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教程_何梅琴主编_9787040475777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是为高等院校文化传媒类专业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而编写的，也可作为相关专业课时较少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材以及文学爱好者自学研修的参考用书。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总括为先唐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三编，每编按照重要文体分章叙述。一章之内，先总体叙述本章所涉文学发展的基本概况．然后以重要作家、作品分节专题讲述。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侧重强调作家作品的审美解读，重点放在对重要作家、流派、经典作品的内容及艺术成就分析鉴赏方面，做到点、面结合，整体感知与重点把握相结合，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生动简洁地展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辉煌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吸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注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课程教学需要，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实用性。　　为使学生理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感知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国古代文学教程》还辅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下），学生可配合使用学习。

　　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国文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历来受到高校教师的重视，教材的种类也异常繁多。目前出版社发行和各高校采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大多是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编写的。近些年，我国许多大学都开设有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新闻等文化传媒类专业，作为文化基础课，大多开设有“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但鲜有专门针对上述专业学生学习中国文学史的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文化传媒类专业开设的文化基础课，旨在帮助学生学习了解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提升自身的文学修养，为其学习艺术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课时非常有限，在授课过程中使用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而编写的教材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内容繁多，信息量大，学生很难找出学习的重点；二是在授课过程中由于课时量的限制，教师也很难依据教材给学生做出最佳的指导。所以，编写一本针对高等学校文化传媒类专业学生学习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迫在眉睫。这便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初衷。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对象是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学，然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呈现并非是系统的。长期以来，这些文学作品分散在经、史、子、集四大知识体系中。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为“诗言志”（《毛诗序》）的特点，在经学的背景下，诗言之“志”更多的是指一个士人关于民族、国家的公共性情感，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文学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作品的形式特征主要表现为鲜明的文体归属，中国古代的文学文本在具体文体的流变中有着清晰的演进轨迹。刘勰论文叙笔的四大纲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是较具代表性的古代文学批评，从源流的探讨、名称的义理、作品的例举、特点的总结四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体发展的过程。这一批评表明了古代文人讨论某一文本文学性的理解角度和阐释范畴。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20世纪的文学史书写在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新的阐释后建立起了新的文学史格局。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撰写了《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被许多学者目为国内第一部文学史。由于这一文学史的内容与传统经、史、子、集的内容、体例仍关联甚大，以至于在随后的文学史家那里，这部文学史受到了严厉的批评。1933年，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就曾说：“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为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诸人所编著的都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而所谓的文学史应该是专指诉诸情感的文字，1920年，曾经认可广义文学概念的朱希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30年代的文学史家进一步强化了纯文学的概念，并基本确定了文学史描写的范畴：“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这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本此文学观念为准则，……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
