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回族现代文学相关文献篇目的首次汇集与整理，全书共分为三辑：一为《回族现代文学著译题录》，收录1917-1949年回族作者在回族报刊及其他报刊发表的和单行出版的创作、译作，以及有关中外文学的论说；二为《回族现代文学评介研究题录》，收录1917-2017年5月对回族现代文学的综合述评、作家作品评介，以及有关回族文化和文化运动的评介研究资料；三为附辑，收录1917-1949年其他族别作者表现回族生活的文学作品及1917-2016年对此类著译的评介。

前言　关于回族现代文学的定位和文献问题

回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回族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族现代文学研究在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轻忽的问题。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摆在研究界面前的要务在于，继续踏踏实实地耕耘——发掘整理更广泛丰厚的文献史料，提供更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独立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回族现代文学史，并以充实和完善中国（中华）文学史中的回族现代文学篇章。为推进这一宏愿的实现，我就回族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略陈一己之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有关“回族文学”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议，至今仍有歧见。因此，在陈述己见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我所理解的“回族文学”。
36年前，我发表《回族文学刍议——对于回族文学范围的看法》，阐明我对于“回族文学”范围的具体看法。我的结论如下：
回族作者创作的反映回族历史、生活和思想感情、愿望理想的各种形式的作品,是回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族人民口头创作的和流传在回族人民中的歌谣、叙事诗、故事、传说等各种形式的作品,是回族文学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回族作者创作的描写其他民族生活的各种形式的作品,也是回族文学的组成部分。
这个范围的表述,具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
从质上说,它回答了什么是回族文学的问题。所谓回族文学,必须是回族人的作品。列宁说过:“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是要从定义中特别引申出应该规定的那个现象的极重要的特点,那毕竟是不够的。……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的联系。”（《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09页）对上述关于回族文学的定义也应当作如是观。因此,对这个定义,还需做如下补充：只要是回族人的作品,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是民间流传的,还是文人创作的；无论是反映回族生活的,还是描写其他民族生活的,是写历史题材的,还是写现实题材的；也无论是用回族人民熟悉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写的,还是用其他手法和形式写的,都是回族文学。除此之外的作品,都不是回族文学。回族文学既然是一个关于文学民族属性的基本概念,因此,在确定回族文学的范围时,不宜强调浓厚的民族特色。同样属于回族文学的作家、作品,思想上有深有浅,艺术上有高有低,影响上有大有小。并不是属于回族文学的所有作家、作品,都具备鲜明浓厚的民族特色,都能受到回族人民的喜爱和称誉,更不一定都有资格进入回族文学史。只有那些特色鲜明、成就较高的作品,才会博得群众的赞赏,只有佼佼者有幸在回族文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从量上说,上述范围回答了回族文学中各组成部分之间主与次的问题。这里所谓主与次,决不意味高与低、文与野,也不是指个别的情况,而是从整体上说的。就具体作品而言,不能说凡写回族生活的作品无论其质量如何均应为主,凡写其他民族生活的作品均应为次。对具体作家作品评价的高与低,叙述的繁与简,完全应该根据该作家、该作品在文学上的实际成就来决定。但从总体上说,比如编写一部回族文学史,总应该以更多的篇幅、更大的比重,叙述较多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家和写回族生活的作品。当然,由于回族文学本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是凝固的、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而处在不断演变发展之中。这就需要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出发有区别地对待。在古代回族文学书面创作中,一定要分出主与次,恐怕就很困难。应该说,回族文学中的主次关系,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才逐渐明确起来的。
