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今世界的草图，就在百年前成形。
一战将各国卷入其中，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巴黎和会上，政治家们争吵、辩论，宣告新秩序的来临：将有一个依循美国人理念建立的国际组织，给各国提供集体安全；古老帝国不会再有，民族才是帝国废墟上新国家的依归；犹太人有理由在巴勒斯坦那里有个家园……这些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何其相似。
《缔造和平》带我们回到1919，看那时大有权势、大有野心、大有能力的政治家们，如何在世人恐惧和希望的眼光中，有意无意地画出当今世界的草图，给后人留下和平理念的遗产，埋下冲突的隐忧。
2. 巴黎和会的清晰面目，缔造和平者的鲜活群像。
在又一次大战和冷战之后，这场一个世纪以前的和平会议已有些面目模糊。麦克米伦用700多页的辛辣文字，将和会至关重要的六个月活画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那是一场蕴含了无限雄心、后来也很难再有的峰会。
历史自有其前行的逻辑，然而起草报告、制定决策、调动军队的，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麦克米伦使威尔逊、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的性格、好恶、风度从层层史料中浮出，让六个月的谋算和角力在我们眼前重现。这些想要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却也被历史裹挟的人，在《缔造和平》中留下了未必高大却引人喟叹的身影。
3. 终结战争的战争之后，终结和平的和平？
一战规模之大、战况之烈、破坏之巨前所未见。战后，权势之人齐聚巴黎，指望着终结所有的战争。然而，他们建立持久和平的方法却播下了许多冲突的种子。他们的雄心成为泡影，世人对和平的盼望也很快被更大规模的战争打碎。
越了解他们竭力缔造和平细节，就越能感知历史的反讽，也越能看出和平的艰难。战乱的阴霾和对和平的渴望连接着过去和今天的世界。
4. 获奖众多，实至名归。
《缔造和平》细节翔实，节奏精准，评述犀利，自出版以来一直广受赞誉，斩获塞缪尔·约翰逊非虚构类杰作奖、达夫·库珀杰作奖、西塞尔·提尔曼历史著作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阿瑟·罗斯图书奖等众多大奖。它是政策研究者的手中书，托尼·布莱尔、罗伊·詹金斯等政治人物对其推崇备至，更重要的是，它是感知20世纪历史进程、理解国际局势绕不开的书。
引言
在1919 年的头六个月里，巴黎就成了世界的首都，世界的头等大事便是巴黎和会，世界上最具权势的人则成了和平缔造者。和平缔造者们日复一日地会面，提案，辩论，争吵，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他们达成交易，拟定条约；他们创立新的国家与新的机构；他们一起用餐，一起去剧院。从1 月到6 月的六个月，巴黎就成了全世界的政府、全世界的上诉法院、全世界的议会。这个世界的恐惧与希望全都汇聚于此。从表面上看，巴黎和会一直持续到了1920 年，但实际上真正有成效的只有这头六个月人们做出关键的决议，启动一系列重要的事项，都是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
和平缔造者齐聚巴黎的原因是，骄傲、自信、富庶的欧洲把自己撕扯得四分五裂。1914 年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权力角逐将所有大国拉入了战争的泥潭，从东方的沙俄到西方的英国，一个不漏。大多数小国也无法幸免，只有西班牙、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功置身事外。虽说亚洲、非洲、太平洋群岛、中东地区也一直争斗不断，但战争多数是在欧洲土地上打响的。纵横交错的战壕疯狂地延伸，从北面的比利时一直延伸到南面的阿尔卑斯山，德国及其盟国奥匈帝国与俄国接壤的地带战火连绵，巴尔干地区也卷入其中。世界各地的士兵都来了：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印度人、纽芬兰人为大英帝国作战，越南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塞内加尔人为法国打仗，美国人姗姗来迟，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德国人攻击美国的商船，于是加入了战争。
欧洲主要战场之外的地区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大城市还在，铁路线也能支撑，港口尚能运转。这不是把每块砖瓦都炸成齑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损失的是人，四年时间，数百万人丧生，他们都是战斗人员针对平民展开大屠杀的时代还没到来。德国阵亡180 万人，俄国170 万人，法国138.4 万人，奥匈帝国129 万人，英国74.3 万人（此外还有19.2 万人来自大英帝国的其他属地）……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直到面积很小的黑山王国，死亡3000 人。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青年女子失去了未婚夫。欧洲则失去了那些本可以成为科学家、诗人和领袖的人物，以及本该由这些人流传下去的血脉。死亡人数并不能完全说明战事的惨烈与人的苦难。有一些人虽没有被列入阵亡者名单，但只剩下了一条腿、一只胳膊、一只眼睛。有的人被毒气损害了肺叶，还有的人被毒气损害的神经永远无法恢复正常。
