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李玶传_傅安_9787516509463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李玶传》用朴实而动情的语言、翔实而精彩的事例，细致生动地描述了李砰院士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j和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执着精神，刻画了一位爱国老科学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感人形象。《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李玶传》内容丰富、故事性强。不仅适合从事地质专业的人员阅读，也适合青少年一代阅读，对于启迪后人、感召后人、教育后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曰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 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和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珞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机构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i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高等学校2263所，年招生6∞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铡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建设、大科学工程和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的、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请他们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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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李玶的一种幸运。因为李玶如果仍然留在南大，经历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李王平难免不被戴上“右派”的帽子。笔者曾问过李王平这点，他说：“可能。”而他在哈军工为什么一点事也没有？李坪说，当时院里领导的确叫大家提意见，问到李玶时，他也说了一点，但之所以没有留下“后遗症”，只能说李玶幸运，遇上了政策水平高的领导罢了。
1953年，李玶同徐克勤先生到北京开会，去接受某个任务。一回到学校，才得知自己马上要被派到南湾水库去工作。当时弄得他莫名其妙（事先没人跟他打招呼），去北京开会是接受一项矿产项目的，没想到回来要到南湾水库去搞大坝和钻探工作。这把他难死了——李玶对水库一窍不通，却突然下达此项任务，让他不知所措，十分紧张。尤其让他不解的是，当时系里恰巧有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郭令智教授，他是专搞工程地质学的，系里为什么没有派这位专家去发挥才能，而是派自己这个门外汉去呢？李王平满腹疑问，但没有去询问领导。依李玶的个性，只要承担了任务，就会全力以赴去做好。于是，他就硬着头皮，带着一个专科毕业班的小组（全是学生），成员有冷叶、朱学愚、高明等七八人，一同前往。
到了那儿才知道，当时，浉河南湾水库那里已有5万劳改犯在进行施工。见此状况，李玶连歇都没歇，就投入到工作之中。但是李玶对水库一点都不了解，只好临时学习，查资料，阅文献，拜老师，边工作，边学习，和同学们商量，向同行们学习，向工人们学习。这些劳改犯其实是一些知识分子，同他们在一起工作，相处得也很融洽。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最后终于累倒了。但没有人顶替，只好在床边放一排电话机，躺在床上指挥十余部钻机昼夜工作，随时指挥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最后他还是挺过来了。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从此，决定了李玶此生将与工程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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