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 复兴孔子 继往开来：你需要的哲学与思维修炼》致力于说明“孔子哲学传统”作为基础哲学，乃是人性之根、社会之本。“仁者，人也”，“人能弘道”是作者确立的孔子哲学的核心。作者尝试脱离中国与西方二分、中体与西用二分的思维方式，摆脱近世以来自西方传入的意识形态纠结，不落入历史限制中来考虑人类走向现代化之前景，而转而依据扎根于人的理性之本性的哲学，以确立道德的预告的人类史，并以之揭示一种向公义及永久和平而趋的现代化之原型。
　　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其弊端也在不断显现，金融风暴、核能威胁、环境污染、资源争夺、恐怖活动……奠基于“纯然个体主义”、“放于利而行”的错误原则之上的思想，时至今日显见已百孔千疮。人放失本心良知之天理，道德和真正的宗教 （即纯粹理性的道德的宗教） 失去其根基而崩坏。当此之时，回归孔子创发的理性文明传统有其精神上的意义与光辉。

　　1、卢雪崑，牟宗三先生嫡传弟子，香港新亚研究所专任教授，汲汲遑遑，奔走于大陆的土地上，以康德观照孔子，致力于弘扬孔子哲学传统。


　　2、我们十三亿多华夏子孙要恢复每个人本有的人格尊严，除了遵循孔子“仁者，人也”，以自我教化，还有别的方法可行吗？要寻回我们民族生命中本有的理性光明，除了遵循孔子“人能弘道”，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行吗？——卢雪崑


　　3、作者写给每一位读者的话，以及热切之期许：


　　孔子哲学承接三代古文明而确立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以“仁者人也”、“人能弘道”为根基，以成就人为道德者并实现世界大同之终极目的为“天命”。孔子传统之模式孕育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然而它作为根于人心之仁而显发的理性文明，就不限于一时一地，甚至也不止于一个特定民族，而是对一切人，于一切时、一切地而有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孔子哲学中学会正当的哲学思维，以此怀有开阔的宇宙视野，让自已的生命充实典雅而有光辉；我们的社会因着每一个人成为孔子之徒而健旺向上。因之，我们可称孔子哲学为人类的大宪章，名孔子之教为大成教。
　　美国的史学家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引用李约瑟的话，说：“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我们以预告人类史的目光宣告：一切从西方输出而流行全球的意识形态 (左的或右的) 之灾祸都泛滥过后，中华民族必定要回到孔子的哲学传统，我们的语言不但重获意义，并必定能配合时代之步伐而最终取得上升的维度。我们必将以孔子哲学语言书写历史，不仅是中国史，同时还是世界史。
　　今日，中华民族正处于现代化的十字路口，每一个人都面对历史所提交的重任。我们民族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弘道”的传统，惟赖此，人类诸文明中，唯独华夏文明之命脉数千年不断延绵至今。现在，我们的文明正经历又一个重大考验，读书人 (今总称为学者) 无可逃遁地要对时代有所担当，我们的一言一行必将写入历史。