四年时间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了打一场战争倾尽人力、财富以及它们的工业、科学和技术成果。这场战争或许是由意外挑起的，却因双方实力相当而无法终止。直到1918 年夏天，当德国的盟友已成强弩之末，而美国新兵力源源不断涌入战场的时候，协约国一方才占了上风。当大战在11 月11 日结束时，人人都疲惫不堪，期盼着未来什么样的未来都可以，只要不重蹈覆辙。四年的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统治世界的绝对自信。在西线，欧洲人再也无法高谈阔论什么将文明播撒至全世界的使命。战争倾覆了政府，羞辱了王权，颠倒了整个社会。俄国1917 年革命换掉了沙皇制度，但当时没人知道换上来的是什么；奥匈帝国在大战终了之时不复存在，让欧洲版图中央出现了巨大的空洞；那个在中东幅员辽阔、在欧洲也有些许涉足的奥斯曼帝国苟延残喘；德意志帝国现在变成了共和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些旧国家走出历史复活了，新国家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正挣扎着急待出生。
今天人们想起巴黎和会，总是想到它的产物，即1919 年6 月在凡尔赛签署的对德条约，但巴黎和会远不只是签署对德条约：保加利亚、奥匈帝国解体形成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家，还有奥斯曼帝国，这些其他的敌对国也必须签订自己的条约；欧洲中部与整个中东必须划出新的国界；最重要的是，国际秩序必须重塑，或许要按照与以往不同的原则重塑。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的时机成熟了吗？各国能就跨国电报电缆事务或国际航空业的发展达成一致意见了吗？在这样一场大灾变之后，期望是巨大的。
甚至在1918 年枪炮声归于寂静之前，悲哀、苛求、愤怒的声音就出现了。 中国属于中国人！库尔德人必须有自由！波兰必须重生！操着不同语言的人提着不同的要求。有人说美国必须当全世界的警察，有人则说美国人必须回老家去；有人说俄国人需要帮助，有人则说，不，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相互埋怨着：斯洛伐克人埋怨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埋怨塞尔维亚人，阿拉伯人埋怨犹太人，中国人埋怨日本人。这些声音里充满了担忧，怀疑新秩序能否比旧秩序更完善。在西方，人们私下谈论着东方传来的危险思想；在东方，人们思忖着西方实利主义的威胁。欧洲人想知道他们能否恢复元气，想知道如何管控趾高气扬的新盟友美国。非洲人害怕被世界遗忘，亚洲人则认为未来属于他们，只是当下的问题必须先解决。
我们能体会到生活在大战末期是什么感受。如今世界上的声音和1919 年时的非常相似。当1989 年冷战结束、后来苏联解体时，旧势力、宗教或民族主义从冬眠中苏醒了。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提醒了我们，这些势力有多么强大。在1919 年，随着国界突然生变，新经济理念与新政治理念充斥着大地，当时的人们同样感觉到一种新秩序出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脆弱世界，既给人带来了兴奋的感觉，也让人恐惧。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就在于，今天的我们没有举办过全球性的和平大会。没有这种时间。政治家和他们的顾问只用两三天时间做简短的会面，然后就乘飞机各奔东西。到底哪种方式能更好地解决世界问题，没人知道。
我们今天的世界与1919 年的世界有很多联系。1993 年夏天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拆解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在伦敦，太平洋小岛瑙鲁的巨富们赞助了一出不叫座的、讲述达·芬奇生平的音乐剧。南斯拉夫和瑙鲁能成为独立国家，都与巴黎和会有关。当时定下的协议一直在分崩离析，而且很多那时候就存在的难题，到今天仍困扰着我们：中日关系、欧美关系、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伊拉克与西方的关系等等。
在当时，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政治家、外交官、银行家、军人、教授、经济学家，以及律师，从世界各个角落跑到巴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他的国务卿罗伯特·蓝辛来了，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和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来了，阿拉伯的劳伦斯裹着他那身神秘的阿拉伯袍子来了，给自己国家带来灾难的希腊大爱国者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来了，投身政治的波兰钢琴家伊格纳奇·帕岱莱夫斯基（Ignace Paderewski）来了。还有许多未来的大人物也来到巴黎：两位未来的美国国务卿、一位未来的日本首相，以及以色列的首任总统。有些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例如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Queen Marie）；有些人则是白手起家，例如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权势之人的会聚吸引了全世界的记者、商人、掮客，他们的目的五花八门。