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本书的题目。美国人民在整体上很不满意政府的无能，因为它未能很好地解决明显有深远影响的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有些问题确实存在解决难度，因为政府还没找到公正处理赢家与输家失衡问题的折中之道。但是，当今政府的无能比没有答案更糟。我们的政治体系似乎无法处理明显可以解决的问题。 本书主要讨论美国五个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就当前几个最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给出了直截了当的答案。或者，更确切地说，本书坚持认为，针对一些问题，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然而，似乎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我希望大家多多呼吁，因为目前的这种情况实在危险。而更糟糕的是，当下的政治辩论很少关注这些关键问题。两党政客刻意回避他们本应处理的问题，却热衷于接受媒体采访，钩心斗角，玩一些“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且沉湎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承认，本书书名有些哗众取宠，因为关于这五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辩论过，而且政治对此似乎无能为力。但我要强调的是，政客们不能再回避这些问题了。如果要换一个书名，我觉得可以用《大到碰不得》（Too Big to Touch）。请不要把本书后面的叙事语调平淡或者故意不高谈阔论，误解为它提出的一些建议影响不大或者容易被人接受。同时，这些建议意味着一次大转型，极有可能遭到拒绝。 美国人民一向对许多事情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敢打赌，大多数美国人都很关注以下5个问题： 你相信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Medicare）在你和你的子女需要它们时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并兑现它们的承诺吗？ 你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吗？极少数的人和公司拥有的财富和影响力比以往更大？如果在这样一个社会成长，你会觉得它是富有成效和稳定的（且不论你是否觉得幸福）吗？ 为什么你需要支付的医疗保健（Health Care）费用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同类人的两倍，而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提供的服务却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差呢？ 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富裕国家里，学校却不能为了那些不能读大学的学生提供实在的技能培训？为什么许多大学生饱受学费和未来生活的困扰？ 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我们怎能允许我们金融市场的衍生品比金融危机前还多？怎能让资产和巨量的经济收益集中在比以前更少的机构中？ 我是民主党人，但这本书没有党派性。每一个政治派别的美国人——右派、左派、中间派、政见不确定的人甚至不问政治的人——都关心这些问题。许多人说，美国正在随波逐流，危险的旋涡就在眼前。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没有获得所期望的待遇，而且我们的子女将来获得好待遇的希望甚至更为渺茫。我们依然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短期内应该也会保持这个地位。但是，当今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留给下一代的社会比我们继承的更差。如果你相信这一点，你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并非必然如此。 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政治却似乎越来越狭隘。各阶层公民通常认为，民主要求当权者在代表与领导之间、在遵从选民意愿与按自身信念行事之间找到平衡。类似地，在公职竞选中，那些希望在某些关键时刻遵从民调的人与那些希望候选人展现勇气与坚定理念的人之间经常发生辩论。这些张力无法避免，但当下的平衡却不是这么回事。目前，只有极少数政客敢于无视眼前的民调，那些无视民调的人经常被媒体作为主流之外的无希望者而剔除。 如何认真审视这个禁区，许多人也许已经认定，当下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为自己和家庭带来任何真正的收益。也许你觉得你的子女已经很难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些人抱怨美国正在沉沦，“美国世纪”渐成历史。我认为这种想法没有意义。我很难认同，事实上这正是我希望挑战的态度。人们说美国已过了巅峰期，这并非不可避免。美国依然是多数人最喜爱的国家，至少在对行事成规发起智识挑战的私人部门和学术部门是这样。美国社会的创新、创造动力无与伦比，而且优势仍然明显。在本书中，我将努力证明公共部门能够发挥潜力，并在其他领域成为有价值的伙伴，只要它采取某些具体的共识型政策。路线明确，缺的是行动意志。 我在本书提出的改革建议基本上尚未进入美国的政治议程。