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转型2025_何大勇 (作者), 谭彦 (作者), 陈本强 (作者), 刘月 (作者)_9787508673080

《银行转型2025》放眼全球，新常态下银行业如何实现再平衡？聚焦中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银行业如何实现转型？BCG总结提炼未来十年中国银行业转型趋势、机遇及路径，助力银行业转型突围，寒冬中转“危”为“机”。
全球**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深度访谈逾百位来自监管、银行业、泛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高校、研究机构、媒体和BCG 全球48个国家85个办公室的专家，提出未来十年中国银行业的关键词：“存量提升、增量创新、能力重塑”，以丰富的经验和凝练的智慧助力银行业开启成功之门。

商业银行是金融产业链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形态，也是整个金融行业最不可或缺的核心。自诞生之日起，银行业就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共生共赢。
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全球范围内经济形势正在逐步好转，但其上升的势头却日益疲弱，且分化趋势和不确定性日趋明显——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长出现结构性放缓、欧元区金融体系持续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全球贸易收紧、货币政策分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不断加剧全球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在过去五年中，全球银行业都在充满竞争和变数的市场环境中奋力应变，许多银行已经在优化资产负债表、缩减成本、重塑主业乃至组织与文化变革等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以期实现新常态下全球银行业的再平衡。
在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一方面，宏观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从粗放式增长到集约化增长、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到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这要求中国的金融体系更加高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以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化升级。另一方面，与宏观经济唇齿相依的金融业改革也在持续深化。过去两年里我们看到了存款利率上限放开、民营银行设立加速、注册制初现端倪、深港通落地、自贸区扩容、互联网金融监管正规化等一系列市场与监管改革举措。此外，中国金融市场还涌现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商业竞争环境——来自互联网、实业、房地产行业的跨界竞争者持续涌现，数字变革日趋成熟、客户行为悄然转变，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核心的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改革洪流的中国银行业，应当如何应对？
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布局的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BCG）有幸成为这个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探索者和塑造者。数十年来，我们日复一日与银行同业们并肩作战、共同求索，希望能够通过精准的分析框架触达行业本质，基于专业的思维推演价值关键，促使这个古老的行业焕发崭新的光彩。我们将这些智慧与经验凝练成《银行转型2025》一书，希望在十三五规划起航之年，成为帮助银行业叩启成功之门的钥匙。
“存量提升、增量创新、能力重塑”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银行业的关键词。在本书中，我们全面分析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银行业转型的机遇与挑战；针对公司银行、零售银行、资产管理等传统银行服务，系统、务实地介绍了这些“标准化”业务的“新玩法”，并通过对金融科技发展动力与格局的描绘，精准定位移动支付、大数据及区块链等创新技术，使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共享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机遇；最后，我们分享了自1970年首次将BCG矩阵引入企业战略以来，最具自我颠覆性的全新战略分析框架——战略调色板，以探讨银行业在复杂商业环境中的思维与组织之变。
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我们访谈了100多位来自监管机构、银行业、泛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高校、研究机构、媒体和BCG全球48个国家85个办公室的专家，广集智慧，碰撞思想。在此，谨向所有支持我们、陪伴我们一路成长的伙伴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个激荡的时代，我们将谨记使命，与从业者一同不断用智慧和专业共同塑造这个古老但始终充满旺盛生命力的行业，携手中国银行业共同砥砺前行。

中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银行业转型
一、为什么需要供给侧改革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依靠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双向突破。需求侧体现为对外开放，通过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突破需求约束。供给侧体现为对内改革，通过人口红利、技术溢出、市场化等突破供给约束。
需求端：“三驾马车”日渐乏力
出口紧缩
我国净出口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2005～2007年均保持在10%以上，2008年经济危机前也达到3.5%，2009年开始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净出口贡献大幅下跌至-44.8%，并连续3年保持负数，直至2014年缓慢回升至1.7%。
另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从2006年后开始持续下降，目前已从2006年的70%下降至2014年的41%，而同一时间，其他主要经济体（如德国、美国、日本、巴西）均保持小幅上升趋势（参阅图2.1）。图2.1出口——过去10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及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总体下降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WIN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背后的原因有几点：第1，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是无限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1大出口国，2014年中国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已达到11%。超过欧盟、美国、德国等主要经济体，期望继续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第二，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的下降，一方面包括人民币在过去10年中的持续升值，另一方面也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根据统计，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累计升值近30%资料来源：万得资讯，人民币对贸易伙伴国家的实际有效双边汇率累计升值近60%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中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2008～2014年上升幅度达到93%，超过俄罗斯、印尼、巴西等主要新兴市场，2014年中国的平均工资达到7 500美元，已经远高于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尼等新兴市场。