　　北望神州，中国经济迅速再崛起（据经济史家言，中国在1820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从近年来大陆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库及其力图影响社会、影响政治和制度的言论来看，或许可视为开“士弘道”风气之先兆？
　　从目前社会言论百家争鸣的现状来看，大批有识之士已然摆脱旧日只知执持唯物论为进步，而视孔子哲学传统为“反动唯心论”的思维之桎梏，人们的思想变得开放，视野显见宽阔。社会上不乏关心中国现代化前路之人士，其热忱与担当，令人刮目相看。
　　不必讳言，尽管如此，学者们的争论仍不免落入中国与西方二分、中体与西用二分的窠臼，人们的问题意识看来要退回到三十年代，或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师，或是追随胡适以自由主义为准。本人出席凤凰网“大学问沙龙第四期”（2014.06.21），同场嘉宾许章润先生就力倡自由主义，而姚中秋先生则主张“中体西用”、“得君行道”。平心而论，二先生之说即便看来相抵牾，然皆从历史的目光看问题，即从历史的角度立论，则可有各自的合理性。自由主义可依西方之科学、民主于近代的先进性，而倡以西方为中心，固然有其合理之处；姚先生提出“得君行道”，若历史地讨论，未必就没有其合理性。人们厌恶“得君行道”，质疑其有“导致开明专制的政治实践”之嫌。无疑，“得君行道”只具有历史之偶然性，而无政治之必然性；况且，一般所论“儒家”若落入历史的与君主专制相连之官儒而言，确实无人能担保其不依附于政治需要，并被政治利用。但是，自由主义就能依据西方近代物质文明较之中世纪神权主宰之进步性而宣称西方文明具有必然性吗？难道学者们真的那么难以看见现代文明包藏在无目的之失序中的危机四伏？事实上，很难担保自由主义之主张不被西方中心主义、大白人沙文主义利用而沦为政治霸权的工具。
　　现在，我来演讲“孔子哲学传统”，就是尝试脱离中国与西方二分、中体与西用二分的思维方式，摆脱近世以来自西方传入的意识形态纠结。不落入历史限制中来考虑人类走向现代化之前景，转而依据扎根于人的理性之本性的哲学，以确立道德的预告的人类史，并以之揭示一种向公义及永久和平而趋的现代化之原型。在我的所有演讲中，我致力于说明“孔子哲学传统”作为基础哲学，乃是人性之根、社会之本。拙著《孔子哲学传统——理性文明与基础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理性启蒙与哲学重建》宗旨都在论明：孔子哲学和康德哲学堪称基础哲学。
　　孔子哲学和康德哲学之为基础哲学，正在于其并不属于一族、一国。而是立基于对每一个人的真实存有而论，因而是对每一个人而言为有效的。我们搁置体系庞大、论理艰深的康德哲学不论，仅从孔子哲学传统来说明基础哲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仁者，人也”，“人能弘道”。这八个字并非只对中国人有效，而是真实的普世有效的。“普世有效”并非某些人、某一个民族或国家所宣称的，不会是一些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政治制度，或一种基于历史性启示之信仰的宗教；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基础哲学之所以为普世的，皆因它启发与引导每一个人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不断地自我启蒙，改变因懒惰和怯懦而深陷其中的不成熟状态，亦即走出没有他人督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受监护状态。用康德的话说：“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KGS 8∶36）“对其理性的公开使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唯有这种使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KGS 8∶37）
　　只要明白基础哲学之本义就含着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不分种族，而对一切民族、国家的任何人有效。那么，我们就不会质问弘扬孔子哲学会不会陷入国粹主义。因为如我们已说明，孔子哲学堪称基础哲学，是普世有效的，而非一国的。我们更没有理由担心弘扬孔子哲学会犯上“大国沙文主义”、“大汉族沙文主义”。因为依据基础哲学之本义，一切人自身是目的，而不被任何人仅仅当作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来使用。孔子教人之大端在：启发内在于每一个人心中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复其心体之同然”，以教天下。此即孔子说：“仁者，人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六》）故王阳明说：人人“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尽“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假外求。“举德而任”，“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惟知同心一德”，“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第141条）用康德的话说：“这样人便进入了一种与一切有理性者的平等之中，不论他的地位如何。”（KGS 8∶114）也就是要求：“人本身就是目的，被任何人也尊为这样一个目的，并且不被任何人仅仅当作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来使用。人甚至与更高的存在者也拥有如此不受限制的平等。”（KGS 8∶114）
