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村十五年：关中地区的村落政治(博士文库.第十七辑)_黄锐著_9787208130708

　　本书选择关中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黄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档案材料和访谈资料，分析1952-1966年国家权力系统与意识形态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黄村的户族、农民、干部等以何种心态、策略回应国家的要求。在多方互动中，逐渐建构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这既与社会主义“新德治”有关，也体现出村落政治之有常。

　　序言：在历史的田野中探寻村落政治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黄锐博士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即将出版，这是任何一位青年学者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他的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导师，每看到他的一点学术进步，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黄锐博士专攻政治社会学，在华东师范大学六年的学习期间，他学习一直十分认真，善于观察和思考，敢于提出新的见解，不断耕耘，在读书期间就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其勤奋好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这本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即将付梓之时，我非常乐意为之作序。
　　该书研究的是关中地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在1952—1966年的革命建设史，最普通的劳动者卷入社会主义革命大潮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对革命的心态和对人民国家的感受，以及由此而采取相应的行为。我认为，就这本书最为独特的价值而言，这既是在研究中国革命建设史中较为少见的一部关于普通劳动者卷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心态史，也是一部关于村落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道德话语、伦理实践、文化象征等的政治史。
　　关中，因其地理优势，在赵宋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聚居之风尤盛。明清以来，人与土地的关系较为宽松，宗族规模减弱。取名为学名的“黄村”，其在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尚未波及之前，像关中平原上的所有村落一样，是一个无租佃、多雇佣、宗族规模小但认同强(在本书中称之为“户族”)的普通村落。也正是其普通，恰恰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可以透视宏观的社会革命建设与微观的劳动者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情境下的村落政治及其实践形态与演变逻辑。本书立论合理，逻辑清晰，资料丰富，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一，对村落政治的概念给予了明确的界定与分析。在乡村社会中，村落既是一个日常生活共同体，又是一个文化伦理体系或网络，同时还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单位。本书将村落政治视为底层政治和日常政治双重整合的重要表征，既包括村落内部的社会结合关系(比如，村民之间、村民与干部之间以及村民与宗族之间)，也涉及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以及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复杂联结。由此，本书不仅重新发现1950年代—1960年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活力，还建构出一种不同于“官方政治”的政治表达形式。
　　第二，受到延伸个案法的启发，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在黄村开展了深度访谈。尽可能地以人类学的“深描”来呈现出黄村村民的历史记忆，深度挖掘黄村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社会变革过程、后果及其背后的意义建构逻辑。并且，作者使用了部分历史档案，除了以历史资料和访谈记录相互比对和甄别分析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和情感上置身于黄村的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具体地体验1950年代—1960年代的乡村生活。而这势必要求作者对历史档案的考辨、解读以及对当代中国政治中的相关路线、方针、计划、政策等给予真切的理解。
　　第三，发掘了户族在关中乡村社会的特殊地位及其对于村落政治的意义。与“华中学派”对于关中的实地调研相比，作者既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也有详实的理论梳理，并且基于一种“同情的理解”对关中乡村社会结构中特有的宗族类型(户族)展开分析。“户族”的形成与关中地区近代以来的灾害频发和匪事不断有关，但也始终受到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象征之影响，是一个极为繁复的社会过程。随着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渗透，国家—户族—村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村民既自我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又以户族道德、伦理作为“弱者的武器”，呈现出社会主义实践中村落政治的多维面向。
　　当然，作者的立意不仅在于理解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革命，而且试图回应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问题，以解释今天中国的社会转型。照此来看，也许本书所使用的历史档案与田野资料以及对于这些实证材料的阐释是有待深入的。在本书许多段落的描述以及观点的论证中，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的不少方面是延续着当时的脉络，但也有许多的不同，关键在于，这些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方面在本书中是零散的，尚不足以整理与分析出改革开放前后30年发展的宏观场景。并且，这些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方面从1966年至今是如何具体演变的呢？
　　此外，在黄村—关中—中国的理路中，本书已然体现出区域史研究的视野和功底，但难以在区域比较的层面凸显关中地区的特质，进而推进一种对1950年代—1960年代中国政治的整体性分析。本书细致地考察前辈学者在关中地区的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以户族这一关中地区乡村社会结构中的特有组织与村民、干部、国家等的复杂关系理解1950年代—1960年代关中平原的村落政治，凸显关中地区的特质。可惜的是，户族在关中地区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除了社会性的、经济性的因素影响之外，更是历史性的、政治性的和文化性的过程，因此对户族的理解还应置于关中地区的观念史、政治史以及文化传统之中，实现一种历史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并未像大多数从事当代中国史及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那样将时间定格在1949年及以后，而是选取1952—1966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段，这可能与作者试图跨过1949年，将20世纪历史作为整体研究有关。但就此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著述。好在黄锐博士曾向我多次提及，他的下一本著述将是以民国18年年馑为主题，而时间段将延伸到1952年，这也许是一个建立贯通性理解的尝试。我非常期待他的下一部著作！
　　是为序！
　　于上海金沙江寓所2015年2月18日除夕

