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对中国哲学学科及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分析。全书分内、外篇。内篇的文字靠近方法论这一主题。开头有好几篇视野开阔的论文，均与本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正当性的讨论相关。读这些文章，不仅可以了解作者的立场或主张，同时还可以接触到相关学术思潮跳动的脉搏。外篇的文字，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多样化，但很有特点，同样值得推荐。它既有哲学史学科的学术史逸事，也有某些可以称之为现代思想斗争中的插曲的章节。

　　杨海文，男，1968年生，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编审，《中山大学学报论丛》主编，兼任《现代哲学》编辑，著有《孟子文化精神研究》、《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等著作，发表有关孟子研究论文30多篇，及其他学术论文百余篇。

序 陈少明
同情地理解、抽象地继承与综合地创新
——略论20世纪护守中华传统人文的方法论智慧(代引言)


内篇
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和人文学关怀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
诗化编码·引导取向·人世态度：中国传统哲学特征新解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学科”的“身份”问题
哲学史研究与哲学创作的“中国话语”
中国哲学如何在“对话”中成就自身
——从“中西马对话”的学术潮流看
哲学如何在“道通为一”的路上抵达本命
中哲史研究的“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
中国哲学的“互联网阅读”与“博客写作”
中国哲学共同体的“诗词作业”与“心灵审美”
中国哲学研究的广东景观
哲学大趋势
哲学与我们的精神生活
“互文”与“互动”：儒道关系新论
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
“人间佛教”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外篇
“抽象继承法”的历史命运
先秦两汉的著编体例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读后感
《中国哲学史》编撰：萧蓬父与李锦全的盎然诗意
张岱年、石峻先生联名遗诗一题
李泽厚的心灵世界
王元化的“思想”与“学术”
“珞珈中国哲学”的学派诉求
——读《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
儒士佛教观研究的思想史价值
——评李承贵教授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
思想史“前沿”背后的伤怀“细节”
——梁涛主编《中国思想史前沿》读后感
“新道德主义”的哲学批评
“重建儒教”：一个学术史描述
——以方克立、张祥龙对蒋庆的评论为主线
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刺猬”与“宗教狐狸”
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
——张祥龙《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编后记
儒学普及的“节典化”与“课堂化”问题
“大”体“新”用：大国学与新国学
国学研究与中国学术
《诗》学是“国学”的基础和源头
——刘小枫先生《“诗学”与“国学”》编后记
希腊哲学破晓时期的人事关怀
——关子尹先生《虚己以游世》编后记
守护学术的底线：引文安全
拟“四十自述”：2008年的“国学功课”
哲学编辑与当代学术
思想史“写作”的里里外外(代结语)
后记

　　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者来说，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和关注共同体的学术走势当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笔者以为：中国哲学研究界有两个重要事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个是可谓已经完成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讨论”，另一个是可谓正在进行的“中西马对话”。中国是否有过“哲学”这门知识，尤其是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所谓的“哲学”，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前几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讨论”中得到了基本的解答。确证了身份的合法性之后，中国哲学就不能不朝着挺立理论的完备性行进。其中，“中西马对话”无疑是促使中国哲学在新的世纪里获得长足进展的重要途径。
　　任何富有成效的对话都关涉着两个前提，就是参与对话的各方必须拥有对等的资质、具备平等的心态。比较而言，平等心态是主观性的，对等资质是客观性的。假定我们业已具备平等的心态，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具有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等的资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又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本身是否在资质上足以跟其他两方对等，一是中国哲学的从业者是否在资质上足以跟其他两方对等。之所以如此细分，至少它与笔者的某些感受密切相关。
　　2007年岁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深圳举办“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这次会议给笔者的突出感受是：搞西方哲学的“妙语连珠”，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词汇新潮”，搞中国哲学的竟然有点“理屈词穷”的味道。笔者如实地叙述这一私人体验，绝无任何意义上的褒贬企图。尽管如此，从这种私人体验出发，笔者还是由衷地企盼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者逐步强化整个共同体的对话能力、提升整个共同体的对话技巧。毕竟，对话除了用笔来进行之外，很多时候必须用嘴来进行。
　　从业者的资质显然并不完全等同于学科本身的资质，然而，中国哲学将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同样发人深省。从简史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在学科草创阶段上基本是“以西释中”，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则完全是“以马释中”，改革开放以来似乎再次回到“以西释中”。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一直在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吸取着养分，而这就是对话吗？其实，无论从心态平等看，还是从资质对等看，它恰恰背离了对话最起码的要求。
　　这里我们无意评析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实际学术成就，但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状况则必须有所了解。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一批大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述，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将为我们承传并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提供极其重要的借鉴乃至指导。不过，这些标志同样并不表明中国哲学研究实实在在地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当一个共同体缺乏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独特风格的时候，个别杰出学人的标志也是孤掌难鸣的。所以，虽然有了将近百年的筚路蓝缕，但中国哲学既不能像西方哲学那样俘虏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消费，也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发挥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国哲学既没有“哲学”地建立起“中国哲学”，也没有“中国”地建立起“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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