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弗洛伊德对那些调节人类生命的隐藏冲动和欲望进行有史以来的diyi次阐释时，他在观众和读者中激发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敌意：震惊、厌恶、故意歪曲、科学式“驳倒”、嘲笑。到了今天，弗洛伊德的概念无处不在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习惯用语之中。
      本书从弗洛伊德zui有代表性的作品中选出十个片段，介绍了他的主要观点，同时指出了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矛盾，并试图恢复弗洛伊德的挑衅力量。弗洛伊德给我们留下的思想体系，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在弗洛伊德富有穿透力的目光下，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何等丰富、复杂、奇妙。

      当代哲学先锋西蒙?克里奇利主编 齐泽克参与撰写
      “大师读经典”系列，每本一堂大师阅读课，导读迄今人类zui伟大的思想
      弗洛伊德使人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他从来不为了安慰人而向他人指出一条快乐之路，而永远只是指出一条进入自身之路，一条通向自身深处的危险之路。由于他的贡献，新的一代能用另一种目光，更自由、更清楚、更实在地看到一个新的时代。——斯蒂芬·茨威格
      假如我们接受这个没有例外的真相：一切生命体必将由于内部原因而死亡——即再度成为无机物——那么我们将被迫承认“死亡是所有生命的目的”，以及“无生命物先于生命存在”。——弗洛伊德

      导言
      我在“弗洛伊德”的严厉凝视之下写出了这本书。
      在我面前的书架上站着、仍放在包装盒内的，是来自一位朋友的礼物：弗洛伊德玩偶 —一个有可移动双臂和颈部、沉着地从玻璃纸包装内向外瞪视的、四英寸大小的塑料弗洛伊德。可惜，无论是毫无笑容的严肃，还是灰色三件式西装的谨小慎微，都不能够挽回它沦为新奇小商品的侮辱。像“谈谈你的母亲吧”这种嘲讽味的弗洛伊德式名句印在盒子上，使本来隐含在这个玩偶身上的信息变得公开：这个男人和他的思想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无害的家庭朋友，仅仅是我们文化墙纸上又一个图案。什么样的致敬能够更含糊且同时做到既抬举又贬低呢？
      如今弗洛伊德的重要性很大 —也可以说很小，以至于能够成为一个大量制造的塑料微缩模型，拥有玩偶爱好者的品牌认同。弗洛伊德获得了永生，然而这种永生却是在不可降解
      塑料制成的死气沉沉的监狱中。那些在他的概念中曾经鲜活的东西，已经被大规模的传播剥夺了生命力：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曾经难以下咽的发现，现在已被简化为滑稽的陈词滥调—“跟我谈谈你的母亲吧”。
      这与当初弗洛伊德开始传播他的理论时所面临的困境恰恰相反。他对那些调节人类生命的隐藏冲动和欲望进行了有史以来的diyi次阐释，在他的观众和读者中激发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敌意：震惊、厌恶感、故意歪曲、科学式“驳倒”、嘲笑。今天，和过去相反，弗洛伊德的概念是那么无处不在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习惯用语之中，以致我们已经忘记了它们的起源。我们随意谈论一个人的“母亲固着”（mother .xation）、把另一个人形容为“受到压抑 ”（repressed）、区分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动机，在zui不可靠的通俗弗洛伊德理论（ pop-Freudianism）中，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找到性象征（sexual symbolism）。当然，这类老生常谈不需要指向真实的知识，更无需谨守于弗洛伊德基本前提。对其内在生命的词汇的理解，伴随着一种广泛的“我们已经了解了弗洛伊德、告别了弗洛伊德”的愉快意识。zui终，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哲学家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弗洛伊德不可信吗？难道他不是以为所有事情都是性暗示吗？难道弗洛伊德理论不是不可救药地男性至上主义（或“阳具中心主义”）吗？就更不用提他的异性恋主义了。
