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和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美学史和思想史上皆占有重要地位。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述老子的人生哲学及其“以正治国”的思想与孔子政治哲学的异同，并对其不能自圆其说的“有为”、“无为”主张作了深入的研究，鞭辟入里。下编探讨庄子在文学、哲学和美学等方面的卓越建树，尤其论述庄子为中国文学四祖——讽刺文学之祖、寓言之祖、文言小说之祖、浪漫主义之祖，对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独到新颖的见解。
《老庄新论》汇聚陆永品先生一生精研《老子》、《庄子》的重要著述，是近年来道家思想研究领域的一部不可不读的力作。
50年前，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时，就对《老子》和《庄子》这两部著作产生了兴趣。尤其对《庄子》之书的兴趣更浓，因其语言生动形象，优美动人，蕴含丰富，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但是，对老子庄子其人其书，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他们的哲学思想复杂，令人费解，因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有歧意。有些问题，自古及今，众说纷纭，莫能定论。为了帮助读者研读《老子》、《庄子》，有几点应当简要地予以说明。
（一）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庄子其人其书的问题。考证古人古书的真伪，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根据史料说话，不能先入为主，以主观想象篡改历史，以符合自己的看法。譬如，有人首先认为老子生长在春秋末年，对于宇宙的形成，还不可能有唯物论的思想，于是便在古籍中寻找片言只语，来论证老子的宇宙观是唯心论。类似此等研究方法，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考证古人古事和古典文学研究，都必须占有大量的史料，由史料说明问题，得出结论。胡适书法（条幅）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说得非常精辟，应当成为学者的座右铭。古代的史料浩如烟海，即使对所掌握的有关史料，也应当去粗存精，去芜存菁，经过过滤筛选，保留有价值的精华，摒弃毫无意义的文字。不能把所掌握的史料，舍不得割爱，一股脑地都塞到论文或著作中。现在有不少学术著作，即存在此病。
其实，在历史上，人们对有些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做研究工作，应当善于识别正确的史料和错误的观点：不能满足于掌握许多史料，就下结论。如果立论不正确，史料愈多，将更能迷惑一般的读者。正如荀子所说“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庄子其人其书的问题，前人有许多不同看法，其中有些看法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只是主观臆断，不仅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制造了混乱，给研究老庄设置了障碍。
（二）
老庄研究与其他问题研究一样，总会打上不同的这样或那样的时代烙印。应看
到，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历史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老、庄思想便与佛、
道、儒相互融合，因而对老、庄的研究，就更加复杂。
就以不同的时代对老、庄的称谓为例，一般说两汉称黄、老，魏至晋称为老、
庄，逮至唐宋，又称佛、老。这些不同的称谓，并非只是简单的称谓问题，它表
现了不同的时代，老、庄之学的不同的社会地位。汉代称为黄、老，是由于汉代
002初年，疲于战争破坏，举国上下，皆渴望天下太平，休养生息。因此，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与统治者和人民的愿意相吻合，于是统治者便崇尚黄、老，把“无为而治”的思想当做治国策略。魏晋南北朝时代，许多文人学士，崇尚“玄学”，清谈之风甚盛，于是便曲解老、庄，盛称老、庄之道。唐宋时代，许多文人骚客，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志不得伸，于是便借助老、庄和佛教的出世思想，来逃避现实，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同时，封建朝廷信仰道教，崇尚老庄。由此可见，不同时代对老、庄的不同态度，都深深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即使在褒贬上，也表现出同样的问题。明代学者陈治安曰：“后世论庄子者，或赞其高玄，或讥其放傲。大约晋、宋人赞叹，宋元人讥贬。言说虽多，尽无当于庄子，固不若太史公本传，寥寥数语，字字皆实录也。”说明司马迁对庄子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不像后世有的学者任意曲解，各取所需。庄子是坚定的批孔派，古代以来即有学者曲解庄子的看法。首先，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的，还是司马迁。他说庄子“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免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是，至宋以后，有些学者出于某种需要，竟然不承认庄子批孔的客观史实。苏轼即说：“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王安石亦曰：“学者诋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说：‘说书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其文而不以意
