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笔下,诸多清趣:可以品春韭秋菘、观世间芳菲,亦可享琴瑟之乐、赏四时风物。撷为小品,则烟霞满纸,充满人间情味。工作生活之余若择一二美文阅读,如餐后精巧的点心,怡情养性,通晓古今。读小品,体味文字间的清闲雅致,字里行间的山水花鸟,写意人生。
小品文就是闲人于闲日写的闲书,表现的是闲情,诸如王羲之兰亭雅集、苏东坡承天寺夜游、袁中郎虎丘听歌、张宗子湖心亭看雪……
红雨乱飞,闲花笑也;绿树有声,闲鸟啼也;烟岚灭没,闲云度也;藻荇可数,闲池静也;风细帘清,林空月印,闲庭悄也。明代小品文家华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悠然闲适的生活图景,而他就在这闲花、闲鸟的陪伴下,随兴抽检,随意摘录,编选了一本小品文集,自谓非经,非史,非子,非集,自成一种闲书而已。
无事闲翻到任何一页,随时可读,读到任何一页,也可随时放下。篇幅短小简约,行文轻快灵动,内容情趣盎然,闲暇自得,清美可口。
前
言
胡兰成撰《禅是一枝花》,走的是一条绕行的取巧路线。这本解读敷衍《碧岩录》的书,初名《碧岩录新语》,但在大陆出版简体版时,改成了现名。这本书近年颇为流行,甚至超过了胡的其他书。这里面的缘故,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缘于人们对于禅文化以及禅门公案本身的兴趣。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惟一可以与欧美等西方文化相融不悖的思想体系,并且在文学艺术等领域,更是犹如山泉溪水,常流常新,给欧美思想文化界输入了一股清新的东方之风,而且绝无过时过气之忧。再者,《碧岩录》中的百则公案,皆是从浩如烟海的各种灯录中拣选出来的,又有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等诸多大德善知识的评颂提唱,自是格局宏伟,气象不俗。依此,《碧岩录》也就素有宗门第一书的美誉。胡兰成解读此第一书,无论解读文字本身如何,都已经占了一个很大的先机。但这样的先机,也给胡兰成设置了一道长长的无法逾越的堤防障碍,让他不能继续沿着《碧岩录》中的敷衍路线继续踢踏。要想有所传达,就只好另辟路径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禅是一枝花》的样子,用台湾作家薛仁明的话说,就是满书的哥哥姐姐,杜撰并且胡诌。不过,胡兰成虽然真真假假,但却又信手拈来、天花乱坠得一片风日洒然、笑语晏晏,甚至是神完气足。在这里,我也不能不为胡的这份才情和机智而动容。
老实说,对于胡兰成的书,我除了这本《禅是一枝花》外,其他的一本没读过。不是他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我有一个毛病,就是但凡流行起来大家趋之若鹜的东西,我就会条件反应的悄然避开。前些年,大概是因了张爱玲在大陆的热闹流行,出版商受了人们无聊以及窥私癖的蛊惑,连带着把胡兰成的一些书也给热炒了起来。之前在读者视野中几不存在的《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今日何日兮》等,也就蜂拥着摆上了各大书店的显目位置。
我读他的这本演绎之作,也是缘于一个偶然因素。去年某日,我在大理古城的洋人街闲逛,看到路边一家书店,就步入看看。胡的这本书,摆在一个角落里,倒是安静。我就抽出来看,见他自序中有几句话甚是有理,就买了。胡在自序中说:胡适写中古中国哲学史,着重在禅,这是他的过人的见识。胡适不懂得禅的公案,但他对禅僧的历史的考证,则极是有益。又说:我们不可因为禅的典故有些不实,就来贬低禅的思想。这些,我更是很赞同的。胡适对于禅宗历史的考据,在20世纪上半叶,文章一出,就惊天动地,一下颠覆了人们对于佛教特别是禅宗很多神圣传说的认知,也惹得一些当时的老和尚强烈反弹,视胡适为妖孽,诅咒他下阿鼻地狱。但胡适没有下阿鼻地狱,还是教书写文章,活得好好的。可见他没有打妄语说假话,更无攻击贬毁古人的恶意。他的考据文章,有理有据,不是几声咒骂就可以打倒的。我一向敬重胡适先生,不但做学问认真,而且做人也不含糊。即便后来到了台湾,也并不仰当权者的鼻息而生活,依然是我行我素,保持着一个书生的正直秉性和气质,该说什么就还是毫不回避。
我读胡适也少。我既不是胡粉,也不是他的研究者,所读他的,也还是有关禅宗考据方便的几种。而从他的考据文章中,我更加坚定了一个看法:禅宗虽是宗教的形式,但在思想体系上,则是非宗教的。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权威和偶像崇拜,要求信众无条件听从和驯服。惟禅宗例外。禅宗的历代大德们所要死力反对的,正是那些看似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和偶像,将其视为悟道路上的障碍和魔障。他们反对的声音,就发自那一则则令人惊诧和心灵震撼的公案。