      在精确的弗洛伊德意义下，人形玩偶是同时接受和否定这两种矛盾立场的一种典型妥协，一种同时承认又否定、同时知道又不知道他要告诉我们的东西的方式。唯恐我们没看见它，人形玩偶会引出对这种和弗洛伊德的妥协关系的非常滑稽的评论。诸如“我们当然相信弗洛伊德！”以及“毫无疑问我怀有乱伦欲望”（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等反应，跟“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我母亲？你有病吗？也许你需要看医生……”同时存在。
      换言之，弗洛伊德玩偶显示出一种当任何人企图展示弗洛伊德概念时所面对的难题。相对而言，我们要减少和新概念所激发的敌意进行对抗，更多地应付熟悉感引致的厌倦。弗洛伊德的问题在于，其惊人的新观念 —无意识、压抑、俄狄浦斯情结、死亡驱力 —太过陌生，或借用弗洛伊德自己的术语，这些新概念对他的读者来说太过“诡异”（uncanny）（见第六章）。对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来说，这些概念则显得不够诡异：我们已经能够把这些概念缩小到塑料微缩模型的比例。
      这本书的主旨是恢复弗洛伊德的挑衅力量。值得记住的是，弗洛伊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和对自身的理解的思想体系。我们的文化中掩饰它和弗洛伊德的含混不明的关系的所有方式 —口头上的知道、争论性的攻击和防御、流行的扭曲和化约 —全部都是逃避他的思想革命性力量的手段。
      我得强调，这不代表一个人和弗洛伊德的相遇必须以接受他的概念作为结局（假装这是一个接受或否定的简单问题）：相反，假如一个人毫无抵抗地阅读弗洛伊德，这个人其实没有真正读通他。然而，没有人可以在和弗洛伊德相遇之后还能毫发无损地保留自己全部的偏见：至少，某些属于他的自我形象、某些有关作为人的含义的意识将被动摇。同时，对我们这些更认真地看待弗洛伊德的概念的人来说，很难再以原来的方式体验事物了 —一本小说、一个广告、一个目光、一个对话、一个随意的念头或感受。
      即使是随意看看弗洛伊德的生平大事记，也能发现他临床和理论的巨大发现既不是自然而然，也不是以完整的形式降临在他身上。在他的传记中我们无法在他的童年和精神分析的诞生之间划上一条直线。弗洛伊德上学时每一门课都表现优异，但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时对自己zui终选择的医学道路没有太大兴趣。他的这个选择也不是由对精神科领域的野心所主导，相反，当弗洛伊德在 1886年开始作为神经疾病（nervous diseases）医生私人执业时（他直到 1938年流亡伦敦前一直保留这个执业），他已经走了很多科学弯路。开始时对生物学的偏好引导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生理学实验室的总监布鲁克（ Ernst Brücke）的指导之下花了六年光阴研究和发表有关鳗鱼和七鳃鳗的论文。
      仅仅是在结婚以及需要更多更稳定收入的情况下，弗洛伊德才将他的学术精力转移到取得医学学位的目标，即使到这时他的精神病理学（ psychopathology）之路还是一条犹豫之路。毕业后，他继续发展他的神经解剖学的专长，同时成为进行可卡因临床应用实验的先躯。直至 1885年弗洛伊德到访巴黎，在著名的沙柏特里埃（ Salpêtrière）精神病院跟随伟大的神经病理学家沙柯（ Jean-Martin Charcot）研究，他的兴趣才突然转向神经症病人的心理。沙柯的极具创新的观点：将歇斯底里症状视为“意念性的”（ideogenic）—植根于病人的隐藏的意念（ ideas）而不是生理条件 —是启发弗洛伊德对神经症（ Neurosis）的新理论及治疗的diyi个因素。
      弗洛伊德的新兴趣起初是和他的神经解剖学研究一起发展起来的，后来成为他的独家研究项目。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病因学（ the complex of causes）和歇斯底里治疗的研究通过和布罗伊尔（ Josef Breuer）—一位资深的维也纳医生 —的合作而获得进展。 1882年布罗伊尔曾告诉弗洛伊德有关一位年轻女歇斯底里病人的治疗引导他发展出一种新的治疗技术。布罗伊尔通过让她回忆起那些埋藏在病征底下的病因学（pathogenic）或精神上有毒的记忆的方式，消除了“安娜 O”（Anna O.）的生理症状（视觉障碍、暂时性瘫痪、呕吐及幻觉）。这种宣泄（ catharsis）—或安娜本人的著名说法“谈话治疗”（talking cure）—成为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进行深度临床和理论合作的基础，以两人 1895年出版的《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一个由五个个案组成的个案病史（除了安娜之外都是弗洛伊德的病人） —以及歇斯底里的理论和技术阐述、歇斯底里的治疗作为高潮。