今天我仍坚持以上看法。这里，只需要强调一点：观照近代以降回族文学的历史状貌，梳理其演变脉络，探析其特色价值，一定要充分尊重各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和文化文学语境，充分尊重百年来回族文学发生发展、成长壮大的实际历程，不能简单地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尺子”衡量包括现代以及“建国十七年”和“文革”在内60年期间的回族文学。
一　定位：回族现代文学历史地位及价值的审视
回族现代文学是回族古代、近代文学转折更新的界标和回族当代文学的滥觞。遗憾的是，经过30余年的研究，现代从来只有同当代或近代联姻合书的缘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看到一部独立成书的回族现代文学史，难怪有论者四年前就发出这样的慨叹：“由于‘现代回族文学史’至今的空白，使得对这一时期的考察显得艰难而‘断语’频出。”
我曾在《现代回族文学版图有待重构》一文中，对“现代‘寄寓’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或作为古代（近代）文学的收束，或作为当代文学的楔子。在巍峨的古代文学殿堂和多彩的当代文学大厦之间，‘茅屋’般的现代文学显得格外低矮”这一现状表示强烈质疑，提出：从“史”的角度看，回族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更能写成“史”，在运用汉语文写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回族现代文学展开“史”的叙写当仁不让。拙文对回族现代文学的内涵和风貌，做了如下简要展示：第一，从事文学创作的作者群体人多面广，作品题材和体裁丰富。第二，用汉语出版的报刊之多，在各少数民族中独占鳌头。第三，“回教文化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在现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第四，大力兴办现代回民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普及和促进了回族青年学子的文学创作。第五，众多回族学子到海外留学，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经典和阿拉伯文学作品的译介。第六，回汉之间广泛而密切的文学交流互动，在各少数民族中尤为突出。
严格说，上述粗线条的勾勒只是不甚全面的现象描述。需要从现象中梳理出更重要的问题：回族现代文学在整个回族文学发展链条上所处位置，即回族现代文学在整个回族文学历史进程中有何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之所以这样说，缘于已有回族文学史著述中的叙述表明，“现代”叙述趋于弱化、淡化甚至被边缘化，“现代”是否有独立存在的位置和价值，研究者或心存疑虑，或已经用笔投了票。
考究史实，在回族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链条上，“现代”三十年是光彩四溢的一环，可谓空谷足音，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首先，标举“回教文艺”并明确其范围，“回教文艺”自此始得确立并为汉族文学主导的中国文坛认可，这是“现代”在回族文学史上具有的开创性贡献和历史价值，功臣首推马宗融先生。
1939年1月马宗融先生发表《理解回教人的必要》，率先提出文艺作品表现回族人生活的问题，他希望“非回教的文艺同志们”“以两种观点去理解回教人：从社会学的观点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信仰，生活，习惯，感情等等，至少要弄清楚他们一样是中国人。从文艺的观点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把握他们的生活，由之表现或诱导其教中人自己表现他们的生活”。1940年4月，他在《对〈国家至上〉演出后的希望》一文中强调当时文艺作品中“向不为人注意，或不敢注意”的“回教题材”这“一大块艺术的新园地”。在马宗融的推动下，《抗战文艺》1940年第6卷第1期专门推出了“回民生活文艺特辑”。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标举“回民生活文艺”的概念，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
紧接着，1941年6月，马宗融应《文艺月刊》编者命题之约，撰写《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一文，正式提出和使用“回教文艺”这一概念，并对四年间的“回教文艺”做了阶段性的描述总结。“回教文艺”中的“文艺”实际就是“文学”，“回教文艺”即“回族文学”，因为它的主体和重心是文学，只是由于还涉及戏剧演出和歌曲演唱等少量艺术活动，所以冠之以“文艺”。在国内主流文艺刊物上标举和推进“回民生活文艺”“回教文艺”，可谓空谷足音，这不仅显示了马宗融先生独具的眼光和超群的胆识，也表明回族文学自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主流文坛已将这一文艺现象置于中国文学的范畴之中并予以认可和支持。