真正的政治进步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目前这三者全无。第一个要素是，有清晰的远见，即对确实起作用的行动路线的务实思考。我将提供一点儿看法。第二个要素是政治领导力，这是我个人无法提供的，它需要坚定、有魅力和沟通才能的政治领袖在适于改革的关键时刻领导一场艰难的变革，即使冒着失败的风险，即使民调显示公众尚未做好追随的准备。政治对于一位民选官员就像在走钢丝。如果落选，就将从钢丝上掉下去。即使当选，若浪费了领导机会，还是会掉下去。一个人被选任公职是获得一次机会，以展示其在理念和行动上推行所信奉的价值观的领导力。若公职人员没有理想信念，政治家不努力改善自己选区的境遇或者不推行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就跟碌碌无为的职业混子没什么两样。 这并不是说一切未能推行变革的人都是寄生虫。在公共生活中，有些最优秀的人试图推行改革但未能成功，无论他们多么令人钦佩，改革还需要更多的智慧、洞察力和个人勇气以产生卓越的领导力。当然，时机也很重要。改革有时需要妥协，有时需要勇气。在危急时刻，有几位敢于领导并能聚合民意的伟大领袖，是一个国家的大幸。这就是他们被当作伟大人物被人们记住的原因。我们现在处于隐性危机时期。在没有产生重大事变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能激发民意和果敢地为公共利益而行动的领袖——或者有没有适合他们出现的时机——现在还有待观察。 改革需要的前面两个要素，有清晰的远见和具备政治领导力，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改革的第三个要素是有力量对抗高度戒备的现状维护者。建设性的改革总会遇到反对者，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与公众唱反调。这是民主所固有的内在特性。近期的潮流有利于权贵。目前，很难指望在改革需要的这三个要素方面战胜保守派。理想，乃至清晰的理想，肯定将时不时地被提出来。历史偶尔也会提供勇敢和天才的改革家。反对既得利益者的“战争”很难打。但是我敢肯定，如果没有明确日程，且在战斗之前不出现勇敢的领袖，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多年前，一位敏锐的朋友告诉我，美国是由两院制政府领导的，但不是公民课本所描述的那样。他说，我们有一个“管钱的院”和一个“投票的院”，前者负责日常事务，而后者是一条睡龙，它可能醒来，在适当挑动下暂时控制局面。如果本书能使这条龙从沉睡中苏醒，我将为此而自豪。 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我写书时一度考虑主要对本党说话；虽然我的许多建议并不迎合两党的主流政治意识。我希望超越党派的人、思想开明的人比两大党内党派性最强的人更能推动进步。在这个关键时刻，民主党并没有清晰的远见，共和党也不愿做出改变。太多的民主党人支持选民认为不大可能改善其生活和财务状况的温和政策；共和党人则不能摆脱关乎富人利益的明显狭隘的目标。 目前，民主党人明显地受损于轮流执政的自然钟摆效应。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摆到了里根革命 里根革命指奉行供给学派的所谓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削减政府预算中的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以减少生产成本。他的经济政策被称为“劫贫济富”。在减税的同时大量增加军费，导致联邦预算赤字大幅度增加。罗斯福的政策则是国家奉行全民福利社会的“新政”（New Deal）。——译者注。崇高的期望没有得到兑现，钟摆仍在摆动。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钟摆在摇摆。从卡尔•马克思时代到最近，理想的平等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流行。许多知识分子期望社会十全十美，这注定徒劳无功。无情的事实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是不完美的物种，永远处于无私与自私、和平与好战、合作与竞争、秩序与骚乱、同情与冷漠的冲突之中。左派始终未能从坠入幻想梦境的尴尬中恢复过来。正如当代伟大的生物进化学家威尔逊 威尔逊是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2014年时已85岁，出版过25部著作，提倡社会生物学及“生物之友假设”（Biophilia Hypothesis），主张保护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物种，认为一切物种都有在地球上生存的理由和权利，无论其对人类有利或有害。他曾两次获普利策新闻奖。——译者注（Wilson）常说的，“伟大的理想，错误的物种”。 我们需要不断弄清一个理想社会到底应是什么样的。漫画家常常把天堂描绘成天使坐在云上弹竖琴。若请你尝试描绘你在永生极乐世界中每天将做的事，你也会毫无头绪。因此，本书并不试图提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适用的普遍建议。不过，我偏爱自由企业式的民主。受恰当监管的市场经济经得起合理怀疑。多元民主，即使不那么强健有力，也已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看不见的手”是一种有力的思想。开明的利己主义对经济有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作用，对健全的监管也有好处。所以，本书不是提倡牺牲、缩减财政支出或崇尚某些僵化的意识形态。相反，它提出解决方案，是为了使今日大多数美国人，以及未来几代美国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不会要求美国人民寻找更美好的天使。