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的合作是与他更私下和更思辨性的计划 —发展一个新的心智理论（ theory of the mind）相对应的。这个事业的渠道是他和朋友弗赖斯（ Wilhelm Fliess）的通信，后者是一位柏林的耳鼻喉科专家兼生物学家（弗赖斯曾在生物学领域内提出一些现在臭名昭著地偏离常规的命题）。弗赖斯zui终担当了精神分析诞生的助产婆。
      与弗赖斯的通信生动地表现了这个理论临盆的折磨人的、漫长的过程。在他写的信里面，弗洛伊德坚持不懈地发展、修订及推翻构思中的命题。其中zui著名的要算神经症的病因学的命题。在通信的diyi部分以及在他这时期的出版物之中，他从病人的过去经历的事件中辨认出其歇斯底里的原因。这尤其指一种由病人家庭中较年长的儿童或成人做出的创伤性的童年引诱事件（ traumatic childhood seduction），这个命题招来了广泛的怀疑以及来自他一些同事的反感。然而在 1897年，他逐渐因为它难以置信和论证不充分而放弃这个命题。当年 9月他写信给弗赖斯说道，“我不再相信我的神经症理论”。然而，他继而提出的理论替代品也不缺少丑闻：神经症是植根于幼年幻想（ infantile phantasies） —那些构成儿童的越轨愿望并且成为维持其直到成年期的力量、成为她的症状的无意识来源的想象性场景（ imaginary scenes）。事实是这些幻想以及它们赖以运作的机制，将成为精神分析拷问的主要对象，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有很多关于它们的话要说。
      弗洛伊德在 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是他diyi次有系统地阐释无意识幻想理论（ the theory of unconscious phantasy）。无论如何，此时与精神分析运动的兴起还有一段距离。《梦的解析》被弗洛伊德的同行普遍地忽视，在头 6年仅卖出了 351本。这种忽视实际上是一个长年对精神分析的抵抗的diyi波，这种抵抗以多种以及变化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无论如何，在这本书出版 10年之内，一场精神分析运动已然兴起。这运动令《梦的解析》的书名所隐含的权威看似异常地鲁莽。引发一大群兼有忠实及反叛的徒子徒孙之间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巧的激烈自相残杀的论争，正是植根于如何解读弗洛伊德这一问题。在这群人之中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弗洛伊德遗产的凶猛捍卫者，当中zui有名的代表是弗氏的女儿安娜（ Anna）—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安娜在弗氏死后留在伦敦，而弗氏的很多犹太裔维也纳门徒则因纳粹而避难美国 —该地因而和严格的弗洛伊德原则的保存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弗洛伊德后期倡导的加强和教育病人的自我（ego）的临床强调（因此有“自我心理学”这个名词）。
      正统弗洛伊德主义从某方面来说被麻烦的“修正主义者 ”的崛起所包围，当中代表人物要数克莱因（ Melanie Klein）。克莱因在 1926年从布达佩斯移民到伦敦，在那里发起一个精神分析研究焦点的重大转移：从弗洛伊德的母、父、儿童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到前俄狄浦斯的母婴二元关系的转移 —她在这两者间揭示出一场没有语言的、狂暴的爱与恨的戏剧。克莱因的新强调，则又催生了英国的“对象关系 ”学派（ object-relation），由威尔弗雷德 ·比昂（ Wilfred Bion）及 D.W.温尼科特（ D. W. Winnicott）代表。这个学派的名称来自他们的一个观点：认为自我（ selfhood）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而不是 —像有时弗洛伊德所表达的 —封闭的（enclosed）。
