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报告三个部分组成，总报告深入分析了雄安新区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分报告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改革创新等多个角度客观、详细介绍了2016年北京、天津和河北的金融发展情况；专题报告选择当前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强区域金融协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序　加快雄安新区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王爱俭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三大国家战略，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动力、新支点，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一　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
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首先，雄安新区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的重要基地，将吸纳和集聚大量创新要素资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强劲，将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创新驱动之地；其次，雄安新区将是世界建设生态智慧城市的标杆和典范，将极大提升京津冀城市圈的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最后，雄安新区将是世界大都市区、城市群、城市连绵带治理结构创新的典范和标杆，将为世界大都市区的治理提供示范和学习的榜样。
发挥首都城市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效应。从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产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非首都功能得到疏解，促进教育、医疗资源合理分布和合作共建，一些“断头路”“瓶颈路”被打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建立并在完善中。但京津冀的城市之间发展实力相差悬殊，尤其是京津冀中部城市发展实力明显偏弱，缺乏带动发展的增长极，这必然影响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速度，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也受到制约。必须寻找新的既具有首都城市经济发展优势，又能够促进整个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城市新区域，雄安新区就是这一战略意图的体现。因此，地处京津冀中部的雄县、容城及安新三县共建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必将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雄安新区建设有利于探索人口、经济聚集区发展新模式。长期以来，因为大量优质公共资源的聚集，北京人口增长快、经济开发程度高，由此导致了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这些问题仅靠北京自身难以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是长期形成的，因此难以在短期内消除。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吸纳北京等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充分根据自身的功能定位合理规划、有序发展，探索出一条智慧便捷、生态和谐、环境优美的现代人口、经济聚集区发展之路，也能为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　基础条件和机遇优势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快捷。雄安新区地处华北平原，位于京津冀中部，地势平坦，距离北京、天津都在100公里左右，三地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距石家庄150公里，距保定30公里，与这些城市来往方便。加之处于京九铁路、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等交通干线上，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可形成30～40分钟的交通圈。同时，距离正在建设的北京新机场约55公里，更提升了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
资源条件好，承载能力强。白洋淀、萍河、漕河、南拒马河等多条河流在区域内汇流，水资源比较丰富。众所周知，北方是缺水的区域，京津冀更是严重缺水，因此水资源是这一区域最珍贵的自然资源。雄安新区内白洋淀湖泊星罗棋布，不仅可缓解新区发展水资源缺乏之困，而且可使这一区域成为“华北江南”，大大提升了景观的品质，提高了旅游资源的承载力。雄安新区还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油气资源、天然气资源等，可为未来新区发展提供能源。
经济总量小，迫切需要形成经济增长极。雄安新区三县经济总量小的现实形成了京津冀地区“中部塌陷”的格局。以2016年数据为例，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明显以京津唐为核心向周边逐步降低；同时，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在西南部形成另一个辐射力较弱的经济中心。雄县、安新与容城的地区生产总值不仅在京津冀范围内属于最低级别，而且明显低于周边相邻的所有区县。在京津冀175个县市区中，雄县、安新和容城的经济生产总值分别排在第119、149和154名，三县的产值之和不到排在首位的滨海新区的2.5%。这决定了雄安新区具有巨大空间成为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以带动保定周边低产值区县的发展；同时，还可以联结京津唐与石家庄两个区域中心，形成辐射京津冀全域的经济增长带。
人口规模小，具有较大的承载空间。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有三个人口集聚区和两个人口低洼区，三个人口集聚区即以京津唐为中心的中北部人口聚集区、以石家庄市区和邯郸市区为中心的南部人口集聚区；两个人口低洼中心即以张家口及承德两市为中心的北部人口低洼区和以雄安新区为中心的人口低洼区。张家口和承德两市是京津冀的生态涵养区，人口规模小与区域发展功能相一致。但处于京津冀中部核心功能区的雄安新区，应当成为人口集聚中心。2016年，雄县、安新与容城的人口规模分别处于京津冀县市区的第94、115和157位。鉴于此，雄安新区的建设有利于缓解北京地区的人口压力。
人口经济效率低，经济发展潜力大。综合各区县的经济与人口情况，以人均生产总值作为效率指标，可以发现雄安新区的人口经济效率很低。2016年，天津老城区周边的各区县、北京市中心部分区县、唐山的迁西与迁安以及沧州市辖区具有最高的社会生产率，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地区逐步下降；石家庄与邯郸地区虽然距京津唐较远，但人均产值整体排在中等层级；除承德与张家口部分地区最低外，还形成了一条保定—衡水—邢台东—邯郸东的“低人口经济效率走廊”。处于这条走廊北端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的人均生产总值在京津冀各区县中均排位极为靠后，分别排在第123、134和166位，不足排在首位的滨海新区的1/10。在提高本地社会生产率的同时，雄安新区可以将发展红利向走廊西侧和南侧两段扩展，实现河北中南部地区生产率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三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阻力与困境