需强调的是，我也不指望人类本性可能得到改变。我只是想请读者用逻辑来思考，并努力为了国家利益而把政治派别和诡辩机会放在一边。否则，未来出现的将是不那么多元化、不那么民主和不那么富裕的美国。 我在此提供一些个人历史和资历证明。我出生于纽约，毕业于纽约州佩尔汉姆（Pelham）郊区的寄宿中学，然后进入哈佛大学及其研究生院。奥托•埃克斯坦 奥托•埃克斯坦（1927—1984）是德国裔的美籍犹太人，1939年随父母移民美国；他是经济学界的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公共产品收益原则分权论”，即全国受益的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各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由各地区政府自行提供；他在1963年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经济数据提供机构——“数据资源公司”，并从事宏观经济的数学模型研究；他除了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外，还担任过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译者注（Otto Eckstein）点燃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并且慷慨地传授学问给我。他告诉我，经济学从来不是一门沉闷乏味的科学。霍华德•拉伊发 霍华德•拉伊发曾是哈佛大学的管理经济学教授，1994年退休；他是贝叶斯统计决策论方面的专家，研究博弈论、行为决策、风险分析、谈判分析等。——译者注（Howard Raiffa）教授的课程使我学到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贝叶斯 贝叶斯（1701—1763）是英国的数学家，他在世界上首先提出概率统计的概念，研究统计推断、统计估算和决策函数等。贝叶斯决策是指，在两个互相关联的随机事件中，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下，计算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译者注（Bayese）决策方法，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自那以后，它一直成为我处理几乎每项工作和知识方面挑战的重要方法。就在那一年，偶然地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列昂节夫 瓦西里•列昂节夫（1906—1999）是移居美国的俄罗斯数学家，他首先提出用“投入—产出矩阵”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因此而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自193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75年转到纽约大学；他的学生中有两人（萨缪尔森和索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Wassily Leontief）的一声未曾预料的咆哮使我坚定做职业经济学家的信念。列昂节夫含泪告诉我，他辞去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职工作，因为这个领域已被细小而不重要的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能通过数学给出肯定性答案。与此同时，他说，经济学正使最有天赋的青年人丧失雄心壮志，因为他们想探索对人类更重要但不能予以精确证明的问题。几年后，当列昂节夫将近90岁时，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他，他问我在做些什么。我说我已创办了一家保险公司，他紧紧地拥抱我并欢欣鼓舞地说，“你相信了”！ 我现在从事的是我的第三份工作。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讲授证券市场经济学课程。列昂节夫曾经建议我寻求担任非全职的讲师而不是做终身教授，同时开始我的商业生涯。后来在1975年，我完全改变了方向。在没有教课任务的日子里，我在保险业界做顾问，我很快在那个行业里取得了一些出色的资格证书。我还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这个职业组合使我被马萨诸塞州时任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 迈克尔•杜卡基斯是民主党人，曾两次被选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1975—1979年和1983—1989年）；他在州长任期内在该州的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附近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使该地区有“东部硅谷”之称。在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输给了共和党的老布什；在竞选失败后他淡出政坛，到东北大学任教。——译者注（Michael Dukakis）任命为保险业总监。州长曾允诺为这个职务找一位有保险业专长而且与这个行业纠葛不深的人。这个行业比他预期的要小，我正适合任此职。当时我看上去如此年轻，以至于在我礼节性地拜访州参议院主席时，他的助理把我说成是从高级中学来做为期一天的保险业专员的实习。