      zui后，我们发现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中zui令人困惑（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下）的一个：雅克 ·拉康（ Jacques Lacan），一个法国的精神分析师。针对他认为是双重扭曲的自我心理学“教条”及克莱因修正主义，他宣布发起“回归弗洛伊德”运动（ return to Freud）。拉康在临床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可变时长的（ variable-length）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引进，使得他zui终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PA）驱逐出会。拉康的煽情“回归”事实上是基于结构语言学（ structural linguistics）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激进的重新解读，其重点是强调言语（words）的不可化约的双重性（ irreducibly duplicitous）及破坏稳定的力量在产生精神分析“真相”时的重要性。我们有证据支持拉康精神分析是今天zui广泛地被实践（或执业）的精神分析治疗形式，并且毫无疑问是影响力zui大的其中一个。无论如何，拉康的思想继续在精神分析体制的边缘占据一个不稳定的位置。
      这种对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的综述必然是一种粗线条的勾画，没有包含精神分析运动中两个主要的“分离主义者”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 Alfred Adler）以及卡尔 ·容格（Carl Jung），它更多地是一个人写作这本《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时要负担的固有风险的宣告，而不是一篇浓缩的精神分析史。
      我处理这种风险的方式很直接：我简单地不对各种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进行阐述或判决 —一项超出了这个简短弗洛伊德入门介绍的范围的工作。只有在能帮助我照亮弗洛伊德著作中一个论点的时候，我才会提及其他精神分析思想家。不过，我在运用非精神分析材料 —从文学到哲学到广告和连环漫画 —时则没有那么贫乏。毕竟精神分析是一种解读任何东西的方法。
      我这十个短评的目的在于展示内心世界在弗洛伊德的穿透性目光下变得何等丰富、复杂、奇妙。不论是讨论神经症、性倒错 /性变态、口误、梦、笑话，还是分析爱（对自己或对另一个人）或死亡，我都尝试展示弗洛伊德令人振奋、令人愤怒的成就是剥夺我们所有语言和行动 —不论它们有多琐碎或直接 —的透明性。在弗洛伊德之后，我们不再能够直接假定任何我们说和做的事情的意义：相反，我们被迫站在（自己行为的）解读者的位置并被迫面对我们的解读将产生不了“真相”的风险。对弗洛伊德文本的解读 —即使这些文本具有了不起的清晰性 —还是无休止地难以捉摸 —在上面这种规律之下也永远不能获得豁免。从我这篇弗洛伊德的导读之中得出的一个原则是：一个人应该放弃声称拥有解读弗洛伊德的权威。
      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不希望给出一种世上不存在准确或甚至是不准确的解读弗洛伊德的方式的印象。我想说的其实是，如果要准确地解读弗洛伊德，就必须认识到弗洛伊德的思想 —尽管它是以 19世纪科学确定性的术语表达的 —是以对无意识的承认作为起点的。无意识是一种经验领域，它溶解了所有主张知识是稳定和确定的伪装。
      我选择的引文来自斯特雷奇（ James Strachey）著名的《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1956—1974年出版）于 2001年由 Vintage出版社重印的平装版 a。主要而且直接的原因是这是唯一能够广泛地获得的弗洛伊德翻译文集，它包含了弗氏所有出版过的（以及一些早期未经出版的）心理学著作。不过，我对译文做了一个唯一但果断的修改 —追随大部分斯特雷奇以后的译者和评论者：德文 Trieb这个词，我一贯地以“驱力”（drive）取代斯特雷奇的“本能”（instinct）。我在第七章详细解释这个修正。在目前，注意到“本能”暗示动物对既定刺激（ stimulus）的预定编排的反应（ programmed response），相反“驱力”则指人类永恒可变且不可预测的反应。
      

      乔希·科恩（Josh Cohen），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英语及比较文学教授，《中断奥斯威辛》（Interrupting Auschwitz）及《壮观的寓言》（Spectacular Allegories）的作者。