　　我们有信心，通过讲明孔子哲学传统之本旨实义，学界流行并影响社会的各种偏见必将消解。人们不必再听信大美国沙文主义者宣传的美国制度优越与永恒论，也不必跟随大白人主义者危言耸听的“黄祸论”。孔子哲学传统依其义理包含之理性本性，决不会在种族、国家中制造优劣、高低之二分；而毋宁是，民族、国家之发展如人之成长，有先进、后进之别，儒者决不以此为强大的国族欺凌和打击弱小国族的借口。因为依据理性之本性，启蒙必定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民族自身自由运用理性而进行。
　　现代文明由西方工业革命发端，可称之为物质文明。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华夏民族是被动的、落后的。处于西方现代文明席卷而来的滔天巨浪之吞噬中，国人惊慌失措、惶恐万状，自怨自艾者有之，自戕者有之。乃至不少“有识之士”也都认为，咱们中华民族要进入现代文明，除了紧随西方物质文明之脚跟而亦步亦趋之外，别无出路。
　　但众所周知，西方主导的物质文明发展至今，已呈现出种种弊病和危机，人们不得不对一直奉行的西方化思维模式作深入的哲学反思。事实上，康德早就指出，西方文明“缺少一只眼睛，亦即真正的哲学的眼睛”。（Anthro 7∶227）现代文明就像一个自负的独眼巨人，以知性取代理性之名，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摒弃人本有的理性在意欲机能中立法的能力。自康德哲学面世以来，起始于西方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现代文明急速扩张，这令人们根本无暇理会康德通过其批判哲学而提出的理性启蒙之严肃课题。
　　事实上，我们不难见到，康德批判工程的全部努力都在揭出并摧毁整个西方传统建立于其上的庞大基础，这个固若金汤的基础就是：人对自身心灵机能的认识所处的蒙昧状态。诚然，在一些景仰西方文明的中国人看来，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及理智的高度发达都毫无疑问地显示出“全球西化”的优势，要说这种优势文化缺乏“心灵文明”为其智慧之柢据，那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在西方，早已有有识之士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作出深度反思。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中指出西方哲学及智性的学科所处的蒙昧状态，他说：“必须坦率承认，我们所拥有的、原则上来自希腊的智能，类似于知识的童年期，具有童年的特征：能说会道，但不结果实；富于争议，但乏于成品。……经过许多年代的传承之后，它们几乎依然留在原地，没有任何增长以配得上人类的荣耀。经历许多代人，当初的断言现在依然是断言，老问题如今依然是个问题。”（Francis Bacon，Great Instauration.）
　　那场在西方历史上有着转折意义的启蒙运动，宣告每一个人生存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从此结束了神权统治和神律伦理的时代。仅仅凭着这一点，人类历史就当该记下它的不朽功绩。但如尼釆所见：人们把人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诸价值可以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人的本性只表现衰退和损坏的生存，那么，杀掉上帝而回复人的本性又有什么用呢？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书中，尼釆说：“人们断定，自利主义应该是我们的上帝。怀着这个新信仰，人们行动起来，以最清晰的意志把未来的历史建设在自利主义上。”
　　现代文明崇尚科技，独尊知性；事实上，现代文明并未睁开理性之眼。伴随着高度知性文明，物质文明和消费主义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作用力，尽管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包藏在无目的之失序中的危机四伏：金融风暴、核能威胁、环境污染、资源争夺、恐怖活动……奠基于“纯然个体主义”、“放于利而行”的错误原则之上的西方文明，时至今日已显见百孔千疮。民主政制不以“仁者，人也”为基础，难免沦为政客玩弄民众、操控民意于股掌之上的政治工具。人放失本心良知之天理，道德和真正的宗教（即纯粹理性的道德的宗教）失去其根基而崩坏。
　　原本在每一个人心中的天理（道德最高原则）被错误的哲学原则扭夺掉了，一个以“放于利而行”为人生、社会的基础原则的时代，人们以为一切的准则来自社会精英、专家、教授，而诸如此类的精英往往又只是一个虚罔时代的产品。一个虚罔的时代必定奠基于一个错误的哲学原则上，只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即使是“有识之士”）看来都漠视哲学之根本问题。
　　一切从西方输出而流行全球的意识形态（右的或左的）之灾祸都泛滥过后，中国终要独自走上自己的现代化之路，那时候，十三亿多中国人就会回到孔子的哲学传统，我们的语言不但重获意义，并必定能配合时代之步伐而最终取得上升的维度。我们必将以孔子哲学语言书写历史，不仅是中国史，同时还是世界史。