01《南华本义》。
02《庄周》。
原之，此为周者所以诋也。”01苏轼、王安石之所以不承认庄子批孔，是由于他们是尊孔派，而又喜爱庄子所致。
直到清代和近代，还有一些学者仍然不承认庄子是批孔的。诸如清代的吴世尚、陆树芝、刘鸿典和近现代的胡远浚等，皆如此。甚至，刘鸿典还说庄子是“尊孔”的。他说：“世皆谓庄子诋訾孔子，独苏子赡以为尊孔子。吾始见其书而疑之，及读《庄子》日久，然后叹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也。”02他发出此等耸人听闻的论调，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慨自孔子没有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非特儒与墨分门，即儒与儒亦分门，百家簧鼓，皆自命为得孔子之传，而极其流弊，至于诗礼发冢，可见伪儒之附于孔子者，实为孔子之蠹。攻木之蠹，势不能不累及夫木。则庄子之用心为甚苦，而后人反谓其为抵訾也，不亦谬乎？”显然，此等强词夺理的诡辩，也掩盖不了庄子批孔的历史事实。
近代有些进步学者，反对尊孔复古，反对闭关自守，而主张学习西方，才把否认庄子批孔的陈案翻了过来。譬如，严复说：“庄子最长喻义，其词锋殆不可当，用以剽剥儒、墨……”严复的看法，就代表当时进步思想家的正确看法。
古代学者，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及其处境不同，他们对老、庄的评论，往往也会因人而异。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因此，对待古代研究老、庄的著作，应当择善而从，不能兼收并蓄。
陆永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一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有《老庄研究》、《司马迁研究》、《诗词鉴赏新解》、《庄子通释》、《庄子选集》、《庄子选译》、《庄子选评》、《唐宋词选》（合著），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先秦两汉部分）、《俞平伯名作欣赏》，编选《俞平伯集》、《史记论文？史记评议》等，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为老子《道德经》正名
众所周知，《老子》此书，世称老子，《道德经》。其上篇为“道经”，在前；下篇为“德经”，在后。老子《道德经》上、下篇，千古流传，未曾发现有人质疑。诸如汉代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魏王弼《老子注》、唐傅奕《道德经古本篇》、清代奚侗《老子集解》等等，众多治老著作及其不同版本，有的虽未标明上下篇，但皆“道经”于前，“德经”在后。此乃可谓世人共识。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竟然发现有不同者。1973年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抄本，却与传世诸本《老子》不同，它下篇“德经”在前，上篇“道经”在后，成为《德道经》。据此，当今有的治老学者，如尹振环先生的《重识老子与（老子）》01，即认为帛书《老子》为较早的可靠版本，就在其著作中，把《老子》下篇《德经》置于前，上篇《道经》放在后，成为《德道经》。这“德”字，若如是诠释：“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管子．心术上》）那么，这就改变了老子《道德经》的内涵。此乃是耶非耶？我认为，老子的《道德经》书名，《道经》在前，《德经》于后，原本如此，是老子的本意。而帛书《老子》抄本，抄成《德经》在前，《道经》于后，是错误的。何以见得？下面，即分数端予以辨证和正名。
其一，司马迁《史记》老子本传，即记载老子著书上、下篇五千言，“言道德之意”。
司马迁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佘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作为号称“实录”的伟大史学家，他有关老子著“道德”之书上、下篇的记载，自然是可信的。世传老子《道德经》之书，也符合司马迁的记载。老子《道德经》之“经”字，显然为后人所加。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三种。邻氏、傅氏、徐氏，皆为传老子之学者，以《老子》原文为“经”，以己见为“传”或“说”。老子《道德经》之“经”字，大约即由此而来。逮至唐代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即记载李耳撰《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二卷》等多种。称《老子》书为《道德经》，是对“圣哲”著作的尊称，如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曰：“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
其二，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看来是受《管子》的启迪。
《管子．心术上》曰：“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管子说：大道无形无为，“德”化育万物；道与德同体，密不可分。虽然，老子的《道德经》，与管子所谓“道”与“德”云云，不完全相同，但并不难看到，老子著《道德经》上下篇，是受其启迪，并有所借鉴和继承的。同时，也应看到，管子之“道德”论，与老子的“道德”上、下篇，其前后之顺序，是绝对不能倒置的。
其三，《老子》之书，其上下篇之结构及其有关“道”与“德”内涵的述说，也足以对《道德经》书名的真实性子以辨证和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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