目录
丛书编者前言
导言
第一章 歇斯底里式开端
第二章 无意识
第三章 无意识的机智——梦
第四章 滑稽的无意识
第五章 不
第六章 双面诡异
第七章 难以理解的欲望对象——母亲
第八章 更难以理解的欲望对象——自我
第九章 最无法理解的欲望对象——死亡
第十章 受虐式结局
注释
精神分析进阶读本
弗洛伊德年表
丛书编者前言

      第五章 不
      我们的病人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带出他们的联想的那种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观察机会。“现在你觉得我说了一些侮辱人的话，但其实我真的没有这种意图。”我们意识到，这是通过投射（projection）对一个刚刚冒出来的念头的拒绝。或者：“你问我梦中这个人可能是谁。她不是我母亲。”我们把这个修订为“那么她就是我母亲”。当我们进行解释，我们有时需要漠视病人的否定，并且从联想中单独挑出核心主题（ subject-matter）。这个过程就像病人其实在说“确实我在思考这个人的时候想到了母亲，但我不打算让这个联想算数”。
      有一种很便捷的方法容许我们有时取得有关无意识压抑物的资料。我们询问：“在那种情况下，你认为zui不可能的事情是什么？你认为当时离你的思想zui远的东西是什么？”假如病人掉进这个陷阱并说出他认为zui不可置信之事，他几乎总是会做出正确的坦白交代［……］
      一个被压抑的影像或思想的内容因而得以进入意识，前提是它要被否定（ negated）。否定（ Negation）是一种辨认出被压抑物（ the repressed）的方法；确实，在这种情境中否定已经是对压抑的解除，虽然它 —当然—并非对压抑物的接纳。
      —摘自《否定》（“Negation”）（《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9卷， 235—236页）
      否定（ Verneinung）这一机制，就像拒认（ Verleugnung）一样，涉及对一个看来自明的现实的拒绝（实际上 denial是对 Verneinung的更常见的译法）。在他那篇高度浓缩的 1925年的论文中，弗洛伊德主张否定即心灵判定一个对象为不真实（unreal）。弗洛伊德注意到，否定从属于他五年前在《超越愉快原则》中确认为“破坏性的”驱力。那种破坏性或“死亡的驱力”（我们将在第九章更广泛地探讨这个问题）是人类这种生物朝向“分离”（defusion）或崩解的意志 —与朝向生命和爱的综合的、统一的驱力对立。那么难怪“在某些精神病人身上的普遍的否定的愿望”尤其突出（《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9卷， 239页）。
      我们在本章中关注的不是否定机制本身，而是它在精神分析治疗环境中的特定呈现：换言之，我们关注的是病人将自己的思想否定为不真实。弗洛伊德暗示这类否定证实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精神病内核，而这内核拒绝（ denies）任何在现实中它认为无法忍受的东西。对分析师来说，病人对一个思想的否定铺平了通往她的无意识真相的道路，因为其实她的“不”流露的是一个太痛苦的异质（ alien）以至她拒绝承认的想法。
      从病人的嘴巴到分析师耳朵的这段旅程结果令她的“不”变成了“是”（yes），并向分析师提供了通往她zui深层秘密的通路。我们的节选指向为何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一直引起人们的高度怀疑和恼怒。难道diyi段不是表现出一种潜在的威权行为？假如病人坚持梦境中的角色不是他母亲，“我们把这个修订（ berichtigen—字面意思‘纠正’‘扶正’）为‘那么她就是我母亲’ ”。不只一位读者 —实际上不只一位病人在这一刻想要愤怒地质问弗洛伊德：你是谁，竟敢修改我说的话？你是谁，竟敢剥夺我界定我的话的意义的宝贵权利、剥夺我对我自己的话语的著作权（ authorship）？
      我们可以将这种怒火再添一把柴，通过狡猾的策略：让这些句子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其他句子相斗。我们可以刻薄地观察到，弗洛伊德忙于向他的病人警示他们的精神病倾向，以至于他似乎没有注意他自己的精神病。毕竟就在三年前他曾写过关于妄想症病人（paranoiacs），“他们让自己被无意识的知识指导，并将他们从自己身上抽出的注意力移置到别人的无意识心灵之中”（《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8卷， 226页）。难道这个描述不是诡异地近似分析师对病人的口头错误的修正？他也利用他自己的无意识知识去穿透另一个人的无意识，借助预言家（ seer）的确定性来揭示它的秘密含义。注意他就像一个机智的妄想症病人，设计出那些他早知病人将掉进去的“陷阱”。
