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习茶之道
行知茶文化丛书序
郭孟良
好友马君哲峰,擅于言更敏于行,中原茶界活动家也。近年来创办行知茶文化讲习所,致力于中华茶文化的教育传播。他一方面坚持海内访茶、习茶之旅,积累实践经验,提升专业素养,并以生花妙笔形诸文字,发表于纸媒或网络,与师友交流互鉴;另一方面在不断精化所内培训的同时,走进机关、学校、社区、企业,面向公众举办一系列茶文化专题讲座,甚得好评。今整理其云南访茶二十二记,编为《普洱寻茶记》,作为行知茶文化丛书的首卷,将付剞劂,用广其传,邀余为序。屡辞不获,乃不揣浅陋,以知行合一,习茶之道为题,略陈管见,附于卷端,以为共勉。
知行合一,乃我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所讨论的原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尚书·说命》即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宋代道学家于知行观多所探索,朱子集其大成,提出了知行相须、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等观点。至明代中叶,阳明心学炽盛,以良知为德性本体、致良知为修养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经世致用为为学旨归,从而成就知行合一学说。以个人浅见,知行合一可以作为茶人习茶之道,亦可以作为行知茶文化丛书的理论支撑,想必也是哲峰创办行知茶文化讲习所的初衷。
知行本体,习茶之基。知行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般来说,知是一个主观性、人的内在心理的范畴,行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人的外在行为的范畴;而就本体意义上说,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不可割裂为二、也不能分别先后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茶文化的突出特征是跨学科、开放型,具有综合效应、交叉效应和横向效应,既以农学中惟一一个以单种作物命名的二级学科茶学为基础,更涉及文化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哲学等相关学科,堪称多学科协同的知识枢纽,故而对茶人的知识结构要求甚高。同时,茶文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表现为技术化、仪式化、艺术化,需要学而时习、日用常行、著实践履。因此,茶文化的修习必须坚持知行本体,以求知为力行,于力行中致知,其深层意蕴远非简单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可涵盖。
知行工夫,习茶之道。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既是一个本体概念,更是一个工夫不可分作两事。这与齐格蒙特 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作为主观的致知与客观的力行融合并存于人的每一个心理、生理活动之中,方可知行并进;另一方面,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亦知亦行、且行且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茶文化的修习亦当作如是观,博学之,也是力行不怠之功,笃行之,只是学之不已之意;阅读茶典、精研茶技是知行工夫,寻茶访学、切磋茶艺何尝不是知行工夫;只有工夫到家,方可深入堂奥。从现代意义上说,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人文化成,习茶之旨。阳明晚年把良知和致良知纳入知行范畴,充拓至极实行,提升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高度。茶虽至细之物,却寓莫大之用,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文明互鉴和国际交流的元素与媒介。在民族伟大复兴、信息文明发轫、文化消费升级的背景下,茶文化的修习与传播,当以良知笃行为本,聚焦时代课题、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以茶惠民,清心正道,以文化成,和合天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挥其应有之义。
基于上述认识,丛书以行知命名,并非强调行在知前,而是在知行合一的前提下倡导力行实践的精神。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丛书,我们希望哲峰君的寻茶、讲茶之作接二连三,同时更欢迎学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真知之作,期待业界实践、实操、实用、实战的笃行之作,至于与时俱进、守正开新的精品杰构、高峰之作,当寄望于天下茶人即知即行,共襄盛举,选精集粹,众志成城,共同为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略尽绵薄之力,以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行走秘境,穿越千年的游学
《普洱》杂志名誉总编辑、创刊人 王洪波
初识马哲峰先生,是由于他行走于云南茶山的那些文字,印象中他像一个茶山的游侠,不时在茶山游走,行走已然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其中,一些耳熟能详的名称勾起了我大脑深处的记忆。
我接触到易武、攸乐(现基诺)、南糯山、布朗山这些奇异的地名的时候是在20