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4年后，在31岁时成为一名老练的公务员，并准备回归成为学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我原本计划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工作一个学期，但运气又来了，我没去伦敦，而是去了华盛顿。 那时吉米•卡特（Jim Carter）是美国总统。他为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的职位而亲自接见我。我通过了艰难的国会听证过程，这段故事比本书长得多。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我的新职位将面临一堆棘手问题，这个预言已为力图在这个职位上把事情办好的那些人遇到的麻烦所证实。在CFTC任职对我而言教育意义大于成就感。当我回顾那几年时，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品格塑造”。 CFTC拥有监管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主要执法权，金融衍生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起了灾难性的作用；但是国会半心半意的授权以及被监管的集团的强大政治诡辩使这个执法机构从一开始就难以有所作为。很多人不觉得自己的西部牛仔式狂野行径是应该受到约束的原则问题。 1979年，这些金融衍生品纷纷涌现；我不喜欢它们，因为它们缺乏对客户的保护，且杠杆率过高。监管这股浪潮并使之退却从来不是有很好结果的任务，我并不比卡努特 卡努特（995—1035）是从丹麦来的英国国王（1016—1035），他自1018年起也兼任丹麦国王。据历史资料记载，他向他的大臣们表示他不能控制浪潮的来临，即凡人的力量不能与神力相比。——译者注国王（King Canute）幸运。事实上，是运气更差，因为卡努特实际上试图向宫廷内的溜须拍马者们说明，他无法控制这股浪潮。我却天真地认为我能控制住，以为可以轻松地防止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危害国家。 我设定了很难有机会成功的不同标准。我可能是联邦监管机构历史上唯独喋喋不休地对主要政策问题发表看法的主管，但未能使任何人信服，甚至包括我自己的下属。更重要的是，我曾试图让不止一位同事或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相信杠杆率过高、监管不足的衍生品交易可能引发金融海啸。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我收到了令人敬畏的保罗•沃尔克 保罗•沃尔克曾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采取高利率政策，压缩了通货膨胀，却引起了经济萧条，因此而被里根总统解职；接替他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采取低利率政策和放松金融监管，虽然激发了经济增长，却因金融衍生品泛滥而导致从雷曼兄弟倒闭开始的金融危机，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调拨8 000亿美元救市。——译者注（Paul Volcker）的一条不带偏见的短信，是说如果我当时能使他相信杠杆效应的危险，情况会好一些；我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他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后来我在里根政府又工作了几年，1983年初离开了CFTC。 离开学术界8年之后，我若不重新学习文献资料就没有资格执教经济学。政府在共和党手中，民主党在谴责监管和尽可能地增加华尔街的资产方面竞相模仿竞选得胜的共和党。私营企业界展现出吸引一切的力量。我没有陷入在华盛顿工作4年之后的“旋转门综合征” “旋转门综合征”是美国政界常用的谚语，指离职的政府官员在通过“旋转门”出了政府大厦后，利用其在政府的老关系谋私利。——译者注，而是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一家保险公司。这正好符合我之前的自我认知。记得在我十几岁时，我的父母曾羡慕地说，他们认识的某人在一家大公司谋得了高级执行官的职位；当时我告诉我的父母，我宁愿推着小车在纽约大街上卖苹果，也不在一家知名大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我曾被告诫，保险业不是一个容易创业的行业，而且我缺乏领导私营企业的经验，任何人都会抓住这个弱点；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1984年1月1日凌晨，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凯西（Cathy）和我从纽约的年末宴会回来时，我请她注意，有2 000多人在那晚清醒地开着车去参加各种宴会，并有保险公司为他们承保车险，但是现在他们大都喝得醉醺醺地从宴会出来，他们将由我们的新保险公司承保。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就在那天半夜诞生了。从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建立一家在下述三个方面比竞争者稍微好一点儿的公司。 首先，最大的保险公司似乎认为它们有固定的客户和代理商，我只有提供更好、更周到的服务才能取胜。为此，我们必须善待员工。培育强有力的服务文化，不仅要求领导者要以身作则，还要同时使办公室政治的色彩减到最少，因为它会破坏高端的服务品质。 其次，可能由于我有数理解析背景，所以我能够建立一家比其他公司有更多数学技巧的公司。