三批竹简，八百余枚。
　　二○○○年三月六日，收购第四批竹简，四百余枚。
　　这是我国考古史上最爲重大的事件之一，爲世所瞩目。新发现的战国楚竹书多爲历史上的佚书，内容涉及文学、文字、历史、民俗、哲学、美学、考古学，以及医学、天文、地理、历法、军事、法律、政治、宗教、版本等领域，也是我们研究先秦时期学派的産生、形成、发展最爲可靠、直接的文物证据，先故国学大师谁都没有见过如此衆多的战国楚竹书。这四批战国楚竹书已越百种，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结果爲毛竹隶禾本科；经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所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测年鉴定其年代距今二二五七（正负）六五年，属战国中晚期；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鉴定竹简所含水份爲中性水，保持了墓中埋藏的高含水量，对墨迹作了二万倍的放大，墨粒球形，墨粒直径证明竹书非现代人所爲，竹简墨迹属古墨。一千六百余支严重朽腐的竹简经过醇醚法、真空冷冻乾燥等综合科学手段，加以脱水、去污、去色、校正、定型，已基本恢复原状。这是全国出土饱水竹简大批量脱水保护的首例，成果获一九九八年中国文物局文物科进步一等奖、二〇〇〇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从此，我们有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这是极爲珍贵的文物，也是中国考古史上震撼世界的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尚未有纸，以载文於竹爲主。新竹有汁，楚人称之爲汗，容易朽蠧，爲了便於书写、保存，需以火炙乾，刮去青皮，整治後可书写的竹简称爲杀青。许慎説：着於竹帛谓之书（《説文解字》），着於竹者则称爲竹书。竹书，亦称简书策书竹简书，或也迳称简竹简炙简汗简等，历史的命名特别繁杂、自由。唐房玄龄等撰的《晋书》中，对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所得竹书的记载中，其称法就有四种：
　　一、 称竹书。《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二、 称简书。《晋书束皙传》：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三、 称古文竹书。《晋书荀勖传》：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爲《中经》，列在秘书。
　　四、 称策书。《晋书卫恒传》：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
　　另外，他书在记叙此事时则又称之爲竹策之书，如《竹书统笺》：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冡（冢）而得竹策之书，书藏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
　　不但书称无定名，而且相关文字的竹、木界定也不统一。
　　如吂字，释爲竹貭：《学林方书》：盖简、策、吂皆以竹爲之。《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吂，竹简。《学林方书》：吂，以竹爲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觚，所谓操觚者可持以书也。《广韵》：吂，本亦作觚。《柳河东集注》：秉觚牍注：觚，音孤，竹简也，字合作吂；又释爲木貭：《原本广韵》：吂，方也。《学林方书》：古人以木爲方，用以写书。方、牍、劄、椠、版皆以木爲之。《论语通》：觚，或曰木简。《御定康熙字典》：觚，木简也。又《仪礼注疏既夕》：书賵於方郑康成注：方，板也。《説文》段玉裁注：版，今字作板。
　　又如篰字，释爲竹简，《玉篇》：篰、竹牍也。；又释爲木简，《广韵》：篰，牍也《急就篇》顔师古注：牍，木简也。
　　或兼收録两説者，《类篇》：吂，一曰竹简，一曰：方也。《集韵》：吂，一曰竹简，小儿所书，一曰方也。
　　历史上相关的命名纷纭，经互注後，更是异名丛生，根据我的统计至少有三百余个异称。如：
　　称简，竹简、木简、木竹简、古简、汗简、简汗、炙简、杀青简、杀青竹简、素简、短简、牍简、手简、折简、玉简、白简、金简、书简、节简、简记、简策、简编、尺简、尺一简等；称牒，瑞牒、尺牒、玄牒、玉牒、竹牒、木牒、金牒、桑皮牒、条牒、符牒、编牒、簿牒、牍牒、简牒、书牒等；称牍，尺牍、竹牍、版牍、竿牍、素牍、符牍、汉牍、书牍、笔牍、觚牍、篇牍、札牍、翰牍、简牍等；称书，简书、竹书、竹简书、竹简古书、古文竹书、策书、竹策之书、四方文书、牍书、簿书、符书、檄书等；称版，简版、手版、方版、玉版、篆版、椠版、金版、书版、牍版等；称札，简札、玉札、手札、木札、金札、素札、笔札等；称策，古策、金策、水晶策、玉策、汉策、石策、典策等；称笏，古笏、玉笏、竹笏、木笏等；称籍，策籍、筴籍、簿籍等；称檄，板檄、传檄、合檄等；称毕，手毕、简毕等；称竹，竿竹、汗竹等；称青，杀青、汗青等；称椠，简椠等；称检，玉检等。其他还有称：篰方 板片册忽曶竿柧专符笘间棨牋觚传业节叶过楬筴笺栉筚簿筹签龠椾莂秎吂秏牍朴汗炙两行青史过所玾爰等等。
