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读本_裴晓军_9787511715975

　　《中央编译局文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读本》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考证。在谈写作背景时，笔者侧重对当时德国社会现状，尤其是对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在一系列理论和政治问题上存在的原则分歧进行对比和分析，侧重于从历史维度解释清楚《哥达纲领批判》写作的必要性和暂缓面世的必然性。第二部分为研究状况。在这一部分里，笔者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学派的具有代表性的五篇文章。第三部分为当代解读。在这里，笔者就《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第四部分为经典著作选编。该部分除了包含恩格斯写的序言、给威·白拉克的信与《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等原著的三个篇章外，同时还附上了恩格斯写的与《哥达纲领批判》直接相关的十一封信件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1869年在爱森纳赫通过）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1875年在哥达通过）等纲领。

　　呈献给读者的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旨在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以及有关专题思想重新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供广大读者特别是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读者阅读使用。计划出版40种，三年内陆续完成编写和出版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文本，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在我国学术史上，曾编写和出版过不少关于经典著作的读本，包括各种注释性读本和导读性读本，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读本也越来越显出历史局限性。比如，以往对经典著作的解读视角较旧，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全面；解读的经典著作范围较小，视野有限；解读所依据的文献不足，深度不够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自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以及普及工作不断加强，这就迫切要求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解读。

　　同时，这些年我国学界有关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人类文明的深入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不断深化，解读视角发生重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例如，以往由于受革命实践的影响，我们较多地从社会主义“革命”视角去解读，而较少从社会主义“建设”视角去解读，因此，较多地注重研究其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而较少研究社会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思想。革命胜利后，仍然沿袭了这种解读模式。这就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新社会建设思想，恰恰是这些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更有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学者自觉地从“建设”视角研究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就。又如，过去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限于对若干重要经典著作的解读，如对《共产党宣言》等五六部名著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对其他著作的解读不多。即使有收文较多的导读性读本，但常常由于篇幅所限，也只能对这些著作进行简要介绍，不可能对每一部著作展开研究。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研究经典著作的专题成果越来越多。再如，近年来新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和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大大拓宽了人们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理解。加之这些年我国学界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的外语水平较高，知识储备较多，研究方法较新等，对经典著作的研究和理解也更有新意。这些都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

　　为了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总结这些年我国学界编译、研究经典著作的成果和经验，比较全面系统地解读和阐释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中央编译局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并对该项研究提供了基金资助。课题组不仅在局内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而且向社会公开招标，争取到社会力量的支持，_批有造诣的中青年专家参与到课题研究中来。经过课题组同仁两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并将继续补充、完善并陆续推出。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特点，这也是丛书编著工作所力求遵循的原则：第一，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本丛书不仅对经典作家的名著进行解读，也对其他重要著作进行解读，还要对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如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等，进行专题梳理和解读。不仅从“革命”视角，而且从“建设”视角，全面、系统地梳理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

　　从德国国内情况看，1875年两派合并以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经过广大党员的努力，德国工人运动获得迅速的发展。1877年，党员发展到3.5万人，在这一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近50万张选票，这种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敌视。1878年，俾斯麦借德皇威廉一世被刺事件解散了国会，又由新的国会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白色恐怖，镇压工人运动，把社会主义工人党置于非法地位。俾斯麦的高压政策确实取得一定的效果。党的领导人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惊慌失措，开始宣称工人党应当是全民的党而不是片面的党，要用仁爱的精神去教育党员，表明他们根本不敢向俾斯麦政府作坚决的斗争，最后竟然通过了解散党的决议。此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乘机而动。以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分子纠合在一起，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主张把党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以杜林分子莫斯特等人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盲动主义集团，鼓吹立即革命，以此暴露党的力量，给党带来灭顶之灾。

　　但是，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却自动建立秘密组织，开展反迫害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支持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斗争，鼓舞他们坚定信心，并为党制定了正确的策略。到了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正处在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德国国内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由于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阶级矛盾的尖锐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德国统治阶级改变了策略。俾斯麦眼看高压政策不成，就采取施舍“胡萝卜”的手法。他们一方面用金钱拉拢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培植工人贵族；另一方面于1890年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年颁布），实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在敌人软硬兼施的诱惑下，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复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工人党恢复公开活动，参加了国会选举。这时，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美化资产阶级，吹捧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乘机宣扬阶级合作，鼓吹德国已经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了，只要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席，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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