法国驻伦敦大使写道：碰到的人全都是去巴黎的。巴黎将成为成千上万的英格兰人、美国人、意大利人以及不三不四的外国绅士的消遣之地。他们要借参加和谈之名，不请自来。妇女选举权、黑人人权、劳工宪章、爱尔兰独立、裁军，全世界的请愿者涌向巴黎，这类请愿天天都有。在那个冬天和接下来的春天里，巴黎到处能听见各种计划和安排：犹太人定居、波兰复国、乌克兰独立、建立库尔德国家、建立亚美尼亚国家。请愿者纷至沓来，来自选举权社团大会（Conference of Suffrage Societies）的、来自喀尔巴阡俄罗斯人驻巴黎委员会（Carpatho-Russian Committee in Paris）的、来自巴纳特塞族人（Serbs of the Banat）的、来自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政治大会（Russian Political Conference）的。请愿者的国度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已经消亡，有的只存在于梦想中。有的人，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代表了数百万人；有的人，例如波罗的海奥兰（Aland）群岛的代表，只代表数千人。有的人来得太迟，朝鲜人1919 年2 月从西伯利亚出发前来参加会议，而且是步行，等到和会主要议程于6 月结束时，他们才抵达俄国的北极港阿尔汉格尔（Archangel）。
从一开始，和会的组织方式、目的和程序就遭到了质疑。考虑到以前的经历，这种怀疑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英、法、意、美四个大国曾计划召开一次初步会议，先敲定可以拿出手的条款，之后再举行全面会谈，与敌国协商。质疑很快便出现了：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其他盟友表达观点？以日本为例，它已经是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了。还有，像塞尔维亚和比利时这样的小国怎么办？这两个国家的阵亡人数要远超日本。
四大国让步了，但和会的全体大会也徒有虚名，真正的工作还是由四大国加日本在非正式会议中完成的，当问题变得太过棘手的时候，就只由四大国的领导人决定。几个月过后，曾经的初步会议慢慢地演变为正儿八经的会议。打破外交先例的做法激怒了德国人，他们的代表最后是被传唤到法国领取最终条约的。和平缔造者们的确希望把大会组织得更好、更活跃。他们仔细地研究了唯一可供借鉴的例子结束了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会议。英国外交部找来了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让他写一本关于维也纳会议的书，好当作巴黎和会的指导。（他后来承认，自己的作品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维也纳会议的和平缔造者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大，但和巴黎和会时期的问题相比则简单多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前往维也纳的时候只带了14 名办事人员，而在1919 年，英国代表团的人数接近400 人。在1815 年，事情都被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很从容。卡斯尔雷和他的同事要是到了1919年，恐怕会被公众的密切关注吓破胆。参与巴黎和会的国家也多了很多，超过30 个国家向巴黎派出了使团。其中的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在1815
年时还根本不存在。在维也纳会议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还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领土。泰国、中国和日本向来是偏远神秘之地，现在，即1919 年，这些国家的外交官穿着细条纹的裤子和双排扣的礼服出现在巴黎和会上。除了公开谴责奴隶贸易，维也纳会议并未关注欧洲以外的世界。在巴黎，和会的议题覆盖了从北极到南极的所有地区，小到太平洋上的岛屿，大到整个大洲。
维也纳会议召开的时候，1789 年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波澜已经平息。到1815
年，大革命的影响已深入人心。而在1919 年，俄国革命刚刚进行两年，对世界其他地区会产生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西方各国领导人目睹布尔什维克主义横扫俄国，威胁到宗教、传统以及维系社会的每个纽带。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人苏维埃组织正在城镇夺权，自己的士兵和水兵也叛变了。巴黎、里昂、布鲁塞尔、格拉斯哥、旧金山，甚至连加拿大大草原上向来沉寂的温尼伯（Winnipeg），都发生了大罢工。这些只是彼此无关的独立事件吗？
