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_严靖著_9787520316125

　　没想到，《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的首本“著作”就这样出世了。
　　2012年博士毕业后，《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到武汉大学任教。那时候新聘教师是“师资博士后”的身份，即在一般的教学科研之外，还得从事博士后工作。两年后经过出站考核，方转为“固定编制”教师。这本小书就是以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修改的，所以算是三四年前的东西了。
　　《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的博士后研究其实是在博士论文做完之后，“意犹未尽”的产物。所论问题固然不同，但其历史背景和思考视域则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博士论文的姊妹篇。然而，由于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却尚未结项成书，所以，现在竟然把这后写者先出版——姐姐未出阁，妹妹倒抢先嫁了。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拙作的平庸粗浅是显见的，疏漏之处也有待日后增补改进。可以自《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安慰的是，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再到博后报告，《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的四十年代情结总算有个了结了。虽然《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对文本细读，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兴味亦浓，但自从遇上“四十年代”，便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抗日”“战争”“迁徙”“西部”“转折”“知识分子精神”“建国”“新社会”等问题就萦绕于怀，挥之不去，“寤寐思服”。历史学出身的《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深感当代中国的诸多问题，皆可以追溯回四十年代（延续到六七十年代）。这也算一种“感时忧国”罢。
　　而《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所说的“了结”还有一层意思。从博士期间开始，当《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选择相关议题的时候，就隐隐感到一丝不安：《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所书写、所追忆、所缅怀或者反思的对象，仅仅是所谓“知识分子”，甚至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关注的仅仅是他们的思想、生活，他们对社会的批评、对国家的想象和设计。而这一群体之外的更广大部分的存在，在《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看来，其被关注和书写的意义更为巨大。比如，《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祖父辈和父辈，大都是20世纪头10年至四十年代生人，亲身经历了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变迁与转折，他们更有资格讲述历史的丰富和时代的诡谲及个人命运在其中的沉浮。他们当然也有资格讲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红太阳升起以后的岁月。在此之前，《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只是将之视作“故事”来聆听，而忽视了其史传的价值。事实上，这一部分的沉默的“他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而1949年，距今也快七十年了，历史记忆刻不容缓。希望以后可以将部分精力投入到口述史、回忆录的整理和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十来年前，读到周德伟先生“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一联，颇为震撼和感慨。写作此书时，也时时想起这句话，为彼时的前辈先贤，也为从四十年代迄今的中国知识分子。杨奎松先生称之为“忍不住的关怀”，极为恰切。所以，《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中国想象》作者在书中对一些人事虽略有苛评，但整体上仍是极为钦佩敬服这些先生们的，常有“前不见古人”之感。这也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的收获和感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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