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殉续编：弹琴、吟诗与种菜_杨典_9787550810792

　　《琴殉续编：弹琴、吟诗与种菜》是作者杨典继《琴殉》之后的第二部综合类琴书，也即《琴殉》之续篇。全书共分四卷。其中，卷一是关于明末浙江诗人与琴家吴之振的一篇准戏剧《种菜：十七世纪末一个江南诗人琴家之默示录》。卷二为作者近年来的几篇零散的琴学随笔。卷三收入了一组与琴史有关的新诗。

　　《琴殉续编：弹琴、吟诗与种菜》：
　　中国古人追求“有尊严地活着”。在文字狱与异族镇压的大环境中，如果既要生存，又要有尊严，就只能自力更生。这也是传统集权社会与二十世纪具有乌托邦性质之极权主义不同的地方。即在传统集权社会，即便如元蒙或满清这样对汉人进行过大屠杀的朝代，权力也还毕竟为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留下了一点可以苟且偷生的空间：如出家（走向宗教）或种地（退隐底层）。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完全斩断与世俗政治的关系，那么还可以带着一点点尊严活下去。但在二十世纪则不同，极权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基本是把整个社会全部纳入其肃清的范畴，如果你反对，则是连任何一点生存空间都没有的。关于这一看法，美国女学者汉斯·阿伦特在其《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有过详细论述，此不赘言了。
　　我想说的是，吴之振的“种菜”正是传统极权社会下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此事件也就具有了价值观上的合法性。而吴家与吕留良家的关系，包括整个遗民圈子，也有了一点点残存的空间，不至于被完全毁灭。康熙或雍正也不能拿他如何，因吴之振的行为并没有违背儒家的忠君思想，同时也没有完全与异族朝廷水火不容。他把愤世嫉俗和与世无争，都体现到了对牛马、花鸟、桃浪、风筝、远山、天灯、水车、桑葚.砚台、辋川图以及古琴与昆曲等相关的诗中去，体现到了不断与来家饮酒聚会的朋友唱和中去。吴过起了完全的诗人式生活，度过了几十年绚美、秘密而寂静的岁月。
　　吴之振是一个没有牢骚，却又不违背离骚精神的妙人。
　　从画像上看，晚期的吴之振是剃了前额，留着辫子的。可见他与当时大多数人一样，都不得不顺从了清人“留发不留头”的侮辱。而非如吕留良那样干脆剃个秃瓢当和尚了事。吴与吕尤其通医学，吕留良三十二岁时拜浙东名医高旦中学医（高也是常与吕、吴二人在梅花阁饮酒唱和的诗人），吕后来在《东庄医案》中详细记载了他与吴之振关于救治吴家一位姓钱的仆人的过程。而吕留良是一个有政治洁癖的人，故他归隐后，始终就只能靠行医自食其力。据晚清章太炎后来对吕留良这位反满“古革命家”的考察，“老吕家”的后裔在二百多年后，依然靠行医养活自己。而吴之振没有洁癖，故他能行医，还能下地种菜。种菜就是一种在强权下的“双活”，即在政治表象上顺从或不再抵抗满清，但也不走仕途，安心去做一个普通人。以此，在文化上最大限度地守住汉统和前朝遗民的风骨。一激烈，一温和；一出家，一种菜。哪一种更有意思呢？（如《哈姆雷特》云：“默然忍受命运暴戾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吕留良死后二十四年，其子吕葆中坐一念和尚反清案（朱三太子案），被捕入狱，忧恐而死。吕留良死后四十六年，曾静文字狱案发。雍正在强迫曾静与之合作《大义觉迷录》之同时，将吕留良抄家灭族：吕留良父子俱被开棺戮尸，其弟吕毅中被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受牵连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整个吕家及其亲友被打人地狱。吕留良的大部分学说都被禁止出版，长达二百多年。吕留良的书法存世就更罕见了。若非后人收集，现在的残本《吕留良诗文集》也将湮灭无存。这些都是中国入耳熟能详的事了，此不赘言。而吴之振呢？由于田园空间对政治的规避，他的后人在繁衍中，一直过着还算相对安静的生活。“种菜诗”历代都有人唱和，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吴之振《种菜唱和诗册》作为诗与书法作品，一直完整地保存至今，包括《赠行诗册》与《黄叶村庄诗集》《浔阳楼诗稿》与《宋诗钞初集》等都也留存于世间。吴之振的孙子吴兰成（1704-1768），字湘佩，号恒斋.曾任江西庐陵知县，他于乾隆年间曾重修过黄叶村庄，且是一位书法家。吴兰成的行书《唐宋诗钞》，可以说也是对“种菜”精神的一种继承。到了近代，浙江画家吴伯滔、吴待秋即是吴之振的第八世、第九世嫡孙，他们与吴昌硕合成为“三吴”。直到当代，如北大教授漆永祥先生，在写《吴之振（宋诗钞）编纂前前后后》一文时，也曾和过种菜诗歌四首。现在的人恐怕很难对吕留良的尊朱、避王、宗明等思想有什么继承，而如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已仅限于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了。但吴之振的“种菜诗”作为一种消解集权的文学形式和写作心态，却尚可从实际行为中去传承，尤其面对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正如《德音堂琴谱》已流传了三百多年，一直到今天，仍有琴人会去参照它来打谱弹琴。这些便是我写这篇准诗（戏）剧“种菜”之初衷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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