　　如此繁杂的命名，也引起了当代学术界的重视，《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简目下作了这样的界定：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削制而成的狭长竹片或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爲简；稍宽的长方形木片叫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的叫策（册）。据此，凡历史上出土的编缀的简应称策（册），事实上学术界并不采用此説，而是多用竹书竹简或简等，如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称竹书、荆门市博物馆编的《郭店楚墓竹简》称竹简、 饶宗颐的《战国楚简笺注》称简等，要改变历史的遗称确实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後人的共同努力。
　　关於历史上的简牍制度，昔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余嘉锡的《古书通例》、傅振伦的《简策説》、陈梦家的《实物所见简牍制度》、钱存训的《中国古代的简牍制度》、马先醒的《简牍通考》等学者大作都有过深刻的研究，由於秦始皇焚书坑儒後，先秦竹书几乎絶迹，加上客观原因的限制，当时还无法目睹大量的文物实物，要在这样的学术状态下研究简牍制度，难免困难。今天，出土了大量的战国竹书，二千数百年前的实物证据使我们对战国简牍及其书写状况有了新的认识，对历史的记载与研究有了较爲明白的判断。
　　战国竹书长度无定制。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所説的：古策有长短，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短者四分取一仅爲简牍史上的一个局部现象。我统计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四批各种竹书尺寸，完整简的尺寸有：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二、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厘米等二十三种。特别是自三十厘米至五十七厘米中，几乎每一厘米就有一种竹书。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战国文物尺是：一九三一年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古墓出土的战国铜尺长二十一、宽一七 、厚〇四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战国铜尺长二十三、二十三一厘米，安徽寿县出土的楚铜尺长二十二五厘米，长沙出土的楚铜尺长二十二七、二十二厘米等。西汉尺与战国尺长度相近，一九七六年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西汉木尺长二十三厘米，一九六八年河北满城陵山二号汉墓出土的错金铁尺长二十三二厘米，或以横排百粒红黍爲一尺，长约二十三一厘米等，我们无法用这些历史的尺度来导出竹书长度的定制，每一厘米存在一种竹书的现象本身就説明了当时竹书的长度并无定制。
　　战国竹书的长度与所记载的内容无关。《聘礼》贾疏云：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出土文物证明此説非通例。如：
　　一、 同类内容，出土竹书尺寸不同：郭店《缁衣》与上博《栔衣》、郭店《性自命出》与上博《性情论》是流行於战国的不同传本，内容基本相同，郭店《缁衣》的长度爲三十二五厘米，上博《栔衣》的长度则是五十四三厘米；郭店《性自命出》的长度爲三十二五厘米，上博《性情论》的长度则是五十七二厘米；上博《周易》的长度爲四十三五厘米，上博《孔子诗论》的长度则爲五十五五厘米等。
　　二、 同一篇名的竹书，出土竹书长度则不同：郭店《老子》竹简共发现三组，《老子甲》简长三十二三厘米，《老子乙》简长三十六厘米，《老子丙》简长二十六五厘米。
　　三、 不同类竹书，竹书长度却基本相同：郭店道家竹书《老子甲》长度爲三十二三厘米，郭店儒家竹书《缁衣》长度爲三十二五厘米。
　　四、 相关概念在历史上就存在分歧。郑玄《春秋序》：大事书之於策，小事简牍而已，又《三礼图集注》：贾释云：策简也者，编连爲策，不编爲简，一以爲策简是内容之别，一则以爲是形式之别。
