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争之世：战国》呈现一个充满起伏跌宕、征伐血气的战国时代，正是战国时代的大争精神，催生了层叠林立的原典，造就了接踵比肩的巨人，生发了深刻壮阔的变法浪潮……所有这一切，都汇成了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直接推动秦帝国实现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跨越。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以古论今，我们仍未走出战国时代！

　　《大争之世：战国》呈现一个充满起伏跌宕、征伐血气的战国时代，正是战国时代的大争精神，催生了层叠林立的原典，造就了接踵比肩的巨人，生发了深刻壮阔的变法浪潮……所有这一切，都汇成了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直接推动秦帝国实现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跨越。
　　战国时代，基本的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何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
　　当下的人文阶层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们的所谓风骨，充其量表现为某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真正的以大争精神、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很难寻觅。
　　战国大争之世下的大争之士：
　　秦孝公嬴渠梁——两千多年的历史烟尘中，被湮没的一座雄奇伟岸的文明“高原”。
　　吴起——吴起生命绽放的绚烂血花，是战国变法的永恒标记之一。
　　墨子——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一口凛凛威慑的利剑。
　　吕不韦——透视整个古典政治文明运行本质的历史镜鉴。
　　荀子——荀子的独立自由品格，对于中国文明史具有恒久的典型意义。
　　韩非——既生不逢时，又生非其所。
　　赵雍（赵武灵王）——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国王，其英雄功业如烨烨雷电，其浪漫挥洒如烁烁流云。
　　赵佗——最后一个充分体现了秦帝国文明襟怀的秦军名将。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秦文明研究院院长。
　　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同时以创建“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理论，成为整体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理论家。历时十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　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
　　全新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

上篇 战国兴亡论
亡韩论：忠直术治而亡 天下异数哉
亡赵论：烈乱族姓亡强国 不亦悲乎
亡燕论：迂阔固守王道的悲剧
亡魏论：缓贤忘士 天亡之国也
亡楚论：故楚亡楚皆分治
亡齐论：战国之世偏安忘战 奇也
下篇 战国人物论
布衣赴难：中国文明史最绚烂光华
秦孝公嬴渠梁：政治天宇的太阳
吴起：为变法死难的第一个布衣巨子
墨子墨家：被历史速冻的烈焰利剑
吕不韦：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最高峰
荀子：战国最具独立品格的思想家
韩非《孤愤》：战国法家的命运预言书
赵雍：战国最为英雄浪漫的国王
赵佗：岭南文明的第一座丰碑

　　春秋战国，是一个由渐进变革进入剧烈变革的大黄金时代。
　　出自《诗经》的许多惊心动魄的诗句，都是那个时代深刻真实的社会精神体验。“烨烨雷电，不宁不令。山陵卒崩，百川沸腾”、“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等，无一不将遥远天宇曾经鼓荡起的壮阔历史风暴辐射出来，弥散出来。两千余年之后，犹自传递给我们一幅令人心神激荡的风云雷电大象图。
　　那个时代之所以如此，因为那个时代诞生了一个叫作“士人”的阶层。
　　士，不是贵族，不是奴隶，不是工匠，不是商旅，也不是农夫。他们不是寻常的国人，而是“国人”土壤中滋生游离出来的一批以研修特定艺业与追求特定价值为人生目标的形形色色的流动者。如果非要找这些人的基本共同点，那么，知识、技能与自由、独立，大约是两个最大的基本面。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
　　无论有没有固定的谋生职业，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独有的思索，都在不同领域孜孜精进地奋争，都在特定方面达到了当时社会的最高认知水准。无论生存状态如何，他们都有着昂扬饱满的生命力，都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着最为顽强的追求。他们是一群以精神本位为生存原则的人，自由独立的人格，笃定不移的信仰，价值理念的尊严，建功立业的荣誉，社会现实的公平正义，对于他们都比生命更为重要。他们分门别类地探究真理，分成了诸多形质各异的学派与专业，相互争辩，相互征服，相互砥砺，从而达到了最高状态的和谐共生。他们代表着专业知识，代表着社会良心，代表着社会理想，代表着共同价值，代表着涵盖面最为广阔的社会正义追求。
　　大体说来，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中产阶级。无论是沦落贵族，无论是小康平民，甚或是先代奴隶的蜕变，他们大体都是不穷不富，读得起书，游得起学，人人学有所长，个个都有争心。他们有能力走进庙堂，但是，他们却没有先天的政治地位，不能借助这种先天地位推行自己的社会主张。他们的前途，必须靠他们自己去奋争开辟。他们的价值追求，必须靠自己的顽强实践去实现。
　　因为不富，他们常常身着布衣，自嘲为“布衣之士”。
　　久而久之，“布衣”便成了这一阶层的社会通常称谓。
　　布衣群体的轴心，是研修为政之学的各派士子。
　　正是这批布衣之士，鼓荡起了社会变革的浪潮。
　　在那个“求变图存”的时代，一大批布衣名士自觉地卷入了历史大潮，既强烈地追求着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又自觉担负起了天下兴亡的重担。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念，融入了当时的国家生存竞争，融入了当时的社会变革洪流，也融入了华夏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个人命运，已经变成了国家命运与族群命运的缩影。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得愈是充分，他们融入国家命运的程度愈高，他们的命运自由度就愈是狭小，甚至最终完全丧失了对自我命运的支配权。
　　纵然如此，他们义无反顾，死不旋踵，一代一代地推进着社会变革。
　　那个时代的布衣政治家风云辈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丽的一道政治文明风景线。这道政治文明风景线，世世代代激励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感动着我们。这些布衣政治家们的命运，大体可以这样概括——
　　他们始则应时而动，以无与伦比的超前理念，以惊世骇俗的才具节操，做了社会变革风暴的历史推手。最终，他们往往又被反变革暗潮的回卷，推上了国家命运的祭坛，成为变革所激起的社会震荡的牺牲品。
　　布衣政治家的鲜血，是战国大变革最为深刻的历史标记。
　　这种悲剧牺牲，往往是一个国家兴亡的历史十字路口。
　　这个十字路口是： 或以布衣政治家的牺牲消弭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巨大裂缝，从而使国家变革获得继续发展的巨大空间，保持国家的持续强盛；或以布衣政治家的牺牲，导致变法势力的全面失败，导致复辟势力全面上台，国家命运日渐黯淡，乃至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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