数学和统计学是车险公司和住宅等财产保险公司的基础。不过，这一深刻的洞察很快就被本行业内领先的一些公司共享。然而，幸运的是，在最初几年里，远远超过我们的那些公司并不在我们所在的两个主要州积极开拓业务。 最后，我决定以一种对监管不对立的态度运营这个公司。当政府告诉消费者在开汽车前必须买保险时，政府就有责任确保消费者买得起并买得到保险。当人们花钱买一个金融产品时，只有当卖家在未来某个时候诚实和完整地回购，这个产品才对他们有价值。监管机构必须保证金融产品的真实性，且有偿付能力。此外，在汽车保险业，市场定价迫使推出的产品有内在和严格的营业收入回归。你所居住的街区越贫困、刑事案件越多和越拥挤，你的汽车保险费就越高。这是监管制度的另一个坚实基础。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从不反对合法的保险监管，而我们的许多竞争者常常将精力浪费在反对监管上，好像监管履行的是某种宗教责任。 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从未寻求在汽车和住宅拥有者保险业务领域进行革命化的巨大创新。有一个古老笑话，是关于森林里的两位露营者的。一位看到一头凶猛的饿熊朝营地走来。他警告另一位露营者，熊过来了；他的同伙穿起了他的胶底运动鞋。第一位露营者问：“你要干什么！你跑不过一只饿熊的。”另一位露营者说：“我知道，但是我跑得过你。”在商业界，不必创建十全十美的公司，只要你的公司比竞争者稍微好一点儿就行。普利茅斯•洛克公司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它不是国内最大的为汽车和住宅拥有者提供保险的公司，但它进入了领先的几十家公司之列。它现在为约100万汽车和房屋拥有者提供保险，每年的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我依然领导着这家公司，公司约有员工1 400名，在近30年里，公司给它的股东的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17%。在2014年，普利茅斯•洛克公司的雇员们投票认为它是波士顿地区雇主之一。在过去40年中，它在波士顿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超过任何总部设立在波士顿的公司。一位在CFTC的对手曾对我说，我的观点不值多少钱，当他知道我支付给公司员工的薪金总额时就不这样看了。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赢得的声誉。 我在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之外的商界和非营利业领域也赢得了一些声誉。我曾任《波士顿环球报》董事会执行董事达6年之久。我对新闻媒体很感兴趣，现在还是《环球邮报》的副总裁，这是一家获过奖的、以波士顿为基地的全球互联网新闻服务企业。大约在12年之前，我在纽约帮人建立了一家私募基金公司，我现在仍担任顾问，同时是这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这家基金公司总计募集了130亿美元的资金。除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之外，我曾创办了另外三家保险公司，这三家公司都得到过华尔街的资助，它们在发展成熟后就都卖给了更大的公司，我从没想过出售我个人拥有的普利茅斯•洛克公司。 在非营利性工作方面，我与一个为波士顿的公立学校筹措私人资金的组织合作。在那里，我作为一个部门主管，每年给波士顿进步最大的公立学校提供大量的现金奖励。为了加深我们对教育的了解，我的妻子和我各自选择了一个学校，更深入和直接地参与其中。凯西参加了波士顿最有影响力的政府特许中学的管委会，而我选择了标准考试成绩最差的公立高中。纽约州长岛的“冷泉港实验室” 冷泉港实验室在1890年成立于纽约州长岛，是一家私营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研究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基因及人工器官移植等。——译者注（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基因研究中心。自1983年起，我就是这家中心的信托财产管理者，并在其执委会任职，我主持它的学术事务并管理商业关系委员会。最后，我还是科学管理健康（Management Science for Health，MSH）委员会的主席，它是波士顿地区一家大型的非营利性的人道主义组织，约有2 500名职工，主要为世界上约40个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加强其基本的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建设。迄今为止，凯西和我怀着共同的热情访问了70多个国家，包括MSH有项目的一些国家。 本书将聚焦于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当然，它也会涉及一些道德、文化和社会问题，如果它们与经济问题直接有关。同时，本书还将涉及一些环保问题，它很重要，许多有见识的作家都在讨论。环保领域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既重要又难办。更概括地说，本书不是雄心勃勃、面面俱到地列明具体改革细则，也不奢望“包治百病”；也并不是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它只是公共政策分析，旨在说明，只要遵照一些众所周知的常理，就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事关美国人利益的问题。我谈的是：“几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