　　实物证明了竹书的长度与所记载的内容无关，同时也説明了盖古人简册字有定数，每一简三十字（宋李心傅《丙子学易编》）説当属一叶障目，单简字数无定数。
　　竹书单简的形制基本上可分爲三大类：一、 单简两端平头。二、 单简两端弧形。三、 单简去其四角，单简两头呈梯形状。其中，最常见的是两端平头的长条形，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竹书简便实用的整治爲时人首选。竹简右侧设有契口，主要是用来固卡编绳，以防上下、左右移动。也有个别出现契口在左边的情况，这是由於编简、或补坏简时疏忽了简的方向而造成的。目前，我们所看到完整的战国竹书最短的是《郭店楚墓竹简》的《语丛》，爲十五厘米。最长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性情论》，爲五十七二厘米。简一般宽约○六厘米、厚爲○一至○一四厘米。
　　竹书的编联有两种方法：一、 两联法，即二道编绳。二、 三联法，即三道编绳。编联竹简常用丝麻绳，编联方法是以简单、有效、方便爲原则。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无超过三道编绳的竹书。
　　竹简书法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一、 墨书。墨能深入竹体，长期保存时人记録，我们从出土的二千数百年前的竹书中，依然可以看到墨色鲜亮、神采夺目的书体。二、 朱书。竹简书法中也兼用朱砂，如楚竹书《周易》中，以朱，或朱、黑相间的形式，来反映事物阴阳及转换的属性。三、 白文。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个别简中还出现了黑底白字的书写形式，这一形式可谓後世印稿之祖。
　　常见的书写形式有两种：一、 正面（竹黄面）都是起书於第一道编绳之下，终於最後一道编绳之上，留有天头、地脚。二、 竹书正面起书顶端，满简书写，不留天头、地脚。竹书一般编後再写，从竹书中可明显地发现编绳处上、下字的间距要大於同简其他字的间距，这是书写时爲了避让编绳所産生的空距现象。竹简的现状爲我们研究战国的简牍制度、我国古书版本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证据。文字一般书於竹黄面，篇名书於竹青面，也有少量简的竹青面书写文句，这是非常个别的现象。
　　战国楚文字的基本笔划爲：点、挑、横、竖、撇、斜（左斜、右斜）、弯（弧、弦）、折。用笔千古不易，後世的藏、露、转、折、回、扭、提、按、顿、蹲、驻、挫等用笔法，我们都可以在战国竹简书法的字体中找到它们的踪影。战国竹书的千古墨宝，让我们看到了一批战国杰出书家的鼎世之作。
　　战国竹书习见篇题。魏襄王冢竹书七十五篇，其中因七篇简书折坏而不识名题，新出土竹简的实物中，再次印证了古人的记载。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共发现二十余名时人书写的篇题，如：《恒先》《内豊》《讼城氏》《慎子曰恭俭》《竞建内之》《子羔》《殷言》《宫》《命》《公子》《竞公疟》《曹沫之陈》《吴命》《中弓》《阴阳》《隰朋与鲍叔牙》《氏古圣人兼之》《思民毋台》《齐师子家》《叶公子》《叔百》《庄王既成》《王居》等。在《孔子诗论》中，马承源先生统计诗的篇名有《清庙》《大明》《雨亡政》等五十九目。又在《采风曲目》中，也记载了篇名《子奴思我》《硕人》《出门以东》《君寿》等四十目。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明白：战国的着书形式已成熟，时人已有书写篇题之习，篇题命名的原则或以篇首几字以代篇题，或以人名、内容中心爲题，个别有借题的现象，寄居於他篇之下。从这些高度概括的命题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人的逻辑思维与归纳方法。所书篇题无定位，但多见书於篇前几枚简的背部，篇题是在成篇竹书後书写的，这个确定是因爲我们发现有的时候篇题书写的方向与正文相反，如《内豊》，由於竹书卷起後没注意正文的书写方向，而造成了篇题倒书的现象。
　　战国竹书已出现了规范的全文标点书写，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我们发现两篇，一篇是第四册的《采风曲目》，另一篇是第五册的《三德》。如：
　　《采风曲目》第一简：《…有篹》▄《子奴思我》▄宫穆《硕人又文又篹》▄宫巷《丧之末》▄宫讦《疋篺月》▄《埜茦》▄《出门以东》▄宫篻《君寿》（余简同）。
　　《三德》第一简：天共时▄地共材▄民共力▄明王无思▄是谓三德▄卉木须时而後奋▄天恶如忻▄平旦毋哭▄明毋歌▄弦望齐宿▄是谓顺天之常▄（余简同）。
　　但在发现的竹书中，大多数文章标点很随意，寥寥无几，如《孔子见季桓子》只有一个墨┗和一个墨鈎，説明时人还没有全文标点之习。《采风曲目》和《三德》爲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的语言习惯提供了最原始的实例。