公案,是禅宗外借的一个概念,其本意是指官吏审理案件时所用的几案。后来泛指情节离奇或令人疑惑难解的案件。禅门借此世人耳熟能详的概念,来传达禅宗的旨趣思想,可谓智慧。
众所周知,禅宗是大乘佛教中的一个分支,源头都是佛祖释迦牟尼。但是,禅宗的源头虽然在佛祖那里,而且在《五灯会元》等灯录中,还煞有介事的罗列了七佛二十八祖的强大阵容,但读了胡适的考证,也就知道,那也不过是禅宗门徒们扯的丝瓜秧子而已。实际上,中国禅宗的发生、发展,以致成为中国大乘佛教的主流,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其自身的充分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只有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相结合后,才能真正的落地生根,才能深入到国人生活的各种层面,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脉新鲜的血液。所以,中国禅宗,在理论上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又挣脱了其原来的思想框架,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这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一则则鲜活的禅宗公案。
在胡适的考证中,《坛经》是被质疑最多的部分。特别是《坛经》中以自述方式所记关于慧能和尚的故事,生动传奇却又经不起推敲,连记述和整理这本中国佛教惟一被称为经的著作的作者,也都经不起商量,难有个定论。《坛经》不像《道德经》。《道德经》不管到底是不是老子本人亲著,但起码没有被不断增补和反复篡改的痕迹,而《坛经》则不然。我们现在读到的文本,是明代改定刊行的。敦煌所藏的唐本,与现在我们读到的明本,字数由六千来字增加到了一万二千,多了一半。当然的,里面的故事情节,也是被发展了许多。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本严肃神圣的经典,倒不如说是一部演义性质的小说了。这情景,读了胡适先生的考据文章,就可一目了然,我这里就不饶舌了。但有一点,就是无论《坛经》以及诸如《五灯会元》等灯录中的人物故事是否属实,但其中的道理,却是我们的一份思想宝藏,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无价财富。
在我参读这些禅门公案的时候,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公案的形式和表述方式,也并非一成不变。譬如唐代的公案与宋代的,就有很大不同。唐代的禅僧大气素朴,公案语言往往直截了当,不加粉饰。而宋代的禅门公案则平添了许多华丽和细腻,这大概与唐宋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风格形式之发展是同步的。譬如唐代的禅师,在回答学僧的问题是,很少用诗词对仗这种方式,也极少引前人的诗句,但到了宋代的禅师那里,这情况就很普遍了,大和尚们往往是华丽的诗句脱口而出。不过,若以平常心而论,我知道这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凡记述整理祖师语录或事迹的宗门后人,都是能提得动笔的居士或诗僧,诗词文章自不在话下,不然也不能成为各种灯录的编辑者或作家。所以,对于本门受崇敬的祖师,也就不吝粉饰,当是情理中事。当然,也不排除那些留下语录事迹的名僧大德里面,确有饱学之士,有出口成章的善诗之人。
对于诗歌与佛教的关系,研究论述者已经很多,我就不再多说。因为,佛教在释迦牟尼时代,传播的方式不是文字经卷,而是口耳相传。所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就成为必须的选择,而诗歌这种有韵的体裁,被选中就也是必然的了。我们读唐宋时期翻译过来的佛经,还能感受到其中的诗歌韵味。而佛经里面的偈语,就更是与诗无别了。所以,唐代之后的禅门公案诗偈化,就也不足为怪。
而宋之后,禅宗思想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主要的转向了书、画、雕塑等艺术方面。这些方面的成就,今天我们还能一目了然的感受到。我曾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过《诗情画意总关禅》和《禅的诗书画》两本小书,就是择取历代的禅诗禅画进行品味解读。诗偈方面,以唐宋最多。而禅画方面,则以元、明、清最多。