各国平均劳动力成本数据来自Trading Economics统计，中国2014年平均工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与私营单位平均年工资均值得到。
投资增速下滑
与出口类似，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是无限的。过去10多年以来，在我国GDP的构成中，投资占比始终保持在40%以上，2009年以来更是保持在46%～48%，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巴西等主要经济投资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左右，韩国达到30%左右，都远低于中国。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因此，投资增速的放缓从长远来看是必然的趋势（参阅图2.2）。图2.2投资——中国国内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远高于世界主要
经济体，继续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
①资本形成总额以前被称为国内投资总额。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显现。过去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下滑趋势，2009年的4万亿刺激使得固定投资累计增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至100%以上，并持续至2011年上半年。但从2011年6月开始，房地产、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固定投资累计增速便持续下滑，至2015年年底仅为30%出头。由于企业对投资回报的预期较差，因此投资意愿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货币政策宽松，释放的流动性也很难进入实体经济。
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虽在短期内刺激了需求，但长期来看容易带来结构性问题。首先，加剧产能过剩。例如，2009年政府将多晶硅、风电、光伏等产业纳入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引来地方政府一拥而上的积极投资。至2013年这些行业均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其中光伏电池开工率不到60%，多晶硅开工率仅为35%，甚至一度低至10%。其次，产生资源挤出效应。地方政府为实现GDP目标，常常以廉价土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融资背书、降低环保标准等方式进行招商引资，导致各类资源向政府主导的行业和企业倾斜，而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作用难以发挥。*后，加剧经济波动。政府为进行直接投资或鼓励投资，不得不大规模举债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政府负债率上升、加剧通胀。同时，金融资源向政府主导的过剩产能行业的倾斜又会加剧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消费刺激效果有限
中国消费市场本身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波士顿咨询的测算，即使中国的GDP实际增速进一步放缓至5.5%，到2020年，中国的消费市场仍将扩大约一半，达到6.5万亿美元，也就是超过40万亿元人民币。
但消费是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提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可本末倒置。波士顿咨询对全球118个国家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化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消费水平与城镇化程度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参阅图2.3）。因此，消费的增长只能通过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收入的增加来拉动。而与此相反，通过政府补贴刺激的消费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且会误导企业扩大产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图2.3消费——消费是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提升的
结果，而不是原因，不应本末倒置
①包含数据可得的118个国家。
②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Household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er capita(constant 2005 US$)，2013或2014年（根据*新可得年份）。
③联合国统计，2015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供给端：“四大要素”亟待突破
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
当前劳动力存量充足，但人口红利未来数十年将逐步消失。目前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存量仍十分充足，2010年中国适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4.5%，为全球*高，大幅高于全球平均值66.4%，同期美国的比重为66.8%，印度为64.5%，日本为63.8%。
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统计口径，适龄劳动力为年龄在15～64岁的人口。此处所指的全球*高为数据可得的75个国家中*高，数据源自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但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数十年中逐步消失，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占比自2010年达到*高点后将迅速下降，2040年跌至65%，之后将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社会的抚养比，即每100个适龄劳动力需要抚养的小孩和老人的数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低，即社会抚养负担*轻，但此后便将迅速攀升，预计将在2045年后超过80，之后将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参阅图2.4）。
