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文学博大精深，底蕴无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化母题》着重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角度来梳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些脉络，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母题。为广大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提供进入作品的文化路径。这是笔者屠茂芹写作此书的初衷，也可以说是目标。
　　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涵盖的文化现象，既有政治、宗教、历史，更有哲学、科学、心理学等内容。穷尽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有的文化现象，是笔者力所不及的。因此，笔者选取了几个切入点：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母情结”、“草根情结”、“罪感情怀”等几个方面揭示文学作品中情感意象的宗教文化渊源；从“情感模式”、“心灵模式”的角度分析作家的心灵特质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从中显现的民族文化特质；从“人民性”、“平民赞歌”等角度挖掘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蕴含的民粹情怀等价值观念。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化母题》中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母情结’“、“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罪感情怀与忏悔意识”已分别发表于《东岳论丛》2009年第12期和《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第一编 情结篇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母情结”
一、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小人物”传统
二、“圣母情结”的宗教文化渊源
三、“圣母情结”的现实救赎
四、“圣母情结”——俄国宗教信仰的新时代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草根崇拜”
一、“草根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的表现
二、“草根崇拜”与“民粹主义”思想相辅相成
三、“民主自由”与“终极价值观”的矛盾对立
四、“草根崇拜”必然导致“专制崇拜”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罪感情怀与忏悔意识
一、罪感与忏悔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呈现
二、罪感意识的现实呈现
三、罪感与忏悔的宗教渊源
四、罪感与忏悔的民族历史渊源
约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原型
一、《约伯记》的基本主题
二、约伯形象特质之一——苦难中的信仰坚守
三、磨练与孤立——上帝荣耀的代价
四、质疑反叛中的信仰
五、神意高不可问


第二编 情感与心灵模式
“启示录主义”与“虚无主义”
——俄罗斯心灵系列之一
一、“启示录主义”的由来
二、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启示录”精神
三、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虚无主义”
沉溺与超越
——俄罗斯心灵系列之二
一、沉溺与灵魂直观
二、沉溺与超越
形式与界限
——俄罗斯心灵系列之三
一、界限
二、形式
爱情的表达与追求
——从塔吉亚娜到安娜
一、贵族妇女爱的觉醒
二、敢于担当，为爱献身
三、爱的追求
高傲的受难者与坚忍的牺牲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形象
一、高傲的受难者
二、坚忍的牺牲者
三、骄傲与罪同质，谦卑意味着救赎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潜意识、集体
无意识与社会性格
一、心理写实主义与潜意识
二、心中的“魔鬼”——潜意识与两重人格
三、个性自我之罪孽深重——俄罗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理性”与“反理性”
一、欧洲的“理性”源头
二、“理性”——平民知识分子的武器
三、“理性”——人性免于堕入兽性之途径
四、“理性”——人走向入神的跳板
心灵辩证法与灵魂辩证法
一、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心灵辩证法
二、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灵魂辩证法
三、灵魂辩证法之罪感文化特质
四、人的意识就是一条流动的河


第三编 综合篇
人民性
——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鞭刑
一、“人民性”——大地一样温暖坚强的力量
二、“人民性”——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鞭刑
三、“人民性”——俄国的未来
平民颂歌
一、悲悯眼光下的平民悲剧《驿站长》、《外套》
二、歌颂声中的平民作品《穷人》
三、引领贵族道德净化的底层平民
四、近乎神化的平民——俄国的三大基石之一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先知”与“恶魔”
一、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先知”意识
二、叛逆与毁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撒旦”
三、“先知”与“恶魔”的结合——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构成性
四、俄罗斯文化的“雄鹰”和“云雀”富贵浪子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一、集体忧郁
二、变革与妥协
三、从“多余人”到“废人”
四、“多余人”是俄欧文化交融的产儿
托尔斯泰出走背后的文化冲突
一、离家出走
二、深层恐惧、价值观与幸福观
三、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
四、知识分子做不了救世主
托尔斯泰的道德智慧观
一、爱是人生最高的意义
二、真正的智慧是顺势而为
三、更具东方特色的智慧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一、俄罗斯文化的“酒神”与“日神”
二、信仰的维度
三、人性的悲观与乐观
四、相对与绝对
俄罗斯民族信仰特点与托尔斯泰的宗教观
一、忏悔之路上的自我完善
二、清贫主义与流浪情怀
三、无政府主义与禁欲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基督教精神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之路
二、虔诚与背叛：俄罗斯民族信仰的两副面孔
三、基督教精神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意义
万物都有内在的相关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关系学
一、物我合一的认识论与万物具有内在的相关性
——独特的认识论与生存法则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几类人物
三、地球是圆的——人类处于同一个动力系统中
四、善与恶的相关性
五、万物相关与“复调小说”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一、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小人物”传统
　　在19世纪初期普希金的创作中，圣母情结仅表现为一种感性的人道主义。
　　《驿站长》开启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的传统。小说描写了一个凄凉的故事。萨姆松·维林虽然是一个“站长”，却是俄国官僚阶层最末级的十四品。这个官职仅让他能免于遭遇过往客人的拳打脚踢，但有时连这个也不能幸免。这是一个十分辛苦、寂寞的职业，是实实在在的“苦役”。旅客把一路枯燥乏味的旅行所憋出来的满腔闷气一股脑都发泄到了驿站长身上。天气坏，行路难，车夫犟，马匹懒——全都怪他！萨姆松·维林唯一的安慰是他美丽可爱的女儿。但是这唯一的安慰还被过路的骠骑军官粉碎了——骠骑军官拐走了他的女儿。维林跑到京城找寻女儿，被骠骑军官提着衣领撵了出来。伤心的维林很快抑郁而死。他最后的归宿是一块荒草萋萋的墓地。
　　这样的小人物的悲剧在农奴制时代的俄国经常发生。《驿站长》的独特魅力并不单单在维林的悲剧命运，更在于叙述者（作者）悲天悯人的态度与小人物没有距离的质朴与亲切感。普希金之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外套》、《穷人》等作品，继续发扬知识分子站在弱势阶层说话的传统。《外套》谴责了凌辱底层小公务员的专制官僚制度；《穷人》则挖掘了下层人民在苦难中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的高贵品质和他们对尊严的渴望。
　　《驿站长》、《外套》、《穷人》奠定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悲情的一面，呈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它关心体贴小人物的苦难，对穷人缺乏尊严的生存处境感同身受，对凌辱底层人民的权势者充满义愤。
　　一般论者容易把这种悲悯情怀等同于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其实，仔细体味，会发现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人道主义文学也关注、同情下层人民，但这种关注、同情是居高临下的、理性的。如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作品中虽然同情芳汀、朗德纳克、郭文等人的命运，但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笔触也是客观冷静的。这就使作者与被同情的人物之间有了距离。这种有距离的同情带有施舍的味道。
　　而无论是普希金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用感受、感情把自己与笔下的小人物联系起来。很多时候，作者与他笔下的小人物是合一的。在作者与人物之间，形成“同感”效应。与欧洲的理性人道主义相比，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是感性的、属于心灵的，姿态上是对等的。笔者认为，如果说欧洲的人道主义是父性的，那么俄罗斯的人道主义就是母性的，她和弱者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普希金的另一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塔吉亚娜，就是这种母性人道主义的艺术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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