世纪60 年代,当时我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军人,心怀着无边无际的浪漫主义和对古巴游击队领袖切·格瓦拉这个有些反叛而坚毅形象的膜拜,神往着热带丛林里游击队员的生活,从军校报名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县这个中国最南边的国境线上,军营就驻扎在离南腊河不远的一片热带雨林里。南腊河被当地传说称为天上来的茶水的河流,而其中腊字在当地民族语中是茶的意思。不过,这个地名的含义,我也是很久以后才弄懂的。而南腊河上游的那些支流、山涧和溪水正是从易武、倚邦、革登附近那些被称为古六大茶山的雨林深处汇集而来的,似乎,几十年后与茶结缘,就是因为当年喝了这河里的山泉水沾染了灵气。更有意思的是,南腊河从勐腊流向西南50 多公里之后便到了一个叫绿三角的地方,并从这里流出国境,汇入那条上游被称为澜沧江、中下游被称为湄公河的东方大河,而南腊河汇入大江的绿三角正是一条大河两个名称的分界线。这条名为澜沧江的大河的沿岸分布着一百多座古茶山,它也成为了中国云南普洱茶产区的地理标志。此后的几十年间,我曾有机会数次在绿三角停留并久久眺望,深深感受到热带河流深沉的母性,她是那样的博大、包容和温情。
由于普洱茶产生于如此遥远的边地,再加上清朝末年以来的战乱、贫困、文化的百年断代,它几乎销声匿迹。但在21 世纪初,普洱茶蓦然回归,让内陆尤其是中原地区浸润在绿茶生活里的人们感到有些错愕和新奇。普洱茶产地聚居的众多种茶制茶的民族,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奇异的风土人情,甚至连气候带的不同、海拔的高低也造就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神秘。18 世纪曾有一位法国探险家说, 喜马拉雅山那些向南延伸的支脉,就像一座巴摩尔塔,无数的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形态的人会从不知名的缝隙里突然蹦出来,就像远古的精灵。
马哲峰先生和所有的人一样,刚接触普洱茶就迎面碰上了它那套让人困惑而迷乱的话语体系。在这些晦涩、繁杂、混沌的符号面前,有些人知难而退,而马哲峰先生则决定带着好奇心一探究竟。
马哲峰,河南人,早年在大学里任教,因爱上茶和茶的文化,退出教职自办茶文化工作室,潜心做一个茶人。一个偶然的机会碰上了普洱茶,也许是有感于它的神奇、深邃与广博,那热带雨林里那些隐秘的生态奇观,那被大山包裹的山寨里唱着遥远古歌的各族山民,那不期而遇的一片又一片自然生长了百年、千年的古茶林……对于生长在中原大城市的马哲峰来说,都是无法摆脱的诱惑。自2011 年他首次进入云南茶区,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年一至两次,为一片普通的树叶开始了探索和游学。哲峰连续走了七年,几乎走遍了澜沧江中下游的那些普洱茶的名山古寨,并且写下了几十篇类似游学笔记的文字。他信手写来,谈见闻,谈历史,谈经济,谈风土,谈人物;不雕琢,不刻意,像茶桌对面的朋友,几杯淡茶下肚,海阔天空,构成了一种朴实而恬淡的语境。过后回味起来,他文章中的种种关注之点,却内蕴着一种人文的宽厚与旷达。原以为哲峰有文青经历或是接受过文学写作方面的训练,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并非如此。也许这答案就隐藏在他的5000 多册个人藏书中。
在哲峰寻访茶山的许多笔记里,几乎都要提到去茶山的那些崎岖曲折的山路,寻路的艰辛,遇险的惊恐,行走的疲惫,到达的欣慰……这仿佛是一次次时空的穿越,一遍遍引导他进入丛林中那些陌生而幽暗的小径,目光所及的不同生存环境及其巨大反差,让他的心灵不时受到强烈的撞击。渐渐地,他发现这些多次把他带到山野、林间、村寨、火塘边的形形色色的路,让他看到了最本真的自然、最悠远的历史、最多样的人文形态,让他走进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现实生活长卷,同时也更贴近了生命的美与善。
哲峰的行走和游学,走的是一条心灵回归、精神朝圣之路。从黄河文明的源头走向类似史前的蛮荒,从后工业化的水土污染、雾霾重重走到热带原始森林的天朗气清,进入大自然的本底,他仿佛看到了千年前黄河流域原初的景象,看到了人类的功利与渺小、大自然的造化和伟力,看到了生物的多样性和人类生存必须遵循的比例感。从千家寨、香竹箐,到邦崴、景迈山、易武,他看到了茶树的起源、栽培和发展,看到了最原始的手工制茶的完整链条,看到了茶林和原始森林自然地相融,他感叹村寨在茶林里、茶林在村寨中那样一种茶与人、人与茶共生共融、相生相伴的美好与和谐。他明白了:人不能妄自尊大,人只是自然众生中的一环。
十分赞同一种说法:旅行是一种行走的阅读,一个真正的旅行者往往能成为一个人类学家。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哲峰行走于云南茶山访茶,经历着不同的民族地区。就在几十年前,这些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还处在十分久远的阶段,与内地相差着好几个世纪。例如:部分深山里的佤族、哈尼族、布朗族等,有的甚至还在奴隶社会末期或封建社会早期,处于被称为人类童年的时期。30 年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私有经济等观念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和必须适应的现实。社会转型的痛苦、焦虑,获得的欣喜和生活巨变后的超常的复杂心态,千年难遇。哲峰的文章中对此多有描写,无形中成为一种十分宝贵的时代见证,其中有些段落可以看作精彩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笔记或索引。如果,哲峰的文字能有更多现代风土人情、宗教文化方面的感受融入其间,这些笔记将会更加丰满有趣。不过,哲峰还年轻!
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很大一部分是由他的人文素养决定的,而人文素养的深度与厚度,又取决于他的阅读与阅历。台湾的艺术评论家蒋勋说:我有一梦,总觉得自己是一种树,根在土里,种子却随风云去了四方。有一部分眷恋大地的,在土里生了根;有一部分喜欢流浪,就随风去走天涯。哲峰七年的茶山行走与游学,已经超出了行为本身,它将成为哲峰生命里的一个印记。他在不断地行走中发现了茶对人类生命的美、对生活的温润、对时光的善意。对于现代人来说,行走与游学是一生的事情。我想,哲峰也一定会继续走下去,因为前面总有无尽的美在幽暗的生命之河中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