马先生在上文开篇明确宣示：他谈的“回教文艺”指“回教信仰者所创作的文艺”或“回教人所写的文艺作品”，即回族作者所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各种形式的散文，对外国伊斯兰教人作品的翻译，以及回族期刊中的文艺写作和翻译。这是历史上对“回族文学”范围首次明晰确切的表述。但他在回顾中国历史上一些回族作者诗文的简况后又断言：“是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有回教信仰者的文艺，而没有回教文艺，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如何理解“回教信仰者的文艺”和“回教文艺”这两个看似抵牾的概念呢？归纳《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一文的要义，就创作来说，马先生心目中的“回教文艺”有两种类型：一为“回教人所写的文艺作品”，即回族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二为“回教人反映回教生活”，“用回教题材创作”，“具有回教感情”，“运用着回教独用的语言”的作品，最上乘的则是“能惬心责当地反映回教生活或表现出回教诗人的特殊风格”，显示出一定“回教特色”的作品。
显然，“回教信仰者的文艺”和“回教文艺”并不矛盾，都是指回族作者的作品，但前者内涵大于后者。所有族别为人所知和暂不为人所知的回族作者所写的各种题材内容的文艺作品，都属于“回教信仰者的文艺”；其中，那些描写回族生活题材，表现某种回族思想感情，具有某些回族特色的，是为“回教文艺”。
《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是对1937年7月至1941年6月中国“回教文艺”状貌的简要回顾综述，不是逻辑谨严的理论文章，概念表述难免有不严密之处。我以为，可以这样理解马先生文中使用的两个概念：“回教文艺”包含在“回教信仰者的文艺”之中。前者指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是回族作者民族意识非自觉或模糊隐蔽的写作，或可称作广义的“回教文艺”；后者指回族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是回族作者民族意识自觉的或有意表露的写作，或可称作狭义的“回教文艺”。马先生肯定广义的“回教文艺”，而他抱以更高要求的和他所期待的则是狭义的“回教文艺”。
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回教文艺”，即回族文学，为我们观照自古及今的回族文学，提供了一个参照。广义的“回族文学”即回族人士的文学书写，在回族形成以后就在事实上存在，源远流长，不绝如缕；狭义的“回族文学”即回族人士自觉地以回族身份的文学书写，则诞生和形成于现代。就传统的时代（时期）划分看，古代、近代和“建国十七年+‘文革’十年”，属于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时代（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属于“回族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时代（时期）。现代则是后者形成并呈现出前后者并存兼有状貌的时期。那时在回族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的众多回族作者，无疑都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属于回族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在其他汉语文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回族作者，少数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大部分淡化或隐匿了民族意识，虽然他们的某些作品（特别是抒情性作品）也寄寓着作为回族作者自己的感情，但仍属于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至于不同的作者和具体作品，情况复杂，需要一一辨析）。
把“建国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也列为只有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并非标新立异。是的，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的民族身份得以确认，得以和汉族平等相处，包括回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和多方面的照顾，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回族民间刊物悉数消失，在紧锣密鼓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反“地方民族主义”和思想文化批判斗争的震慑下，在越来越“左”的文艺路线指挥下，何曾有过（当代）“回族文学”的概念？何曾探讨过（当代）“回族文学”的相关问题？沙陆墟、木斧等因不同“政治问题”而噤声，穆青、胡奇、郭风、沙蕾等前辈作家和写过少量反映回族生活作品的哈宽贵、白练等青年作家，都努力汇入和湮没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流话语之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学界对什么是“回族文学”尚且歧义纷呈、莫衷一是、认识模糊，遑论对此前三十年“回族文学”有所描述评析!