　　西方中心主义者以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标尺来判定何谓“进步”，执持一种短视的历史观，更以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来裁决什么是“普世价值”。我们不必否定西方发端而以强力扩展至全球的工业化带来物质丰富和科学发展，在人类生存状态之改善方面而论，确实堪称长足进步，但这种西方进步论只限于历史判断而成立，我们还必须以道德判断来考虑，西方化包含的极端个体主义原则、物欲刺激和无度膨胀、科学独断和至上，致使人的心灵之丰富性枯萎，道德性、宗教性和美感窒息，据之可以说，就人的心灵之成熟方面而论，西方化是一种退步。事实上，西方发端并主导的现代文明已呈现种种失控，险象横生，以致最热衷于西方资本主义永恒论的学者都日渐变得缄默。我们无意于争论是否没有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中国就不能独立实现现代化，在谈论历史时使用“假如”是毫无作用的。但我们有理由提出：十三亿多中国人要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要凝聚成具有健旺生命力的大社会。尽管我们仍未知具体的步子如何走，但有一点当该是明确的，那就是：它是依照预告的人类道德史的视野而规划的，因而必须是离开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而回到华夏理性文明之轨道。
　　我们的时代实在需要启蒙，这个启蒙从根本上有别于那场曾经发生在欧洲大地上的启蒙运动，它将是世界性的而且应当是一场理性的启蒙。康德早就向我们提出：“通过不断的启蒙，开始奠定一种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模式能使道德辨别的粗糙的自然禀赋随着时间推移而转变为确定的实践原则，从而使那种受情绪上逼迫的社会整合终于转变成一个道德的整体。”（KGS 8∶21）
　　西方需要一场理性启蒙，睁开理性的眼，以走出现代物质文明之困局；而我们十三亿多中国人则必须复兴自家的理性文明传统，也就是回到孔子哲学传统，孔子哲学传统乃是一个对宇宙怀着道德目的之终极关怀的传统，而根源上区别于各种只关注个人彼岸终极依托的信仰。只要国人重拾信心，又何必“舍弃自家无尽藏，沿街行乞效贫儿”呢？为了每一个人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国人要有信心和勇气。事实上，我们不能紧跟西方，也无法跟随西方。西方民主制是在诸利益集团之长期斗争中发展出来的，恐怕并不可能完全复制；国人中甚至有主张移植西方的基督教教会来中国，以为中国人供给精神食粮，岂知历史性的启示宗教并非可简单移植，它是经历漫长的历史作用而形成。
　　孔子哲学之为理性本性之学，端在“仁”（实践理性之能）能突破现实的限制而上升至普遍必然（即任何时任何地对一切人皆有效）的维度。孔子哲学传统堪称理性文明的传统，人们恐怕找不到另一个文明传统达到道德化的高度。尽管不必讳言，华夏文明肇始于农业社会，许多因着农业社会之环境而形成的文化与制度已成为历史，但是，孔子哲学传统所凸显的理性光明并不会随之而消逝。同样，不必讳言，在艰难困顿的历史行程中，我们时常只是我们民族的伟大祖先的不肖子孙，长久以来，我们国人的所作所为离我们的孔子哲学传统是那么的远。
　　但是，我们可以指出，无论现实离孔子创发的理性文明有多大的距离，理性文明依然是一建永建的，它是真正普世性的，因为它扎根于理性，故而是人之为人之类的全体共同的目标；从而从根柢上区别于西方文化史上形形色色离开理性立法而自命，因而难免伴随入侵性的“世界主义”、“普世价值论”。理性文明是通过一代接续一代的理性启蒙而发展的，它在现实中的表现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会经历种种挫折与逆转，但不会像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所言“只开一次花”，也根本不会如黄祸论者们担忧的那样对他类文明构成威胁。因为理性的启蒙是启发每一个人“以自己的理性不是被动地，而是任何时候自己立法”。（KU 5∶294）也就是：“一种从道德的自由产生的法则性。”（Rel∶123）“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KGS 8∶36）“对其理性的公开使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唯有这种使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KGS 8∶37）
　　今日中国读书人言“士弘道”，不再无奈地“坐而论道”，而是正面临着“坐言起行”的历史机遇与时代运会。此所以本人汲汲遑遑，奔走于中国的土地上，致力于弘扬孔子哲学传统。本演讲集亦因此而生。
　　卢雪崑2014年6月6日完稿于香港

　　卢雪崑，1983年考入香港新亚研究所，师从牟宗三先生研习哲学，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所任教迄今。现任香港新亚研究所专任教授、导师、研究员，兼哲学科主任。主要著作有《孔子哲学传统：理性文明与基础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理性启蒙与哲学重建》《康德的自由学说》《儒家的心性学与道德形上学》等。

前言 …………………………………………………… 001
华夏理性文明与当代文明发展之方向 …………………… 003
孔子哲学传统及其未来发展 ……………………………… 045
复兴孔子与回到康德——理性启蒙与哲学重建 …………… 097
孔子哲学传统之继往开来 …………………………………… 147
附录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