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观察家精选）_迈克尔·霍华德 (Michael Howard) (作者), 褚律元 (译者)_9787508667324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现代欧洲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用战争解释历史，可以说“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罗马帝国瓦解以后，欧洲大陆遭到蛮族入侵，在此后长达6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战争从未停止过。进入中世纪以后，哈布斯堡王朝、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宗教纷争开启了欧洲历史的新阶段。15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欧洲从大陆转向海洋，西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海上霸权引发了洲际战争，这种新型国际冲突逐渐失控，最终将欧洲带入全球战争的深渊。
战争不仅改写了欧洲的版图，也不断更新着欧洲的社会形态。书中以战争方式的演变为主线，串联起1000年以来欧洲社会政治的深层变迁，涉及宗教战争背后的商业之争，士兵从骑士到职业军人的身份转变，战略、战术的演变，技术竞赛以及现代化战争的诞生。透过这些描述，全书为我们读懂欧洲历史轮廓提供了一部视角不同的极简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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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言
这本书出版于30多年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史”都是交由专业历史学家（尤其是英国的专业历史学家）来研究的。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军事史刚刚开始摆脱这种孤立状态。战争研究则被留给了畅销作家和军事专家，但这些军事专家的关注根本上是教条的，目的是得出一些永恒不变的战争法则和发展脉络，以便作为未来更高效战争行动的指南。当书店用帷幕把“军事史”和通史分开的时候（哎，大部分书店依然如此），只有两所英国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最近的伦敦大学，认真对待对战争的研究。
不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尤其重要的是那些亲自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家的经验，已经逐渐清楚地表明：无论对军事史学者抑或对通史学者，这种区分都毫无道理。对军事史学者而言，将战争的行为从其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会忽略那些理解战争至关重要的维度。对通史学者而言，如果不理解裹挟了整个社会的战争如何塑造了社会的经济、社会的政治架构以及社会的整个文化，那么想要理解社会是如何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我写这本书的（也是出版社委托的）原初目标，是提供一份欧洲战争发展的概览。但让我惊讶的是，我很快发现自己渴望致力于完成的是一个更具雄心的任务—描绘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社会的发展。幸运的是，“战争与社会”这个主题开始引起我那些在伦敦、牛津尤其是美国的同事的兴趣。与他们的谈话，让我获益良多。他们应得我的感激，即便我并没有在这里一一道谢。这本书能经受批评的考验，屹立3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冒着风险，不经大改地重印（我只是新写了最后一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默默的贡献。
迈克尔·霍华德
2008年4月

第三章商人的战争在第二章我们已指出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在16 世纪，财富与军事力量是携手共同前进的。“钱财搞活战争”（pecunia nervus belli），或如法国人要言不烦地说：“ 人只对付钱的人效忠”（pas d’argent, pas de Suisses）。但是，到了17 世纪初，诸侯们发现，筹钱支付瑞士雇佣军或继承瑞士雇佣军传统的多国雇佣军，是越来越困难了。殷勤、善于讨好的银行家们如福格尔家族、韦尔瑟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应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债拖垮，彻底破产了。1 诸侯们还未建立起官僚财政制度来压榨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也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支持16 世纪持久的小型战争。因此，17 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支持战争以及维持政治权力都要越来越有赖于获得财富，不是从欧洲以外去获得，就是从各国间的贸易中去获得。事实上，开拓海外事业，同欧洲同胞相互残杀是相互作用的。对外扩张进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经费。最初，欧洲的扩张起源于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势力与伊斯兰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对抗，这一对抗充斥中世纪后期；实际上还被沿袭下来，直到15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蹂躏拜占庭基督教徒，并穿越巴尔干诸国直达欧洲心脏。当我们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务必不要忘记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伟大的好斗的文明在东欧直至18 世纪才停止相斗。在西地中海，15 世纪早期，作为同摩尔人（Moors）战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统治，并获教皇诏书的批准，去攻击与征服撒拉逊人（Saracens）、异教徒以及其他对基督怀有敌意的人，掠夺他们的物品与领土，把当地的人民降为永久性的奴隶。a 这只有放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框架下才能充分理解，“航海者亨利”b派遣探险队沿非洲海岸寻找居民、撒拉逊人、奴隶、黄金（用来“养家糊口”），以及那位同样与异教徒抗争的神秘的潜在盟友，也就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这位传说中身在非洲的基督徒国王或许在与异教徒作战时需要援军，又或许，至少“航海者亨利”希望，在得知欧洲的基督徒朋友到来时愿意伸出援手。作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斗争的继续，西班牙的扩张比起葡萄牙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伊比利亚半岛争夺战使卡斯提尔（Castile）的武士阶级名噪一时。对卡斯蒂利亚（Castilian）的骑士来说，战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3 世纪与14 世纪的西班牙光复战争时期，他们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挤压到更南部的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到15 世纪末，摩尔文明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优美的格拉纳达—也被基督徒占领，时隔七百年，西班牙全境终于“光复”。几乎是在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贵族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持续五百年的宗教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他们一旦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坚毅性、狂热性，以及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是1000 年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后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基督教，并且学会了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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