　　20世纪文学史格局建构的基本路径是，先确定“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审美与情感，然后在经、史、子、集中选择符合这一概念的文本，挑选出来，并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从而构成具有线性发展逻辑的文学史。这一文学史格局从纵向来看，基本依据朝代更迭将之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如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近代文学等。从横向来看，先秦诗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是中国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内容，在文学史的叙事中，它们基本上依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被重点叙述。这一纵横结构的文学史格局也就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文学史书写的主要模式。本教材的编写就是基于对上述文学观念批判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
　　此外，考虑到本教材主要供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新闻学、广告学等文化传媒类专业使用，在编写内容上，我们有意增加了戏剧、小说、影视改编、诗文朗诵等方面的内容，以便学生与专业课更好地对接。
　　本书从2013年酝酿、立项以来，无论是编写理念与编写体例的确立，还是内容的取舍与章节的划分，都是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凝聚着编撰者的无数心血。几年来，数易其稿的艰辛，不计寒暑的冷暖，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深切的体会。参加人员都是各高校本学科领域教学与科研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认真与敬业确保了这套教材的质量。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
　　春秋以来，诸侯渐兴，周之礼乐，渐趋崩坏。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失序的社会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上，是此时士人们积极思考的问题。他们的认知逻辑是以周礼为出发点，通过对周礼的认可或批判来建构自己对社会秩序该如何运行的理论框架。他们的理论呈现虽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但他们理论建构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世界的有序运行。
　　春秋末期的孔子提倡复兴周礼，但他一生不遇的遭际也充分说明了在战乱纷仍的时代，以仁爱为核心的周礼很难被时人所接受。孔子之后，孟子与苟子是两位重要的儒家传承者。在探讨世乱无序的原因时，他们都追溯到人之本性这一问题上来。孔子较少讨论人性的问题，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然而孟、荀却对人性问题多有讨论，并以之作为自己治世之学建构的逻辑起点。苟子认为人性本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人与生俱来的好利、疾恶、好声色等，若不加约束，任由放纵的话，就会相互争夺、残贼害生、淫乱不已。因此要想让社会进入有序运行状态，就必须“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但荀子过于强调礼的“法正之治”和“刑罚之禁”，故不免偏离以教化引导为主的礼制。苟子的这种理论主张成为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他的学生韩非在综合法、术、势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建构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法家思想。
　　与荀子不同，孟子认为善是人的自然本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善的具体表现是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端”就是“首也”，“人皆有仁、义、礼、智之首，可引用之”（《孟子正义·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可用礼来引导人原本所具有的仁、义、礼、智，“扩而充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对人性的讨论，根本在于政治的治理，即人性本善，可以以礼导之。故君王治民，当体察民性，顺性而为，齐国打败燕国后，齐宣王问孟子是否取燕，孟子的回答是：“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的这番回答是本于他朴素的民本思想的，在《孟子·尽心下》中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理想中的君主是能够与民同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肯定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提出育民以礼的施政主张，这种观念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孟子生活在“处士横议”的战国时代，再加上其为人个性刚烈，感情充沛，抱负远大，就使他既能坚持和发扬儒家的理想主义，又具有能言善辩之才，表现在《孟子》中，便形成了雄辩善论、气势充沛、流畅而富有文采的散文风格。
　　孟子善辩，说话通常围绕着一个中心铺展开去，虽然可能最终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但在论说的过程中，却已把道理说清。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将有以利吾国”，孟子并没有直接回答利国之策，而是承其所问，转论仁义与利的关系，结论是“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番剖析并没有直接告诉梁惠王如何利国，而是在论述的过程中，告诉了梁惠王一个道理，即仁义使人不争，不争方能亲其君长，人亲君长自然会国家兴旺。这种剖情析理的论说方式远比直面的说教更有效果。另一个发生在齐宣王和孟子之间的故事是关于“齐桓、晋文”之事的讨论。王问齐桓、晋文何以霸，孟子则说他不知称霸，但知如何施行王道，很自然地就把问题引导到施行王道上来，善于引导谈话的主题，是孟子辩论的一个特点。接下来，孟子通过提问的方式，遵循齐宣王的思考逻辑，层层推进论题。论辩先从王不忍杀牛，推导出王有仁爱之心，这种仁爱之心是王能爱民的本性，但王愿不愿爱民则是另一回事。孟子继续引导着论辩发展，论辩通过携泰山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来说明能与不能与为与不为的关系，进而指出，王有爱心而不爱民，是“折枝之类也”，即能为而不为。孟子继续与齐宣王讨论其若欲以武力争霸天下，无异于以一敌八，不能胜之。反面论说是为了引出正题，接下来孟子提出，若王能施行仁政，则天下之人皆欲赴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层层深入，正反辩论，最终提出自己的观点，让王深以为然，这就是孟子论辩的基本逻辑。这种论说逻辑之所以能收到较好的论说效果，是因为它是在遵循对方逻辑思维的基础上推理出来的，所谓结论就好像不是孟子得出，而是被游说对象自己得出的一样，因此就有很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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