　　战国楚竹书中一般所见的符号有墨圹、墨钉、墨节、墨鈎、重文、合文等，这些符号也常见於其他竹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出现了一组六种或红、或黑、或红黑相间的独特符号，我们称之爲楚竹书《周易》符号，这些佚失了二千余年的符号，至少在帛书《周易》中已不见存在，符号有着固定的位置和变化的形式。这是易学史上的新发现，它的形式、内涵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我们研究《周易》及其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共选编了十四篇战国楚竹书。其中，十一篇属新发现的佚书，四篇属新发现的与今本不同的传本。
　　《周易》是迄今爲止最早的一部战国《易》。《隋书经籍志》记载：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但我们一直没能见到古《易》的真正面貌。当我们在《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中看到时人对《易》的界定《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时，谁都在等待战国的《易》出现，今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战国《易》楚竹书《周易》。楚竹书《周易》的出现，爲我们了解、研究先秦时期的易学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资料，在中国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必将産生深远的影响。
　　《季庚子问於孔子》《孔子见季桓子》《子道饿》《顔渊问於孔子》《史蒥问於夫子》及《民之父母》等是历史上所佚失的极爲重要的孔子论语。《季庚子问於孔子》记载了在鲁国严峻的形势下，季庚子（季康子）爲了摆脱外患内难的困境，请孔子共商国是。孔子以仁之以悳爲治国思想的引导，提出君子要自律，要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临民，所佚简文是孔子晚年的金玉遗教。《孔子见季桓子》记载了孔子对季桓子讲述二道、兴鲁、法古、仁政赐爱、司不失人的治国理论。《子道饿》是历史上着名的孔子陈蔡絶粮重大事件中所佚失的内容，简文叙述了孔子在絶粮危急时刻，作出了北上南下济难的果断之举，一由言游北上告急於鲁，二由子贡南下求救於楚。言游与门人在势穷力困之际，注重身教，与门人患难与共，守正不渝，崇礼举仁，充分体现了言游与门人的儒行本色。《顔渊问於孔子》篇孔子精辟地回答了顔渊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内事要敬有正，敬慎重正，则万世休美。内教必须修身、躬行、导民。至明关键在知人、用能、重禄，孔子提出了德能结合重禄的可持续用人政策。《史蒥问於夫子》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孔子对敬的直接注説，对强的疏解，孔子提出了教、治两者间重在治，孔子要史蒥知民耕耘、兴修水利，也就是要每个任官的人具备爱民建邦的务实思想。另外，《民之父母》内容虽见於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但竹书保存了今本缺失的孔子语段，对全面地了解孔子思想与儒家的道德观、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竹书用字、用词与今本的不同，爲我们今後考释楚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爲认识历史传本及其流变情况提供了实例。

……

　　濮茅左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上海市殷商甲骨文研究院

濮茅左，男，1947年生于上海。上海市殷商甲骨文研究院院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著有《楚竹书<周易>研究》，主编《殷商甲骨文》《商周金文》，编著《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甲骨文常用字汇》《金文常用字汇》，译著《殷墟卜辞研究》（日本岛邦男著，与顾伟良合译）等。

前言
性情论
民之父母
周易
柬大王泊旱
季庚子问於孔子
竞公疟
孔子见季桓子
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
子道饿
颜渊问於孔子
成王既邦
举治王天下（五篇）
邦人不称
史蒥问於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