还是说地下有一场四处蔓延的大火，而这些就是其中腾起的火焰？1919 年的和平缔造者们认定自己得争分夺秒。和前人在维也纳会议上做的事情一样，他们也要在欧洲版图上划出新的国界，但他们还必须考虑亚洲、非洲和中东。自决这个词成了口号，但口号没法帮助他们在彼此的民族主义争斗中做取舍。和平缔造者们不得不扮演警察，而且不得不去应对饥荒。如果可以，他们还必须创立一种国际秩序，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从古至今，战争都是愚蠢且无用的行为，但它或许也能带来一些好事威尔逊许诺一定要找到保护弱小、解决纷争的新办法。另外，和平缔造者们肯定要起草条约。毫无疑问，德国要为挑起战争负责，要赔偿。（或者像很多人怀疑的那样，它是因为打输了才要负责。）这个国家要走上更为和平的道路，它的边界需要调整，好补偿西面的法国和东面那些新生的国家。保加利亚必须有自己的条约，奥斯曼帝国也一样。
奥匈帝国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了，昔日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只剩下一块小小的奥地利和动荡不安的匈牙利，其余大部分领土都归了新国家。巴黎和会承载着人们巨大的期望，相应的，失望的风险也特别大。
和平缔造者们还代表自己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实行民主制度，因此他们还得留意本国民众的心愿。他们必然会为了下一届竞选考虑，权衡重要的民意哪些要取哪些要舍，所以说他们这群代理人并不是完全自主的。认为以前的国界都已消失，这种想法很有吸引力，是时候把新旧要求都提出来了。英国与法国悄悄地就划分中东达成了一致意见。意大利人拒绝了新国家南斯拉夫的要求，因为他们不想有个强大的邻居。克列孟梭曾对一名同事抱怨称：制造战争可要比缔造和平容易多了。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巴黎的和平缔造者们取得了很多成果：对德条约出炉了，而且成了对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条约的参照；在中欧和中东划出了新的国界。实话实说，他们的很多成就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人们当时就说，而且后来也一直在说，和平缔造者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而且把事情弄糟了。还有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是，1919 年的和平方案非常失败，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其实是过高估计了和平缔造者们的能力。
1919 年的世界出现了两个不协调的现实：一个是巴黎和会的现实，一个是现实中的现实。世人在现实中的现实里各为其主，各自为政，使得这两个现实并不总能统一。诚然，和平缔造者们有自己的陆军和海军，但在小亚细亚内陆或高加索地区这些没有什么铁路、公路或者港口的地方，调兵遣将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新的飞行器还不够大，也不够结实，弥补不了运力上的空白。欧洲中部的确有铺设好的道路，但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即便有能用的火车或汽车，燃料也是个问题。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英国最聪明的将军之一，就告诉劳合·乔治：教训这个或那个小国根本没有作用。邪恶的根源在于巴黎的命令得不到执行。
有意志才可以谈力量。不过正如美国和世界在今天发现的那样，意志是要搭上金钱或性命的。1919 年的欧洲人恰恰这两样东西都欠缺。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法、英、意三国领导人都不能再命令自己的人民为了军力埋单。三国的武装力量日渐式微，左派的士兵和水兵也不可靠。海外军事冒险花费太高，纳税人不喜欢。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但它不认为自己有参与的必要，而且它的国力也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有人说，美国人没有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还未站稳脚跟的时候出手，错失了按照自己的意愿扳正欧洲的机会。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把下一场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美国实力的认识提前搬了过来。在1945 年，美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而欧洲各国更为羸弱。但在1919年，美国并不比其他国家强大许多。欧洲人能够忽视美国的意愿，而且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
陆军、海军、铁路、经济、意识形态、历史，想要了解巴黎和会，就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全盘衡量。但是参与巴黎和会的个人也很重要，毕竟起草报告、制定决策、调动军队的都是一个个的人。和平缔造者们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有自己的好恶。而了解巴黎和会三巨头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的这些特点，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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