高端要素与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逆向行为”。2014～2016年，河北省引进京津资金11041亿元，天津引进京冀资金5226.74亿元。研究发现，河北和天津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同时，还承接了以河北为主的一些高端要素、高端人才，以及高端产业的逆向流动。例如，保定的长城汽车、英利太阳能都已在天津投资。
形成中心与外围的状态，并存在“路径锁定”现象。经过多年发展，从区域角度来看，京津冀区域形成了“中心—外围”状态，中心理所当然是北京，天津和河北属于外围，目前是相对锁定；北京集聚的高端优势资源和要素短时间内很难向河北流动，而河北全方位的“断崖式”差距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补齐“短板”。
政府供给形式的单一与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存在“结构性错配”。目前，政府主要通过政策供给以及财政支出来刺激协同发展，这与市场主体的多样性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简政放权是否足够、下属部门承接放权是否很好履职落地、市场壁垒是否降到引致民营资本涌入等，都需要进一步改善。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同为弱势。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处于低水平徘徊中，京津冀的国有企业也处于调整期。一般意义而言，由民营资本带动的中小型企业更具有活力。但是从资本负债率和盈利率两个方面来看，京津冀地区民营资本盈利率不高，负债率反而高，市场活力整体较弱。
所以，如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些新情况的背后涉及三个最核心的问题：一是利益分配，应该强调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社会民众三个层面不同方式的利益分配；二是协作共赢，从产业到生态、交通、社会资源等，如何建立合理、公平、科学、可持续的多方参与的协调合作机制；三是发展动力，核心是建设北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以及雄安新区的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形成京津冀创新共同体。
四　强化顶层设计，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雄安新区的设立，恰逢我国处于改革攻坚期、增速换档期、转型阵痛期，承载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体现了高潜力、高起点、高定位。对此，应通过顶层设计、市场机制、协同发展，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第一，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区，是“京三角”的关键新角，一定要建强、建好，要体现新城新区发展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模式，要与北京的城市规划、京津冀发展规划一致，而北京作为“一核”，是“京三角”的核心老角，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关键在“舍”。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上持续用力，在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上加大力度，充分发挥北京“一核”的辐射带动作用，共同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积极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
第二，雄安新区能否作为“京三角”的新角，关键是发展高科技产业，与北京的高科技要协同发展、互为关联。北京主城区也要发展高精尖的科技产业，两者应有所分工和侧重。解决科技创新链上的瓶颈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一个链而不是一个点。关键创新一般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和商品化等环节，需要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其中，应用研究、中试和商品化是技术转化非常重要的环节。北京是创新中心，但创新成果对周边的辐射不足，大量成果并没有投入到天津和河北，原因之一就是在京津冀地区存在严重的创新链梗阻现象。雄安新区应在创新链上下功夫，改革科研机构体制，建立一批新型应用技术研发机构；改革科技项目管理体制，建立市场导向的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创新辐射中心，建设专业创新服务平台。
第三，雄安新区要成为“京三角”，就必须打造独具特色的新产业体系，把承接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作为首要任务，建设有特色的产业体系，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同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雄安新区应坚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整体打造、分步实施建设模式。一是应当成熟一个区域再建设一个区域，不能贪大求全；二是制定产业入驻负面清单，防止落后企业进驻；三是采取卫星城镇规划方式，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小镇；四是坚持城依托水，制定城镇开发利用边界；五是依托入驻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国际交流中心，创建自己的品牌论坛。
第四，打造好创新人才的集聚条件。创新要素主要由人才、资金、技术和资源构成，最重要的是高层次人才，它是产业创新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美国的硅谷经验和印度的班加罗尔经验都表明，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效应是很强的；越高层次的人才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越强，空气要好、生活品质要高、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要一流等，这都是高层次人才所追求和要求的。雄安新区如何在零基础上把集聚高层次人才所需要的条件打造好，面临重要的挑战。
第五，拓宽创新资金的融资渠道。融资难是创业型新兴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对雄安新区来说，应大力发展创新创业投资，鼓励产学研三方的联合资金投入，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等的发展；鼓励各类资金投向创新产业，政策性风投应该向早期研发投入，成立专业的创新基金；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建立风险收益共担机制。同时，建立完善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加速成果孵化转化，建设产城融合的创新型引领区等，形成合力促进创新产业的发展。
第六，加大服务业开放步伐。雄安新区应积极探索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形成与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雄安新区可以申请服务业的开放试点，先行先试，加大对服务业外资的开放。服务业开放的压力测试可以在雄安新区率先进行，这是由雄安新区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雄安新区可以通过压力测试为我国探索服务业开放的次序及其影响，进行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实现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贡献。