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为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抚养比为每100个20～64岁的人需要抚养的0～19岁及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数据源自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根据国际经验，适龄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将带来地价、房价下跌，经济增长放缓，储蓄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图2.4劳动力——人口红利将在未来数十年中逐步消失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此外，从劳动力素质来看，2010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年，高于大部分新兴市场，如印度为5.1年，巴西为7.5年，东盟十国为6.6年，但低于俄罗斯的11.5年，也低于主要成熟市场，如欧洲为10.4年，日本为11.6年，美国为13.1年。
东盟十国不包含文莱，数据不可得；欧洲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4个国家，数据源自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可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普及进行改善。
资本利用有效性待提高
资本利用有效性不足，没能很好地传导至*需要资本扶持的行业和企业。2015年人民银行5次降息，共计100bp；5次降准，共计250bp，旨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扶持实体经济。但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经济。金融资源的双重错配制约着宏观经济的转型，许多大型僵尸企业以低廉的成本占用大量金融资源，但深受产能过剩等问题所困；而机制灵活、效率高、敢于创新的中小企业、新兴企业却得不到充足的资本供给。与此同时，直接融资渠道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低风险的天性和对信用风险集中爆发的担忧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而2015年上半年股市与房地产回暖进一步分流了本该投向实体经济的资本（参阅图2.5）。图2.5资本——资本利用的有效性有待提升，从而更好地传导至实体经济
①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2015年存量结构与每年的增量数据推算历史存量。发达国家直接融资比例以存量法计算，直接融资比重=（股市市值+政府债券余额+非政府债券余额）/（银行贷款余额+股市市值+政府债券余额+非政府债券余额）×100%。
注：由于四舍五入，部分数据之和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人民银行；银监会访谈；BCG分析生产效率不断降低
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不断加剧，拉低了整体生产效率。过去10年，中央政府多次试图治理产能过剩问题，但产能过剩行业的名单却不断加长，从2003年的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4个行业，逐步增加至2013年的19个行业，甚至有些新兴行业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如光伏、多晶硅等。主要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0%左右，近年来还在不断降低。
这背后包含许多原因：一是地方政府面临GDP考核压力，在淘汰过剩产能和建立新产能以拉动GDP增长之间摇摆不定，结果往往还是倾向于保证短期的增长；二是在治理过程中时常将“规模”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导致企业为了不被淘汰反而扩张规模；三是在治理过程中缺乏好的退出机制和托底配套政策，加大了治理的难度。
其结果是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不断走低，行业大面积亏损。根据统计，水泥、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品价格自2012年以来平均跌幅在40%～60%，2015年以来销售利润率基本都在2%以下，亏损企业数量占比在20%～50%，局部地区亏损企业数量占比80%以上，经营状况基本为10年来*差水平。
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创新能力不足被认为是中国竞争力要素中*主要的短板之一。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中，从综合得分和排名来看，中国*落后的3个维度为技术完备度、创新、高等教育及培训。在*令从业者担忧的问题中，排名第1的是创新能力不足。
这背后包含许多原因，从创新意愿来看，政府虽然一直引导创新，但企业创新意愿不高，相比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研发投入，更愿意进行周期短、回报高的资本运作。从创新的资源来看，我国2014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为1.3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2.02%，与发达市场差距并不明显，例如2010年英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1.7%，法国为1.9%，德国为2.4%，美国为2.7%，日本为3.3%。
但我国科研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率并不高，高质量的研发成果较少。这一方面由于科研资源的分配并没有真正市场化，另一方面也由于学术界基础研究和企业的产品研发脱节，产学研联合没有真正打通。其他的原因还包括高水平人才向海外的流失，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等支持创新的投融资体系有待成熟等。
此外，需求侧和供给侧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即很多领域并非真正的供大于求，而是当前的供给无法满足部分需求，有效供给不足。以钢材行业为例，虽然我国的粗钢产能利用率仅70%左右，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但我国的钢材进口量一直保持稳定，且进口钢材的平均价格常年维持在出口钢材平均价格的1.5～2倍，过去3年价差还有不断拉大的趋势，这说明许多高端钢材仍需依赖进口。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又如零售消费行业，2011～2014年我国国内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年均复合增速为14.5%，而同期出境游带来的海外消费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1.6%，大量中高端商品高度依赖境外购买或者跨境代购。而这些需求只能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予以满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依靠需求侧刺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达瓶颈，供给侧的四大要素目前也存在诸多挑战，亟须通过供给侧改革缓解现有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进而更好地满足甚至拉动需求，促进经济的整体健康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如何开展