      在上面这种对精神分析师的抗议中存在某些东西，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尝试指出它是什么。但这种抗议也同时存在缺点：它不加质疑地假定了自我（ self）的完整性和透明性，而这恰好是精神分析所质疑的。以为自己比分析师更清楚其思想和感受的意义的患者，太轻易地忘记了他为何接受精神分析 —首先是因为他在自己面前以某种形式变得陌生（strange）。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人们来见弗洛伊德—正如他们今天仍继续见分析师：他们当时正经历原因不明的恐惧反应；或他们当时正忍受着医学无法诊断的生理症状 —呕吐、口吃、气味幻觉、局部瘫痪；又或者他们被迫执行意义费解且折磨人的行动或仪式；又或者更直接地，他们由于部分或完全不理解的原因而陷入痛苦。然而贯穿这些不同的动机的是：有一些无法辨认、无法理解的力量正拼命使自己在意识层面获得呈现。用另一种方式说，某些生理机能的失调或情感僵局正在以怪异、痛苦而又清晰的方式呈现诗人蓝波（ Arthur Rimbaud）的名句： “‘我’是一个他者。 ”（“Je”est un autre.）我进入分析的原因是，当我说“我”，我不知道或不再知道我——更准确地说“我”这个东西——是谁或我是什么。 自由联想 —弗洛伊德不断指出的精神分析治疗“基础原则” —是缓慢、费力的方法，通过它，患者的经验和这种极端的自我异化（ self-alienation）达成和解。躺在那里，病人不受分析师的在场（他坐在病人背后）及分析师的反应导致的抑制性的注意力分散（ inhibiting distractions）所干扰，病人被要求说出任何闪现在脑海中的念头，不论在她眼中它们是多么琐碎、虚假、令人不快或不连贯。通过忠诚地遵守这条规则，病人被引导着蹒跚地走向她症状的无意识源头。
      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意识到 —无论如何 —病人的话语及其无意识意义之间的通路远非直线的。即使对“基础规则”的zui认真的追随者来说，通路从头到尾被不可见的障碍和强迫的转移（ forced diversions）所包围。自由联想的众多悖论之一是，它zui具有揭示力的时刻，正是这个过程zui不自由的时候 —也即病人有意无意地抵抗（ resists）自己的洞见时。这个悖论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个试探性的线索，解释为何弗洛伊德不愿意接受诸如“她不是我母亲”这类严正抗议的表面含义。一个无意识思想恰好可以被病人的排除（dismissing）和否认（ overruling）所揭示，“否定是认识压抑物的一种方式”（Negation is a way of taking cognizance of what is repressed）。抵抗同时阻塞及清除了通往无意识真相的路径。实际上，弗洛伊德似乎在这段节选中暗示，抵抗本身就是无意识传送其隐藏内容的手段。分析师的无意识之耳恰恰必须根据这种传送（ transmissions）—它们通过人类正常听力范围以外的音频传播，并频繁地被抵抗之杂音（ white noise）所淹没 —做出调整，“就像一个电话听筒根据那个负责传送语音的话筒做出调整一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2卷， 115页）。
      那么，在无意识借之同时隐藏和暴露自身的那个放满伪装物的仓库里，否定必须同神经症症状、口误、梦和笑话的移置与凝缩放在一起。否定进一步证明了 —尤其在分析情境之中 —我能够控制自身话语和行动的意义的主张是多么脆弱。正如弗洛伊德在《无意识》之中描述的：“假如我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许多行为和表现无法同自己所能觉察到的自我心理活动联系起来，它们自然会被我视为他人的东西：这些行为和活动只能通过他人的心理活动来解释。 ”（《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4卷， 169页）分析工作以一个惊人的洞见作为起点：即当“我”开口说话，“他人”也同时在我体内以腹语（ventriloquizing）说话，这个既离我极远又可怕地接近我的另一个人。这个“另一个人”（someone else）的名字就是无意识。
