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文稿(上中下)》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品。收入本文集的作品共分八编:第一编,“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集中若干有关论文,包括参与真理标准讨论的本书一文。第二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收入有关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若干论文。第三编,“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第四编,“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述评”。第五编,“史学篇”。收入有关史学论文(包括论述法家学说和南宋浙东史学等文章)和对近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论。第六编,“冷石斋杂论”。包括学术性的和政治性的。第七编,“冷石斋随笔”。第八编,“冷石斋拾遗”。这里收入“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特点”一篇,摘自1958年所写《中国资本主义改造问题》一书。这是仅保留的“文革”前所写的一篇作品,因其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足以窥见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一个深层原因。
历史偏爱学问和思想。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重“官本位”传统的国家,官大不仅位高权重,似乎学问也大,真理也多。这种“官本位”现象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社会生活的现实。然而,即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历史的偏好也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总共有过332位符合法统登基的皇帝,408位正式称帝的君王.至于那些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又何止成千上万!这些当年的君王臣子又有几个不曾想名彪千秋?多少人为了青史留名而极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之能事?然而,历史却是如此的无情:现在人们能够记住的皇帝和大臣又有几多?我们更多地记住的是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孙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苏东坡,等等,等等。虽然由于传统中国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制度,这些入当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有官员身份,但是,人们之所以今天还在代代相传地传诵和纪念这些令人敬重的先贤,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历史的偏爱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应当担负的崇高责任。立足当今中国的现实,充分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传承、改造和发扬伟大的中华文化,推动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希冀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学说和思想,既为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作出了贡献,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许是受“厚古薄今”和“言必称三王五帝”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产生了不少对现实和历史进程深有影响的重要思想。
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囡为有伟大的思想。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它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使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仅催生着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SQS-2016-0119——bk0026.jpg
吴江,1917年11月(旧历)生于浙江省诸暨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从事基层农会工会工作。五六十年代,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刊《建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专职编委。“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1977年复出任职中共中央党校。党校由党中央主席兼任校长,而由副校长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作者任职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研究室主任、第一副教育长及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82年离开党校;后又短期挂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于1990年离休。曾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工农联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辩证法论集》、《认识论十讲》、《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民主与政党》(与牛旭光合作)、《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中国的新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评述》、《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冷石斋沉思录》、《吴江论集》、《旅港时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冷石斋杂论》等。
第一编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本编序:吴江老矣,犹著新书(邵燕祥)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如何防止灾难性历史的重演?
苏联倾覆和社会主义前途
——1992年6月在广东一个学术讨论会上的讲 演
重新研究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探源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大史学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史
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预备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历史阶段的争论
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
——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
论历史发展的动力
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命题
试解“共产主义之谜
异化思想述评
关于党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关系
——与胡耀邦最后一席谈
附录两篇:
我所经历的实践标准讨论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记
第二编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会对世界资本主义构成威胁吗?
“一国两制”构想的由来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介绍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读《旅英十年》
——兼评资本主义胚胎中孕育新社会因素的现象
回顾四十年前与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的一场论争
——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
民营经济未必不能培育社会主义因素
资本主义对政治民主的五大贡献
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历史考察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第三编 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
再版前言
第一讲 哲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
第二讲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三讲 哲学史卜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论争
第四讲 辩证发展观
第五讲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
第六讲 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核心?
第七讲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第八讲 关于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一致
第九讲 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认识论导言
第十讲 可知论与不可知沦
——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
第十一讲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
第十二讲 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十三讲 认识的发展过程
第十四讲 真理与谬误在认识中的互相对立与互相包含
第十五讲 跨人辩证思维领域
第十六讲 认识的全面性
第十七讲 分析与综合
第十八讲 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握具体真理
第十九讲 工作方法论
第四编 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述评
再版前记
开篇
第一篇 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层结构
第二篇 孔子学说以礼为首
第三篇 学竞君择,适者生存
——从百家争鸣到儒学独尊
第四篇 儒学独尊以后的道家学说以及缘何衍化出一个道教来?