从国际经验看供给侧改革的不同路径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个案。20世纪80～90年代，许多国家及经济体尝试以供给侧改革摆脱危机或经济滞胀问题，各经济体采取不同的方式与政策，由此带来了不同的改革结果，回顾并分析这些成败经验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纵观历史，供给侧改革通常在经济滞胀、需求侧刺激无效的情况下被实行。不仅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要素增长乏力或衰退，供给侧的劳动力、资本、生产效率及创新也面临增长停滞。
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提出撬动供给侧要素的四大手段：减少政府干预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调整错配的经济结构；减税减负鼓励企业创新转型；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建立人才储备长效机制；控制货币供给，避免过度通胀（参阅图2.6）。此外，从各国改革的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出，改革的成功还需要一项手段，即打破金融约束。因此，波士顿咨询基于这五大手段分析了美国、德国、阿根廷的系统化供给侧改革案例，并通过分析日本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阐述了不当的供给侧管理可能带来的问题。图2.6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框架：学派主张+实践配套，
从存量及流量上撬动供给侧四要素从国际改革经验和效果来看，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回暖，是否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其中，长期的视角更为重要。而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健康、可持续，则要看增长是否以市场为主导，是否由创新驱动。
美国里根供给侧改革：盘活存量，激活流量，奠定25年长期繁荣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和1967年约翰逊伟大计划，都不断从需求侧刺激美国经济。在这些改革中，政府主导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一定效果，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积累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引发了持续通胀，并且导致资源严重向政府主导的投资倾斜，对民营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拉低了整体生产效率，*终引发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长期经济萧条。里根上台时面临31%的财政赤字、13.5%的高通胀率、7.2%的失业率及GDP负增长。
在需求侧刺激失效的背景下，里根于1981年颁布新政，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具体措施包括：
减少政府干预：订立针对管制机构决策行为的5条政策原则，明确要求所有新的管制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保证各项管制措施*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收益；成立由副总统领导的放松管制特别小组，订立指导方针，并复审行政机构提出的主要管制计划，评估行政机构已经发布的规章条例。
减税减负：针对企业制定提升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减税政策，包括降低13%的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给予投资纳税优惠、添置研究设备减税6%、增加机器设备减税10%、降低小公司利润税率等具体措施。针对个人降低个人所得税23%，同时降低资本收益税、利息税率及遗产税率等，提升个人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以求在减税的基础上实现财政平衡。
控制货币供给：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健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提高进口量，稳定物价，倒逼国内竞争。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新政看似未在人力资本投资和解放金融约束上采取改革手段，实则因为此两项政策已在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伟大计划时期开始实施，同时里根新政中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政策也间接推动了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
里根供给侧改革从成果上看，短期促使经济回暖，抑制了通胀，增加了就业，所有经济阶层的实际收入都有所提高；长期带来了由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奠定了美国自1983年开始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参阅图2.7）。图2.7里根供给侧改革在第3年开始显现成效，短期经济止血，
恢复就业，提振财政收入，长期创造了25年的经济繁荣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从微观层面来看，其放松管制、加强自由竞争、提高进口、减负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的产业格局带来极大改变，农业与传统制造业受到冲击，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及金融行业获得高速发展。
德国理性供给侧管理：适当干预、夯实实体、稳定物价，成就欧洲第1经济体德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奉行“坚持制造业立国，财政平衡，适当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催生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德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导致资本与技术外流，失业率高企至12%。东西德合并导致整体收入下降，内需不足，加之汇率过高带来出口乏力，*终导致产能过剩。1988～1990年，作为制造业大国兼出口大国的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 732亿马克，通胀超过联邦银行2%的警戒线，到199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德国GDP增长率跌至-1%。
面对德国经济空壳化、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增长衰退的局面，德国政府采取理性供给侧管理，以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调整经济基本面，撬动供给侧四大要素。与此同时，政府不忘在需求侧同步进行理性管理，通过官方贬值拉动出口，以低汇率为其经济支柱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树立坚强后盾。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