禅宗思想在南宋时期,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产生了朱子理学。朱熹是个诗人,也是对于禅宗公案参究很深的大居士,悟性相当的高。他将禅学与儒学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不同与北宋二程(程颢、程颐)的思想体系。现在我们来读一下朱熹的诗,很多时候就会以为是大居士苏东坡的句子。诗句里面有禅意更有哲理。虽然说教,但又不露痕迹。譬如他的《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还有《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般都是儒、释、道这样的顺序排列。这里面,儒与道是中国这块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思想文化,而释(佛教)则是外来的。有意思的是,这个外来的思想流派,与中国的儒家特别是道家思想结合形成中国禅宗后,就很快的又向外输出。首先是日本、朝鲜、越南等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而受影响最大的要数日本。故而有学者认为,禅宗是发芽在印度,生根、开花在中国,而结果却是在日本。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历遭劫难。最近的一次,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我们只要细细观察体味,依然触目惊心。
进入20世纪之后,禅宗在中国特别是大陆地区的存在,甚为尴尬。但也就在此时,禅的思想经由日本这个桥头堡,经那里的学者和禅师们的努力,传播到了欧美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二战之后掀起了一波一波的禅学热。唐代诗僧寒山子等人的诗偈,也被翻译到了欧美,引发了那里的一场诗歌革命,产生了诸如加里·斯奈德、詹姆士·赖特、艾米·洛威尔、W·S·默温、罗伯特·勃莱等现代禅诗人。当然,禅对于欧美的影响,远不仅仅是在文学、文化方面,在其他诸如哲学、医学和商业方面,也是不言而喻的。著名的商业巨头如乔布斯,就是禅的参悟者。但最令人瞻目的,还是在心理学方面。禅疗,已经是治疗心理疾病的常选之法。这也符合佛教的规程,佛祖释迦牟尼,也就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大医王。
随着禅学在欧美国家的流行,中国大陆也在20世纪末开始了出口转内销的引进工程。以至于在前些年,各种禅宗灯录的出版和研究,以及禅宗公案的流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热潮。但是,对于流行的东西,我认为都是不能长寿的。从佛的角度去观照,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事物。而流行是风,风又是最不能持久的。所以一个人若要安身立命,最不能为的,就是追风。因为追风的结果,就是当风消失时,追随者便被抛弃。
我的佛缘,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一个偶然机会,一位诗友带我去了一家佛教寺院吃斋饭,并得到一个法号叫做元阳。又是一个偶然机会,一个诗友到我家中做客,走时将一个小册子忘到了沙发上。这本小册子叫做《禅宗公案100篇》,里面所引公案,大多是日本禅宗方面的。这本小册子为我打开了一面窗户,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面,也看到了人生可以选择的另外路径。特别是在诗歌的写作方面,对我的启发是革命性的。我当时正陷入各种现代主义悲观绝望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禅,准确的说是禅门的那些有着鲜活思想的公案,让我看到了蓝天白云,绿风香草。
对于禅宗,对于这些公案故事来说,我是这些依然生机盎然的中华宝贵财富的受益者。她让我毫不迟疑的抛弃了悲观厌世的沮丧,而将愉悦的微笑迎回了心头和脸上。这便是《坛经》里面不是幡动,不是风动,是仁者心动的一个现代注解。所有的困苦和烦恼,都是心生。心念一转,立即可以转魔成佛。
在禅的引领之下,我的诗歌写作走上了现代禅诗探索一路。或可慰藉的是,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努力,现代禅诗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有着明确方向性的诗歌流派,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中一条清新的溪流,给这个日渐浮躁和荒凉的园地,涂抹了些许的新绿和希望。
也由此,我同样寄希望于禅的种子,能够散播到更多浮躁、迷茫、苦痛、沮丧甚至绝望的现代心灵中,让有缘者在现实的重压之下,生命中能够洞开一扇智慧之窗,流进新鲜的绿色和空气,让沉沦日久的心能够重新升起像一枚新鲜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