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_（台湾）柏杨_9787020116270

《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为青少年读者量身打造的，从盘古开天辟地到20世纪初中国5000年历史的入门读物。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在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监狱岁月里埋头整理中国历史而成的一部名著。柏杨先生以时间为经，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写到20世纪初，以事件为纬，内容涵盖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柏杨先生称这是一部中国人共同的家族史。《中国人史纲》因其观点深刻独特，语言有趣可读，自面世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不断再版，是读者学习中国通史的*读物。但是由于原书部头较大，不便于青少年读者携带和阅读，所以我们专门为青少年读者量身打造了这个《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

鉴于青少年版的定位读者是普通的中学生，考虑与其历史知识积累及学校教材对接，青少年版对《中国人史纲》原结构进行调整，采取以朝代为单元的结构方式，将原32章的内容按新的结构整合为18章。在内容方面，在*限度保留《中国人史纲》整体架构，不伤筋动骨、不影响文气、不使基本内容有缺失、不改变作者基本观点及文字风格的前提下，进行了适当删节、改写。增加了部分文物、历史人物、地理图片，以期读者对文字内容有更直观的印象。

序

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代序)

钱理群

刚才看了柏杨先生讲话的录象，我很感动。特别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话：一个人在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能不能坚持说真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经过了这样的考验，才能对他盖棺论定。这句话很有震撼力，里面有一种精神，我以为就是与鲁迅先生相通的硬骨头精神。

我在读柏杨先生著作的时候，也很自然地要联想起鲁迅先生。我拿到这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想到鲁迅曾经有过的一个写作计划。鲁迅在《晨凉漫记》这篇文章里，说到他想选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并且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构想：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鲁迅最后说：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在我看来，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所期待的这样的中国人史。在这里，我感觉到柏杨先生和鲁迅先生在精神追求上的某些相通，至少有两点是相通的。

第一是两个坚持：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这两个批判显示的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立场。这样一个立场，恰好反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在那个年代传到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柏杨先生的著作影响了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培育了一代人。当然，到了九十年代，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启蒙主义是有所反省的，主要是过分夸大了启蒙的作用，以为只要人的思想变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却一再让我们感到启蒙的无力，制度的改造、变革与建设的重要与迫切。这样的觉悟本来是意味着我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化，是件好事。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喜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背后就有一个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于是，就有人着意将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与建设对立起来，宣扬制度万能，这其实与启蒙万能在思维方式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的关系？在我看来，它们分别抓住了中国的两个要害，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是可以而且应该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都各有其价值，又各有其局限，甚至存在着某种陷阱，无限夸大自己的价值，没有边界意识，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缺乏制度变革、建设支撑的思想启蒙的无力，反过来，不注意人的思想变革的制度变革也是无用的，因为制度是要靠人去建设与实行的，就如鲁迅所说，中国是个大染缸，中国人心不变，习性不变，再好的制度引进中国，也是要变质的。而且在具体实践中作怎样的选择，是做思想启蒙工作，还是制度变革、建设工作，也要取决于每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的主客观的条件，比如说，我这样的普通的大学教师，或者柏杨先生这样的学者，大概只能做思想启蒙工作，即使思想上更重视制度建设，我们也只能鼓吹，而鼓吹其实也只是启蒙。当然，在做启蒙工作时，应该有一个自我警戒，就是要看到自己的局限，由此形成一个立场：既坚持启蒙，又质疑启蒙。有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这样的着重启蒙的著作，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它是有价值的，是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建设，中国人心的改造与建设的，同时又是有限的。

但我担心，这样的有限的作用，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也是很难发挥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中国，已非八十年代的中国了。特别是现在的大陆思想文化界充斥着一种否定，甚至诋毁启蒙主义的思潮。有的人已经走到了这样的极端：把启蒙主义与专制主义等同起来，把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鲁迅这样的既坚持启蒙主义、又质疑启蒙主义的思想家更是被判决为专制主义的同谋，以至罪魁祸首。值得注意的是，对启蒙主义的讨伐，除了有着前述制度万能的理念外，还有两个旗号，一是宽容，一是建设。本来，就其原意而言，宽容与建设是两个很好的概念，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须的；但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在某些人的阐释里，这样的宽容与建设是与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立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像鲁迅与柏杨先生那样坚持两个批判：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你就是不宽容，缺乏建设精神，就应该对你不宽容。而且还有一个可怕的罪名在等着你：你是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坦白地说，我一边读柏杨先生的这部《中国人史纲》，一边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重点批判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帝王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一个是某些儒生所代表的专制体制的奴才与帮闲、帮凶。其实这也是鲁迅批判的重点。而帝王和儒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两个群体，是批判不得的。在一片歌颂太平盛世的世纪狂欢里，无论在电视，还是出版物里，这些帝王、儒生都成了香饽饽，成了追逐的明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弄不好，柏杨先生也会被某些人视为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大概因为自己早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因此读这本《中国人史纲》，却能引起很多的共鸣。特别是渗透全书的民族自省精神这也是我感觉到的柏杨先生与鲁迅精神相通的第二个方面，它引起了我的许多联想。