减税减负：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免征营业税；将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政府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人力资本投资：第1，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保障，理论学习在高校，实践培训在企业，高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保证学生毕业即可上岗，鼓励企业对学校进行投资、捐赠，并予以减免和抵扣税收的奖励。第二，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开雇主的解雇限制，允许灵活工作制；发展职业教育领域，引导教育理念和社会文化的转变，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第三，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促动失业者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投身劳动市场，其中包括施罗德政府推出的“哈茨计划”福利改革，约27%的失业者不再享有失业救济，48%的失业者福利被削减。
控制货币供给：联邦银行以2%作为通胀警戒线，德国政府以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制定货币政策。
由上述政策可以看出，作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德国在改革政策上始终以提升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终目标。改革政策皆为制造业的品质提升、规模扩展铺路。政府不断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产业结构调整及品质升级投资人力资本、改革汇率促进出口，甚至金融、房地产行业的管理也以护航实体为先。
德国政府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极度重视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的坚决抵制上。首先，德国政府尽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面对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以积极建立欧元区应对；其次，以低工资、稳定的地价保障企业的低生产成本；*后，始终保持物价稳定，抑制投机行为和热钱流入，保障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在打破金融约束方面，德国以高效的间接融资体系解放了中小企业的金融约束，一是建立高准入和严监管的全能银行市场机制，确保市场参与者不以承担高风险逐利为目的，而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二是允许国有、私有金融机构同台竞技，以市场化发展促进金融服务效率的提升；三是凭借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支柱性行业企业的深入了解，以低于直接融资市场的成本服务实体。德国银行长期以来平均回报率相对较低，使得资源更多投向了实体经济，而不会过分涌向金融业，避免了泡沫的滋生。
从改革结果来看，1994年起德国经济回暖，通过出口增加、产品品质提升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而技术创新不仅成为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根源，也从本质上增强了德国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金融的高效稳定也使德国成为西方经济强国中危机恢复能力*强的国家（参阅图2.8）。图2.8德国理性的供给侧管理帮助其在全球性的危机中都能快速恢复，通胀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出口持续提升
阿根廷供给侧改革：罔顾国情，极端改革，矛盾政策，引发经济和金融双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根廷政权更替频繁，民粹主义加之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经济大衰退。在此背景下，重新掌权的军政府制订了“国家重组进程”计划，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在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控制货币供给，和在需求侧刺激投资及出口同时进行改革。然而，高利率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并行形成了投机敞口，大量热钱涌入阿根廷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在金融泡沫滋长与进口开放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实体遭受极大打击，大批工业生产企业倒闭，民族工业陷入严重衰退，1976年的改革仅带来3年虚假繁荣。随后，1980年爆发金融危机，1981年经济陷入崩溃，阿根廷正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1989年，阿根廷迎来了民主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梅内姆（Menem）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分注重自由主义理论而未考虑阿根廷的实际情况，包括失衡的经济结构、不具竞争力的第二产业、无法匹配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结构等。改革再一次带来短暂繁荣，以2001年的金融危机告终。
从结果上来看，此次改革带来了10年的增长，抑制了恶性通胀。然而，经济增长并未体现在人民的财富积累上。极端自由化加之私有化改革浪潮，导致国家主要经济部门从国有垄断变为外资垄断，造成新的经济结构失衡。低教育水平的人力结构无法满足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国内失业进一步加剧，*终导致经济与贫困化同步上升的荒唐局面（参阅图2.9）。图2.9阿根廷两次失败的供给侧改革都只带来了短期的
虚假繁荣，同时造成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从阿根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短视政府从不运用人力资本投资和减税减负这两大需要长时间才能显效的手段进行改革，因此无法改善经济体的基本面，也无法有效驱动长期增长。在不顾经济结构、人力结构、资本结构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短期增长带来的必然是虚假繁荣。
日本供给侧改革：人为提高生产成本，量化宽松催生泡沫，产业空心化，经济衰退
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大国日本崛起，经济增长迅速，全球性企业诞生，社会财富增加。经济体信心膨胀，导致20世纪80年代当政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核心企业的竞争力降低，催生出资产泡沫，*终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崩盘，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改革的具体政策包括：
需求侧——错误的汇率政策：介入汇率市场，造成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出口型制造业遭受打击，同时大量国际热钱为了躲避美元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供给侧——持续加重企业负担：工资持续上升，造成企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办公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实体经济为弥补生产亏损，将资金进一步投入房地产，继续推高房产价格。