第五篇 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历史面貌(上)
第六篇 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历史面貌(下)
第七篇 儒学在中国民族交融中的作用
第八篇 封建社会的解体与儒学统治地位的终结
终篇
读后感(王春瑜)
第五编 史学篇
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史学?
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
南宋浙东学术论稿
浙东史学的异彩
——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
读史明道
中华民族凝聚力来自何处
漫谈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形成
平心论胡适
从胡适说到周作人
从周作人说到郁达夫
向舒芜先生再进言
陈寅恪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由旧入新
——兼谈陈寅恪的不宗奉马列主义说
附录:陈寅恪考证《桃花源记》
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林则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抗英的民族英雄
——为香港主权回归而作
谈中国传统文化
二谈中国传统文化
考据之学未可废
宋代为何凝聚起一座文化高峰?
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从西欧文艺复兴史看中西文化的差距
读《全球通史》感言
从王国维论周末思潮说到齐稷下学
爱国历史学家连横先生
从台湾的历史与现实看中国人的海洋观
——读《台湾历史纲要》
第六编 冷石斋杂论
说政治
纪念胡耀邦九十诞辰
谒胡耀邦陵园记
《十年的路一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序言
《中国的新路》重版说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
“实践标准”讨论的来龙去脉补记
文化现象杂说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
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
一代军事奇才刘伯承
附录:从刘伯承元帅拒看战争片说起
可敬的蔡夫子
一个加入美国籍的真正中国人
——兼谈所谓“绝对真理”
茫茫世界,“绝对真理”何处寻?
——病中随笔
一道必须破解的“哲学难题
——也谈“和谐社会”问题
国学小议
国学再议
论中国缩小地区差距问题
21世纪中国大市场重心将逐渐向中西部转移
附录:可怕的是思想贫困
中国社会名流皈依佛教现象剖析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
政治·宗教·科学
关于人的生死观
——病中随想
自由新论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境遇
我与《红楼梦》
——读冯其庸的《重校评批(红楼梦)》
评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
——求商于余英时先生
香港文化认同问题
历史上日本的国教和日本裕仁天皇
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军事动向切不可掉以轻心
美国的世界支配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吗?
——英国《情报背景材料》一篇文章述评
请读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
山姆大叔,您走好!
第七编 冷石斋随笔
“学在官府”:百家争鸣其可得乎?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论
……
第八编 冷石斋拾遗
第一,就毛泽东个人来说,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看:这里除了党的整个情况以外,个人的思想状况起着很大的作用。当战争时期面对着国内外强大敌人、胜负命运未决的时候,当解放初期同样面对着国内外紧张斗争局势的时候,虽然那时已有个人崇拜,但党内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毛泽东本人也能够比较虚心体察情况,依靠领导集体,因此能够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党,同心同德去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在这种时候,他运用权力实行领导是很出色的。“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党虽把大权交给他,他在运用权力上也还比较谨慎。但是,当到了压迫自己的敌人已被战胜、工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国内经济已经站稳脚跟、各方面的胜利接踵而来的时候,他的思想状况开始发生变化。首先由于胜利而滋长了骄傲情绪,不肯虚心体察社会新事物;同时,对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急于求成,以致使自己的思想逐渐脱离实际,陷入了“左”倾空想。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开始不正确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有时强行改变集体的决定,把自己置于集体之上。这叫做“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就是说,置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于不顾。胜利导致自我膨胀,又过分看重个人的声誉和威望,讳言错误,不能容忍正常的不同意见,反认为这是对自己权力的挑战。这样,一场斗争就不可避免,一直引导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说的“反修防修”,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巩固一个领袖人物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
第二,从党和国家的领导状况和管理状况来看。世界上刚出现不久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严重历史教训,在于没有及时地确立党内的一套民主管理秩序,特别是没有确立党和国家民主法制秩序和权力制衡原则,没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限制党和国家权力的被滥用。斯大林事件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其形成都与此有关。
让我们再看一看封建制度吧!封建制度是确立君主一个人的权力,这是天经地义。皇帝一个人决定一切,他可以任意胡作非为。但即令如此,封建制度特别是中国的封建制度,长期以来也有一套约束、限制君主权力的措施,如设立宰相制度、谏官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