当下最流行的一句话：以史为鉴。这当然是一个对待历史的重要原则，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是一部以史为鉴的著作。但在有些人的阐释里，以史为鉴是专对外国人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要不要也以史为鉴？批判别人篡改历史，这当然很对，很有必要，但我们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又怎么样？好像没有人谈，这里所缺少的正是一种民族自我反省的精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歌颂我们的胜利，控诉侵略者的罪恶成了主旋律。作为普通老百姓沉湎于民族自豪感的情绪发泄，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与这样的气氛保持一点距离，应该有点理性的思考，有一点冷静的反思、反省：这本应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记得在五卅运动中鲁迅就提醒年轻的学生：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如果听任民众非理性的公愤泛滥，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与子孙（《杂忆》）。但我们老是没有记性，总是忘记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口喊以史为鉴，实际不以史为鉴。在庆祝胜利的狂欢里，有的知识分子比民众还要狂，欢得厉害，根本忘记了引导民族反省的职责。记得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说校庆应该是学校自我反省的日子，结果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在全民庆祝胜利的时候，重提民族自省，大概就更不合时宜了。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民族情绪的问题。鲁迅在五卅运动中就讨论过所谓民气。他说，一味鼓动民气而不注重增强民力，国家终亦渐弱，增长国民的实力，这才是真正的维护民族利益之道（《忽然想到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气，但必须在其中注入理性精神；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豪感，但更要有自省精神，其实，敢于、善于自我反省，正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知识分子应体现并努力促进民族的成熟，而不是相反。

我看柏杨先生的著作，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甲午战争的反省。这是中日之间第一次遭遇，我们失败了。八年抗战，我们是完全胜利了。据说这是用血肉之躯换来的胜利，胜得相当悲壮，所以曾有过惨胜之说。因此在欢庆胜利以后，还得想一想，这不得不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老是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说句不吉利的扫兴的话，如果不认真总结、吸取教训，恐怕有一天我们还得用血肉之躯来抵御侵略，那就太可怕了。柏杨先生把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条，一个是科举制度，一个是贪污腐败。但是我很奇怪，科举制度现在也成香饽饽了。好些文章大讲科举制度如何如何好，据说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从中国学来的，而且据说正是废除了科举制度，才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我们现在要回到科举制度那里去，云云。我不反对对科举制度作学理的研究，对其作出更科学、全面的评价，但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总要回避在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体制的密切联系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还有新的科举制度，在我看来，我们的评职称、评什么什么点，就是科举制度请君入那一套，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大家都是清楚的。科举制度成了宝贝，这大概是柏杨先生绝对想不到的。还有腐败，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大家都在谈中国腐败问题，但是很少人探讨背后的原因。柏杨先生要追根问底，也是不合时宜。

今天早上我读到胡风先生的一段话，讲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潮，胡风作了这样的概括：只准许歌颂胜利，只准许歌颂中国文化又古又好，中国人又自由又幸福。只准许对敌人的弱点和没有出路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像鲁迅一样跳出来说要讲启蒙主义，要反省我们自己，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胡风因此设想了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活到了抗战时期，他会怎么样？这个鲁迅活在现在他会有怎样的命运？这是一个在鲁迅逝世以后，一直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不断地提出，在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７年都提出过，前两年又引起热烈讨论。而１９４１年胡风的回答却是相当严峻：如果真的他还活着，恐怕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如果现在他活着》）。坦白地说，我读了胡风的这篇文章，是非常震撼的。我实在弄不明白，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思潮为什么还和六十四年前的抗战时期的１９４１年一模一样，连用词都差不多，还是只准歌颂，只准说敌人坏话，不能反省自己？而且还真有人把鲁迅当作汉奸看待，前不久我就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义正词严的讨伐汉奸鲁迅的文章，我特别感到痛心的是，据说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年轻人。那么，是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在引导着我们的年轻一代，这将导致什么后果呢？我由此想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带有鲜明的反省民族文化倾向的著作，他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会不会也被某些人，包括某些年轻人，当作汉奸看待呢？想到这里，我真有些不寒而栗。

但好在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而且一种思潮垄断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柏杨先生的著作这次再度引入大陆，虽然已不可能像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样引起轰动，但也总能寻得知音，产生影响。因此，我一面担心柏杨先生的著作和当下中国大陆思想文化主流的东西相违背，是不和谐的声音，但同时又想，这可能正是柏杨先生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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