供给侧——错误的货币政策：政府为了补贴因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利率下降，诱发投机行为。
由于实体经济无法发展，而投机行为及预期又未被政府约束，海外投机资金及本国退出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进入股市，形成泡沫。1989年资产价格上升到实业无法支撑的地步，升值预期被打破，投机者丧失投机欲望逃离，从而造成市场的恐慌心理，股市随之崩盘。政府宣布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银行采取金融紧缩措施，导致土地金融的资金链断裂，土地价格急速下降，引发崩盘加乘效应。企业一夜间大量破产，资不抵债；个人财产沦为负资产，背负长期负债。恶性循环由此开始，核心跨国企业外逃，本国就业减少，国民收入下降，人口持续负增长。
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经验对中国改革原则的启示
结合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众多国际案例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波士顿咨询认为，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有几点原则至关重要。
第1，必须明确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发展，并且是由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高效、持续的发展，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和提升更好地满足和拉动需求，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去产能实现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同时，供给侧改革也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要和需求侧改革协同进行。例如，德国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去产能，而是通过主动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来实现过剩产能的消化。但与德国不同的是，以中国今天的出口体量来看，继续保持快速持续增长已经非常困难，并且，全球贸易分工的精细化和贸易环境的改变，使得简单的货币贬值对出口的拉动作用显著减弱。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可以通过积极的国际合作创造海外需求，例如当前的“一带一路”计划。
第二，政策必须有延续性和稳定性，要区分长期改革与短期调控，让市场有合理的预期。同时，要容忍改革阵痛，因为政策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市场的应对也需要时间，不能因为短期的挫败而朝令夕改。尤其因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手段包括减税减负、通过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等，常常难以避免地伴随着短期的财政赤字和行业重组，因此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决心。例如，里根新政直到第四年才开始产生正面的改革结果，短期一度加剧了财政赤字，但改革的坚持*终带来了长期的繁荣。
第三，要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市场规则、维持市场秩序、维护市场公平、释放市场活力，而不是参与市场竞争。从过去的实践可以看出，过度的政府干预、补贴有可能带来结构性问题，加剧产能过剩、资源挤出和经济波动。因此，更好的做法是利用税收、人力资本投资等“间接”手段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直接参与到市场中。
第四，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全局性规划和不同政策的配合，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例如，在阿根廷的改革中，仅注重能够短期见效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对需要长期投入的税制改革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并未涉及，因此，其改革的结果也只可能是短期的虚假繁荣，*终走向失败。与此相反，德国政府注重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如双元制职业教育，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扶持中小企业创新，以及企业和学校的合作，由此为其制造业创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国际经验对中国改革手段的启示
国际案例研究在改革的具体手段和政策上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以下将从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手段：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打破金融约束具体展开论证。
减少政府干预。其目标是建立市场主导、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释放企业的活力。具体的手段主要有三大类：一是通过市场化发展促进行业竞争、提振行业效率；二是减少政府直接的价格干预、补贴等行政手段；三是下放审批权限，还经营权、决定权给企业。
从中国的改革实践来看，“简政放权”是近年来中央政府努力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并在推行两年多以来取得了一些进展，多个行业出台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旨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未来，政府还应进一步减少直接干预，以监督和指导为主要工作责任。
适时适度减少和退出补贴和价格干预，特别是对消费端、产能过剩行业、低端供给及传统垄断性行业的补贴和价格干预，避免释放错误的信号，而加大过剩产能，造成市场的进一步扭曲。
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是以负面清单机制为基础，切实推进行业的开放性试点，鼓励民营资本投资，采用更加市场化的经营模式，以提升企业效率为根本，激活国企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转变央企大而不强、地方国企多而不精的发展困境。二是采用市场化的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建立企业家精神，吸引专业人士负责公司的运作和管理，并打破“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僵化的人才管理体系。
完善准入规则和托底政策。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是明确建立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规则，并进行动态监控。例如，环保标准的严格执行将有效淘汰地方落后企业过剩产能和低端新增供给。此外，在改革阶段，要做好托底工作，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帮助企业有序进行员工安置、资产处置和转型升级。
减税减负。其目标是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为再投资和创新创造条件。具体的手段有三大类，一是降低企业的税赋，二是降低个人的税收，三是相应地削减不必要的财政开支以实现减税后的财政预算平衡。