      从早期的歇斯底里研究起，弗洛伊德开始关注不承认这位“另一个人”的各种可能后果。他发现无意识并不想平静地接受被忽视。通过将它放在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它》（The Ego and the Id）第二种心理模型提供的启示之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展示这种报复的倾向。他在这篇论文中主张精神原本仅仅是一个情欲和破坏驱力 —或本它（ id，德语为 Es）a —的无形的蓄水池。心理的发展在本我的表面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心理过程组织”（《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9卷， 17页）；这个组织控制了与有意识的、有目标的自我（self）相关的所有运作（ functions），并因此而被弗洛伊德命名为 Ich—我（I），或以斯特雷奇较完善的翻译方式： ego（自我）。换言之，本它是原住民，而自我是入侵的殖民者：难怪前者怨恨被入侵者驱逐和忽视。在本它被驱逐的部分地区，它回来要求自我的赔偿并提醒这块领地的原主是谁。
      而对被困扰的自我来说，还有更恶劣的事情：假如我们 形容它在抵抗源自下层的无意识本它的起义，它同时也被一股处于它上层的、同样无意识且因而同样可怕的威权力量攻击。正如我们在diyi章得悉，我zui早期的力比多驱力注定因为被强加在它们身上的禁令而遭遇挫折。这种禁令首先化身在我的父亲这一角色上，而这父亲将我从我作为我母亲的情人的专有位置（ priveleged position）上创伤性地驱逐出来。这个欲望及其被禁止的过程，其名字当然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它深深地植根于我的无意识记忆之中，它定期通过无意识层面以一种信息的形式宣布其在场的惩罚性提醒：“你不可以像这样（像你父亲） —换言之，你不可以做所有他做的事；有些事情是他的特权。 ”（《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9卷， 34页）这个禁令信息的名字是超我（ über-Ich）。
      为什么要提及弗洛伊德的心理第二地形学？或者是要展示在我体内的那位“另一个人”是如何怪异的不可捉摸（monstrously ambiguous）。这一刻它（他？她？）通过无目的欲望（ aimless desire）的贪婪语调说话，下一分钟则以贵族的愤怒口吻发言。谁会想认识这位另一个人？当看见这位恐怖、多变的生物，谁不会倾向于用“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或“她不是我母亲” —来反应呢？
      对坚持我不认识这个人的态度，分析师只能坚持以温和的“对，你认识她”（yes, you do）（或对，“我”认识她）来反应。“我”愤怒地抗议，“这是我的家，我建立它、我的血汗钱，我不允许别人擅自占用这块土地！”“我”宁愿忘记它是在另一个人的土地上建筑了它的家，甚至用了另一个人的材料；自我只是本它内部一个有组织的部分、一块脆弱的连贯性。
      弗洛伊德知道这个发现是何等可怕。他多次将这形容为科学数个世纪以来对人类自信的自我形象的三重打击之一。diyi个是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置换到宇宙zui边缘的哥白尼打击；第二个是达尔文所展示的人类是动物王国成员的后代这一事实；而弗洛伊德继续说：“人类的自大将在当代心理学研究中受到第三次，也是zui致命的打击，心理学研究致力向自我证明，它甚至在自己的家里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它必须接受某些事情正在它的心理中无意识地进行的信息。 ”（《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6卷， 285页）
      毫无疑问，要在不感受到这种打击、忽略通过我的口误、梦境、幻想以及焦虑来发声的另一个人的情况下走完生命全程是可能的。但人也有可能被恐惧、不快乐、混乱完全驱使，乃至出于对这个恼人的另一个人的好奇引诱而去见分析师。通过这种奇怪的安排 —仅仅是一个人说话另一个聆听—这另一个人的朦胧不清的轮廓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就像所有类型的抵抗一样，否定表达了自我在这另一个人走得太近时转身逃跑的持续倾向。分析师的工作是找到一种方法鼓励病人坚持站在原来的位置、说服病人追随无意识而不是给它一个口误。换句话说，分析师鼓励病人在她的自我（ her ego）巨大恐惧面前自由联想，并维持这种自由。否定是这种恐惧的其中一种表达形式，它企图遏止通往另一个人的令人振奋的崎岖旅程。弗洛伊德的威权声音“那么她就是我母亲”（So it is my mother）必须被体验为针对病人施加在她自己身上的威权的一个反制措施。他将病人的否定改写为“我感觉我不想让这个联想算数”，生动地展示了这种自我审查、对自由联想强加一个限制的意图。自我所做出的否定，抵御了那个有时通过自我的嘴巴说话的、难以辨认的分身（ double）—那个胆敢侮辱备受尊崇的分析师，或做有关母亲的梦的另一个人。