王爱俭，女，1954年11月生，汉族，山东烟台人，博士，天津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天津市委副主委，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金融学研究生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21世纪高等学校金融学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天津保险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主要从事汇率体制改革、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调控与国际金融创新研究。
王璟怡（1985~），女，经济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金融创新等。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项，在《经济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京津冀金融蓝皮书摘要

Ⅰ　总报告
1　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与新动力【王璟怡　仪　轲　姚舜达】／001
　　一　设立雄安新区的战略背景和重大意义／002
　　二　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一体两翼／011
　　三　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动力：雄安新区与滨海新区双轮驱动／024
　　四　发展机遇与挑战／031
　　五　未来之路／035

Ⅱ　北京金融发展篇
2　2016年北京金融机构发展【董　亮】／040
3　2016年北京金融市场运行【杜　强　董　亮】／051
4　2016年北京金融改革创新【王学龙　董　亮】／069

Ⅲ　天津金融发展篇
5　2016年天津金融机构发展【马亚明　唐雪晴】／081
6　2016天津金融市场运行【唐雪晴　杨　帆】／095
7　2016年天津金融改革创新【唐雪晴】／110

Ⅳ　河北金融发展篇
8　2016年河北金融机构发展【宋　欢】／118
9　2016年河北金融市场运行【宋　欢　曲子畅】／135
10　2016年河北金融改革创新【宋　欢】／142

Ⅴ　专题报告篇
11　关于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思考【杨　荻　刘　孝　陈百惠】／159
12　京津冀金融人才吸引政策研究【袁　佳　董　亮　兰　芳】／176
13　雄安新区发展建设中投融体制改革创新的几点建议【杨兆廷　胡继成　李俊强】／200
14　京津冀金融协同问题分析
　　——基于对天津市18家商业银行的调查【周胜强　李西江　刘伯酉】／212

Ⅵ　会议综述篇
15　“2015京津冀金融发展报告”发布暨“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研讨会观点综述
　　【杨　帆　杜　强】／224
16　强化金融支持，打造雄安新区核心竞争力
　　——2017首届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研究中心高端论坛观点综述
　　　　【杨兆廷　韩景旺　杨　蕾　刘　宾】／234
17　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会会议综述【周胜强　刘伯酉　高　磊】／239

18　参考文献／250

Abstract／256
Contents／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