从我国目前的税制改革来看，营改增是改革的焦点，目前正有序推进，已覆盖大多行业。2016年会将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业等纳入试点范围，允许企业加速折旧，同时实施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原材料成本。需要注意的是，在企业税收领域，降低赋税压力的同时要积极引导企业为转型、再投资和研发创新提供支持，例如将税收工具与企业去产能成果、科研结果挂钩。在个人税收领域，资本利得税的降低可能引导个人加大投资力度，有助于通过投融资渠道将社会闲散资金输送到实体经济中。此外，减税政策可能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在短期内的下降，需要通过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或其他必要手段予以应对。
人力资本投资。其目标是为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创新储备人才。具体的手段包括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加强职业培训，更好地转化和提升存量劳动力；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人才等。
在我国，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投资面临数量和素质的双重挑战。从数量来看，政府近年来推行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扭转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如放开二孩生育限制以补充人口基数，未来还需要更加灵活的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保制度以支持劳动力要素的跨区流动。从素质来看，需要加大扶贫力度，加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等，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此外，可以采用税收工具鼓励企业和高校联合培养技术人才，促进产学研机制在中国的落地实施。
控制货币供给。其目标是稳定物价，控制通货膨胀。具体的手段包括保持适度的货币供应量和稳定的利率，同时防止投机资本的进一步流入和外资的集中撤出而引发汇率恐慌等。
从过去一年的货币政策来看，人民银行共计降息5次，降准5次，并多次运用逆回购、MLF（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简称中期借贷便利）等中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释放流动性。同时，将过去的时点准备金考核法改为平均考核法，有利于平滑货币市场波动，强化机构流动性管理。可以说，人民银行为市场提供了总体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预计会在中短期维持该政策。由于短期内资本无法有效从过剩行业直接退出，甚至会有额外资金投入这类行业以确保僵尸企业的平稳退出、不良资产的处置和下岗员工安置与再就业；同时为了保障新兴、战略性行业能以合理的成本获得融资，灵活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目前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但就实施效果而言，由此释放的大量流动性若没有很好地传递至实体经济，而仅助长了股市和房地产行业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则会为市场埋下流动性风险和通货膨胀的隐患。因此，如何维持适度的流动性哺育实体经济的同时避免过度通胀将是中国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中长期挑战。
打破金融约束。其目标在于提升融资的可得性，同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具体的手段包括金融机构主体的市场化、价格和竞争机制的市场化等。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正在积极推进，改革的方向总体来看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包容、创新，也有利于企业打破金融约束，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但同时也需要看到，政府和监管机构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仍然存在，例如民营银行虽发放了5张试点牌照，但对其覆盖区域和业务范围仍进行了严格限制，使其很难参与完全的公平竞争；资本市场发展深度仍有待提升；刚性兑付仍然广泛存在，扭曲了市场价格和风险。此外，随着金融市场发生的新变化，未来几年有可能出现历史累积的信贷风险的集中爆发，这些都对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从中短期来看，要坚持金融市场化改革大方向，在严格准入和规范市场的同时鼓励多种资本、各类型金融机构主体的发展，适时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破除扭曲的市场价格，有步骤地加快退出过多行政干预，以市场化的发展方式打破金融资源和需求之间的双重错配。
总体来看，波士顿咨询认为，供给侧改革确实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更是短期内扭转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重要举措，同时，国际上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相信只要能够坚定改革决心，不断完善改革政策，一定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银行业转型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自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实体经济密切联系、互促共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也助推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快速成长。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减速换挡、结构调整、风险防范、培育创新将是未来宏观经济的主旋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牌照红利逐渐弱化、业务边界不断模糊、客户需求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创新技术发展，使得传统金融机构目前的产品和服务能力与外部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因此，通过金融体系自身的供给侧改革，打破金融约束，反哺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将成为未来几年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银行业的未来
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将呈现四大主要趋势。
