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括三大部分:“台湾文学发展趋势”、“台湾重要作家作品批评”和“台湾文学史论探讨”。以“文学场域”为核心概念,阐述了当代台湾文学的场域结构,对当代台湾文学体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阐释当代台湾文学发展规律。
张诵圣,美国德州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文学博士。曾任美国“中文及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执行委员,并受邀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辅仁大学、成功大学等校访问讲学。主要著作有英文撰写的《现代主义与乡土对峙:当代台湾小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台湾文学生态:从戒严主导到市场规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论文集《文学场域的变迁:当代台湾小说论》(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编有英文选集《丽后春笋:当代台湾女作家作品选》(美国女性出版社,1990年)、《文学台湾:史料汇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
第一辑 趋势综述
现代主义与台湾现代派小说
袁琼琼与80年代台湾女性作家的“张爱玲热”
朱天文与台湾文化及文学的新动向
当代台湾文学与文化场域的变迁
台湾女作家与当代主导文化
台湾文学里的“都会想象”“现代性震撼”与“资产阶级异议文化”
第二辑 作品评析
王文兴小说中的艺术和宗教追寻
从《家变》的形式设计谈起
嘲蔑中产品味的现代主义美学——评李永平《海东青》
论白先勇《孽子》的主题结构
昨日的历史——评陈映真《山路》
评苏伟贞《倒影小维》——兼及前作《沉默之岛》
绝望的反射——评朱天心《古都》
冲决知识的疆界——评张大春《小说稗类》
虚拟的迷宫——评张大春《本事》
解读王文兴现代主义新作——《背海的人》续集
重访现代主义——王文兴和鲁迅
第三辑 史论探索
从当前对日据时期文学的学术探讨看“台湾文学研究”体制化的几个面向
“文学体制”与现当代台湾文学——一个方法学的省思
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当代文学生产场域里的位置
“文学体制”“场域观”“文学生态”——台湾文学史书写的几个新观念架构
文学史对话:从“场域论”和“文学体制观”谈起
“位置”与“资本”——侧评黄锦树、任佑卿有关台湾文学史的论文
现代主义、台湾文学和全球化趋势对文学体制的冲击
试谈几个研究“东亚现代主义文学”的新框架——以台湾为例
台湾冷战年代的“非常态”文学生产
参考文献
《当代台湾文化研究新视野丛书:当代台湾文学场域》:
如果不是《家变》的叙述者在中段以后(特别是小说的第三部分)起了一个突兀的转,我们尽可将这个文字中暗含的对照观点视为当然。然而自中段以后,清澄简练的语法渐渐被冗长迂回的句子所取代,作者欲将某些形式成分和内容层面做一特殊勾连的意图逐渐彰显:诘屈反复的词句往往勾勒出纠缠纷扰的心境或事况;同时不仅是叙述者使用这种特意营造的文体,主角内心独白处或直引的日记内容,其语调风格也如出一辙。至此,读者通常赖以区分叙述者和人物个别观点的语气差别既不复可靠,叙述者和主角之间的关系则又开始出现新的可疑发展。
尤其在进入第三部分以后,读者可以逐渐觉察出叙述者往往逾分的情绪表露。本来,尽管现代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常力求客观,自抑声量,但纯粹中性的叙述实难以绝对维持。《家变》的叙述者在此处之所以显得过分嚣张,倒不是由于时间不可避免的观点混淆,而主要由于一中立对照观点的逐渐隐退。比如在第135到148章之间,主角激动的情绪溢于言表,常一连数篇的亢奋讥诮:仿佛原非剧中人的叙述者此时代人不平,情不自禁地与主角同仇——抑或书中人物已摆脱了叙述者的中介,迫不及待地参与自身故事的陈说。
全书结尾处某些具有自我指涉功能的语符数量陡然增加:破折号带出叙述者与读者直接沟通的旁白:代名词下一再加注,以免读者张冠李戴;叙述者更经常任由其思索的轨迹不加修饰地呈现(犹疑、斟酌字句、自我修正等等)。如此凸显原该是局外人的叙述者的言谈行为,不啻暗示读者其后必然隐藏有特殊的心理动机——其目的何在?
有心的读者不免臆度:莫非我们应当套上心理分析的公式,将叙述者视为主角人格分裂的另一个自我?或者,更容易取信的,是把他看成一个故意不露面的忏悔者,在回忆的过程中竭力保持着不让自己受伤的心理距离,却又不由自主地步步卷入。这样说来,本文一开头所节录的那段文字中若有所指的机锋,原是何等的辛辣!
最耐人寻味的,倒并非叙述者与主角之间这层原就十分暖昧的关系,而是作者在叙述观点运用上对这层关系所故弄的玄虚。用王文兴自己的话来说,《家变》的叙述者,像卡缪《瘟疫》中的医生一样,故意藏匿了自己的身份。换句话说,这个叙述者本身是回忆录的撰写者,是他——这个虚构作者——决定采用第三人称,却仍无法摆脱某些回忆中的铭心之痛。在这样一个处心积虑设计出的叙述形式背后,到底牵萦着哪些关乎当代小说形式嬗变、作者创作观认同取向的课题,毋宁是值得深究的。
三
自传式小说或回忆录的撰写涉及的一个理论性关键问题便是作品对真相的诠释(interpretationofreality)。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对这个问题一向深存认知性的怀疑。尽管如此,现代主义小说的大家们仍往往借象征形式企图对所感触到的“真理”做高度个人化的界说。而王文兴无疑受到这个传统的深刻洗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许多现代主义所服膺的小说创作成规、理论先设,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早已产生若干自省式的衍变。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小说中故事结局一般是读者窥视其对真相所作诠释的一个重要关节。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若干作品却采用多重结局的设计,刻意对作品真相诠释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家变》写成于70年代,其中若呈现某些转型期的形式设计,原是极易理解的。
基于认知论的观点,人类对自身瞬息万变、潜藏蛰伏的心理动机的挖掘,永远隔着一层不能穿透的主观性。因此自传、回忆录的所谓“真实性”,不过是受文学习规制约的一个自欺欺人的迷思。王文兴在《家变》这样一个自传性小说里介入一个虚构作者,无异于戏剧化地肯定了这个主观性的必然存在。而令此“虚构作者始而竭力争求客观性,而终究不甚成功,毋宁是个自传小说传统因袭的形式做了个反省式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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