      于是为了那个隐藏在否定的表象背后的暗示，弗洛伊德坚持聆听否定的重要性。假如病人用她的“不”将一个念头从自由联想中抽出来，分析师必须用同一个“不”将它重新编织到病人的联想之中。这种将抵抗视为通往真相之路而不是障碍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处于精神分析的中心。
      对著名的 1889年伯因海姆催眠示范的目击，曾促使弗洛伊德相信无意识无可争辩地存在。然而，弗洛伊德不但被示范结果震撼，也因伯因海姆（ Hippolyte Bernheim）对实验对象采用高压治疗手法而感到困扰。他回忆时说：“当一个显示自己没有法律能力的当事人被呼喝：‘你在做什么？ Vous vous contre-suggestionez!’，我告诉我自己，这是明显的不公正和暴力行为。       ”（《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8卷， 89页）对伯因海姆来说，抵抗是一种损害、阻挡康复之路的不负责任的强迫行为。不同于弗洛伊德，伯因海姆将病人的抵抗按其表面意思理解 —病人的“不”就被他视为简单的“不”。然而正是这种轻信病人的言语出卖了伯因海姆的暴君行为。伯因海姆的“暴力行为”体现一种无能 —只能从当事人的抵抗中体验到粗鲁地阻碍治疗目标的东西而非其他。相反，弗洛伊德对抵抗的强大理解能力，通过一种不同于暴君式治疗—病人是否说出分析师期望的内容 —的原则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n）。在他的《给采用精神分析技巧的医师的一些建议》（“Recommendations to Physicians o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s”）中他写道：“当他进行选取的时候，假如他（分析师）跟随他自己的期望，他就会陷入除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以外什么也找不到的危险之中。 ”（《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2卷， 112页）精神分析的聆听可以被形容为奋力从病人那里接收尚未成为病人和分析师的“已知”内容的东西—被“我的”言辞掩盖的另一个人的意料之外的、无法辨认的欲望 —的过程。这另一个人说一种奇怪的语言 —属于无意识的“没有时间性的”语言，异于定义性清晰的正常言辞。弗洛伊德在《否定》的结尾处写道：“我们从未在无意识之中发现一个‘不’（no）。”（《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19卷， 239页）我们同样也无法在无意识之中找到一个“是” —因为这个词的意义源自于它与他者的对立。我们在无意识之中发现一种更接近诗的语言，伟大的德语诗人保罗 ·策兰在他的诗《说吧，你也》（“Speak, You Also”）中命令他的读者运用的语言：“说吧 —/但不要分割是与非。 /并且给你所说的这种意义： /给它晦暗。 ”
      否定 —在其中一个“是”通过一个“不”被静默地宣布—带有这种“晦暗”意义。并且假如弗洛伊德的思考在这段节选中犯下任何错误，那可能是因为这段文字没有充分尊重这种晦暗（ shadiness）。当他“擅自漠视否定 ”（taking the liberty of disgregarding the negation）、用“是”的颠倒确定性对抗病人的“不”的僵硬确定性，他背叛了他自己对话语（speech）—尤其是精神分析话语 —的不可消除的模糊性（ambiguity of speech）的洞察。
      在写于非常后期的 1937年、内容非常丰富的《精神分析的建构》（“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一文中，弗洛伊德承认需要对病人的“不”采取更不明确的态度：“一个病人的‘不 ’不是一个建构（ construction）正确性的证据 ……对‘不’这个字唯一安全的解释是它指向不完整性。 ”（《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第 23卷， 263页）病人的“不”显示了另一个人的阴魂不散的在场（ presence），他剥夺了正在说话的“我”对自己所说的话的珍贵权威。这另一个人从不完整性这一不寻常（ unhomely）的位置上发言，这个位置位于是与不（yes and no）的令人安心的确定性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