　　长期以来，1952—1966年的中国政治研究或当代中国史研究受到“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影响，主要考察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而把农民想象为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由此可能会或多或少遮蔽了中国政治的丰富性及其背后的意义建构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在近年来开始注意到1952—1966年的多重面向，他们除了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之外，也开始侧重于对村落的研究，而村落政治在此大潮中更是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印度的底层研究学派和斯科特—克夫列特以降的研究进路、两种“底层政治”的书写方式为启发，选择关中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黄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和相关报刊材料，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国家权力系统与意识形态在黄村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黄村的户族、农民、干部等以何种策略回应国家的要求。因此，本研究并不试图将黄村的特殊村史嵌入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而是旨在考察以下内容：第一，作为一种国家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展开，其基本取向、变革目标以何种形式表现，并且其中隐藏着抑或正在形成何种国家治理术；第二，当原来的乡土传统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时，作为黄村中的主体性力量的户族、农民以及乡村干部以何种社会心态来面对，又体现出怎样的行动逻辑；第三，在国家—户族—农民的互动中，国家、户族与农民的关系呈现出何种实践形态，进而形塑出中国村落政治何种的特殊样态与演变逻辑。
　　在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参与式的国家动员吸引了大量的农民，他们为了集体经济的利益和合作社社员的身份在“工分制”下进行劳动生产。值得指出的是，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不仅是满足经济增长、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社员身份的一项具体措施，同时更是一种劳动管理体制，甚或作为一种基层控制手段，代表着国家权力由生产领域的渗透向社会规训的发展。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与“大跃进”运动的展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的话语深入农村，“平均主义”的风潮日益盛行，而经过人民公社锻造出来的日益熟练的凝视技术更是让国家意识形态从原有的政治领域弥散到乡村社会的生活世界，而农民的身体也由此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化的图像。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乡村干部成为被“教育”的对象，而有组织的干部下乡作为非常规的权力组织逐渐实现对基层组织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重建。
　　不过，经历过严酷政治现实的黄村的户族、干部与农民，往往在表面上选择接受政治话语的表述，与此同时又会在自身的经验世界中遵循日常的生活逻辑，最终体现为农民的行为选择与话语表述的分离这一独特性后果。他们一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按照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积极完成自我修炼；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诉诸乡村社会中固有的生存伦理、户族观念等，使用各种“弱者的武器”。在“工分制”下，他们保证农活的质量，但也显示出“漂亮”的挣工分策略。而一旦庄稼歉收、口粮减少时，他们采取“瞒产私分”、“偷盗”以及“借粮”等方式，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存伦理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的情况更为复杂。虽然农民获得国家赋予的“正义的武器”，但是他们与乡村干部长期以来天然的共生于一种社会文化网络之中，各自充分运用一些特殊的、非正式的行动策略和各种可得资源，构筑与营建日常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空间与正当性。
　　当然，农民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剧烈的。随着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思想灌输，国家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渗透进乡村社会，农民也在此过程中开始产生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黄村的“退社风波”中，他们首先挑战的并不是集体主义制度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只是针对某些合作社干部的渎职行为。另外，为了保证抵制行为的政治优越性，他们还明智地将以前的富农从户族的抵制队伍中剔除出去。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贫下中农被中共中央赋予监督农村干部、遏制渎职行为的权力，也同时获得批评和揭发乡村干部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使用“人民来信”等“正义的武器”。
　　总之，“全能主义政治”或“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涉及国家权力从生产领域的渗透向社会规训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由原有的政治领域向整个社会的弥散以及基层组织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重建等，最终呈现为“社会主义的新传统”或“新德治”。而黄村的户族、干部与农民则以一种日常的、微妙的和非直接的形式，表达着对国家权力及其规则的顺从与抵制，是一种不同于“官方政治”和“劝说政治”的日常政治。不过，随着组织渗透的深入与国家权力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在地化”，黄村户族中的具象农民成为抽象的人民，而对国家产生某种认同。在此意义上，1952—1966年的村落政治作为底层政治的一种表现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体现在国家—户族—农民三者之间的实践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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