第1，从价格决定机制看，价格市场化改革将逐步深化。经过近20年的稳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让市场在价格形成和变动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从而更好地指导金融资源配置，已成为金融市场化的重要环节。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意味着价格、结构、风险三方面的挑战，从价格来看，利率市场化导致短期利差震荡、中期利差下降概率较大，金融机构需要不断提升风险定价能力；从结构来看，通过综合化经营拓展非息收入，增加高风险高收益资产占比将是应对利差收窄的重要对策；从风险来看，利率震荡导致波动性增加，这将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第二，从资源配置方式看，直接融资的发展将会提速。中国目前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全社会融资存量中表内间接融资占69%，表外融资占17%，直接融资占比仅为14%。但过去5年间，直接融资占比已从2010年年底的10%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14%。在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中，金融风险通过银行的客户关系管理、持续信用风险监测、组合管理得以控制，但银行与客户的“债权”关系导致风险始终集中在银行体系内部。而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中，金融风险通过专业化的资产配置与财富管理，以分散化的转移为主要手段进行控制，金融机构与客户的“信托”关系使得风险得以分散到投资者中。因此，直接融资占比的增加将有助于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而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换将依托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以及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成熟。对监管机构来说，需要推进注册制的落地实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退市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要求以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金融机构来说，借助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市场，加大场内、场外各类金融产品的创新，将是重要的业务机会。
第三，从参与主体看，竞争主体将加速市场化。总体来说，我国金融主体市场化程度尚浅，牌照红利仍然存在，但未来将逐步改善。自2014年以来，监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金融行业的市场化竞争，包括批准成立5家民营银行、发放3张互联网保险牌照、引导新兴金融业态规范发展、包容混业经营发展趋势等。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推进金融行业的市场化竞争，提升金融服务的整体效率。
第四，从监管机制看，金融监管将简政放权，与市场统筹发展。金融体系的监管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着眼于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建立公开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具体包括：优化市场准入，还权于市场，让权于社会，放权于基层；推进分类管理，促进金融机构差异化定位；完善监管方式，加强风险预警，实现审慎与灵活的动态平衡；加强投资者教育和保护，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
在这四大趋势的影响下，银行业的规模和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首先，贷款和存款增速均会放缓。预计未来5年，M2增速将下降至10%～12%，与此相对应，贷款增速将下降至约11%，存款增速将下降至约9.4%。其次，直接融资高速发展，未来5年，直接融资增速为25%～28%，将对银行贷款构成一定替代。同时，非标准化投融资将向标准化投融资转化。*后，融资主体结构变化显著，从产能过剩行业转向中小企业、三农和新兴产业。
由此，预计到2020年，银行业收入在金融行业整体收入中的占比将从2014年的88%下降至2020年的81%，银行业利润占比将从2014年的87%下降至2020年的76%（参阅图2.10）。图2.102020年，银行仍然贡献81%的收入和76%的利润，
非银机构贡献18%的收入和24%的利润
①消费金融收入和利润规模非常小，保险保费收入的定义导致其收入利润比例和其他金融行业差距太大，因此不纳入图中；预计保险2020年保费收入将达到6.3万亿元。
②预计到2020年，银行、信托、融资租赁、基金利润率略微下降；券商利润率保持不变；保险利润率略有上升，其总利润达到3 200亿元。
资料来源：BCG 2020金融业收入模型；BCG 2020商业银行业收入模型；BCG分析聚焦银行业收入池，从2014年至2020年预计将保持10.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至2020年将达到7.7万亿元人民币。从银行客户构成角度看，各类业务收入将呈现以下趋势：
公司银行业务收入占比将从2014年的48%下降至2020年的46%，但仍为基石业务，增长主要来自中型、小型企业客户，以及交易银行、投资银行等业务。
零售银行业务收入占比将从2014年的33%上升至2020年的35%，重要性稳步提升，其中通过直销银行等业务模式创新而覆盖的大众客户，以及通过私人银行等业务模式专业化而覆盖的高端客户均将成为重要的增长机遇。
金融机构业务收入占比将从2014年的13%上升至2020年的15%，虽然占比仍小，但将是收入多元化的重要来源（参阅图2.11）。从银行业务构成角度看，传统存贷业务收入贡献预计将从2014年的58%显著下降至2020年的52%，如何善用存贷款资源，稳固核心关系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交易银行、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业务发展提速，收入贡献将分别从2014年的13%、7%和3%提升至2020年的14%、9%和6%，成为银行专业化能力提升、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重要体现（参阅图2.12）。
银行业转型势在必行
对于银行来说，改革的深化和结构的调整也意味着粗放型规模扩张的结束，因此需要从存量提升、增量创新、能力重塑三大方面着力自身的转型升级。本书的后面三个部分将围绕这三大主题展开。
存量提升。第三章和第四章将重点讲述银行业的基石业务——零售银行和公司银行业务，论证如何实现业务模式的差异化和基础能力的打造。第五章至第八章将针对银行业存量提升的四大新机遇——资产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私人银行和直销银行进行详述。图2.11从客户构成角度看银行业收入池
注：零售银行主要业务包括储蓄存款、个人贷款、信用卡、个人理财产品管理及销售、个人其他投资产品（如基金、信托等）代销，不包括小微企业。其中高端私行(客户资产额600万元以上)，高端财富(客户资产额100万～600万元)，高端理财(客户资产额30万～100万元)，中端理财(客户资产额10万～30万元)，大众客户(客户资产额10万元以下)。
批发银行主要业务包括传统存贷、国际贸易融资、国内贸易融资、现金管理及交易结算、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管理及销售、包括小微企业。
金融机构主要业务包括托管，资产负债业务（即存放同业、买入返售、拆出资金），债权自营投资业务及代客交易。
其他主要为存放人民银行利息收入。
资料来源：BCG 2020商业银行业收入模型图2.12从业务构成角度看银行业收入池
注：传统存贷包括零售银行存款、贷款和信用卡业务，批发银行非贸易融资、现金管理及支付结算所带来的存款及贷款利息收入。交易银行包括批发银行的国际贸易融资、国内贸易融资、现金管理和支付结算所带来的存款、贷款及中间业务收入。
投资银行包括批发银行的债券承销、并购咨询、银团贷款及结构化融资所带来的中间业务收入。
资产管理包括理财产品的销售和管理费用，基金、信托等综合性理财产品的代销收入。
其他业务主要为存放人民银行收入。
资料来源：BCG 2020商业银行业收入模型增量创新。第九章至第十三章将重点讲述当前金融科技的发展情况，以及银行如何积极参与和分享金融创新的成果，并针对支付、大数据、区块链等热点领域分享波士顿咨询的看法。
能力重塑。第十四和第十五章将重点针对转型过程中*大的难点——思维转变和组织转变提出波士顿咨询的系统性方法，因为只有真正实现了思维和组织的转变，才有可能将业务模式的转型和创新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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