旗帜鲜明地提出“回族文学”，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爬梳古往今来的有关作品，并组织人力着手研究回族文学的发展历史、现状、特点及其他问题，倡导和大力推动当下回族文学创作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这时起，回族文学之树才得以承接现代的脉息，在正确的文艺政策扶持浇灌下，在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中重新萌发、茁壮成长，直至枝繁叶茂，繁花似锦，果实累累。一位民族学学者对于回族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承接关系，有这样的认识：“发轫于民国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文本资源本土化的一大特征，联系近年来在中国文坛上比较活跃的张承志等人，我们似乎才能感受到这种本土化的价值和开创精神。”此言的用语或有可斟酌之处，但意蕴深中肯綮，发人深省。
其次，“现代”时期实现了回族文学作品的大转型。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由来已久的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到大量出现回族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二是回族人表现回族生活并初具现代性的小说、新诗、散文、纪实、剧本及译作等各体新文学作品，均肇始于此，其中成绩最大的当推散文和纪实作品。
“回教文艺”概念的提出和明确虽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回族文学存在的关键更在于回族作者的写作实践和由此呈现出的文学面貌。且不说1941年6月之后的八年间回族作者反映回族人生活的诸多佳作，仅就马宗融先生撰文的1941年6月以前的情况看，“回教人反映回教的生活”的“回教文艺”确确实实业已存在。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马先生在重庆能看到的报刊、作品有限，也不可能悉数汇齐他所目及的那些报刊，因此，他在《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中对各类作品状况的叙述和判断难免有失察之处。他肯定抗战四年来散文、随笔、游记、报告文学“还称得起丰富，这倒是使得我们十分兴奋的”；表示新诗作者不多，但“还有相当看得的诗”。这论断即使推延至整个现代时期也是确切的，毋庸赘述，而他对小说和剧本的阶段性介绍批评却多有遗漏和偏差。
小说并非如他所说“就连一点萌芽都还没有”。马先生只举出一篇速写式的小说《烟》，而在刊登《烟》的《回教论坛》的后一期，还载有另一篇《米》。此外，《回教大众》1939年刊载过《勇士日记》《小城之难》；《震宗报月刊》1937年至1940年刊载过《牺牲者》《一把钥匙》《常巴巴传》《风流王子记》《圆梦》《以德报怨》《寺院一角》等；至于抗战爆发前的1935-1936年，《晨熹》刊载过《同学们》《悲壮的憧憬》《毒牛乳》《秋雨之夕》《六子不哭了》《撤差》《可怜的小三》《中秋之夜》《命运》等，《伊斯兰青年》刊载过《兵棚里》《芸英的死》；更早一些，1930-1932年《月华》“小说”栏刊载过常步舜、达书庵、吴事勤、傅统先等20多篇表现回族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大都篇幅短小，思想内容或显肤浅，艺术表现或显稚嫩，但毕竟是采用小说形式表现回族人生活的收获。
回族题材的剧本的确很少，在各种体裁中也最为薄弱，但马先生所举《回民的怒吼》也不是“唯一的作品”，至少还可举出《震宗报月刊》1938年所载“回教独幕剧”《一瓶安眠药水》，1939年《西北回民正论》所载独幕剧《仇恨》，以及此前《回教青年月报》所载短幕剧《戒烟》（1936年）和更早的《成达学生会月刊》所载二幕剧《不识字》（1931年）。
马先生对当时的回族文学有一个总体判断：“一直到现在，回教人还没有写出什么算得上杰出的文艺作品的东西。”“杰出”是对文艺作品思想艺术水准的审美评价，而不是衡量文学现象是否存在的依据。初期的回族题材作品鲜有“杰出的文艺作品”，自有多方面原因，但不能因此怀疑“回族文学”在那一时期的实际存在和它在回族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意义。
集中发表回族题材作品的回族报刊，是支撑回族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一翼。20世纪前半期，在众多回族刊物大力倡导以阐释、普及、发扬经典教义，推动新式教育和造就人才为主要内容的“回教文化运动”中，没有明确提出“回教文艺”，但许多回族报刊开辟有关文学的专栏并表示欢迎文学作品。我选择考察了30种主要现代回族报刊的创刊出版地和有关文艺专栏的开设情况。
出版时间较长和影响较大的期刊17种（同一刊物更名者和性质相同的刊物合算一种）：上海《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6-1929年）设有“文艺”“小说”；天津《伊光》（1927-1942年，后辗转在武汉、河南、重庆、甘肃、宁夏出版）设有“游记”“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寓言小说”“实事小说”；广州《天方学理月刊》（1928-1935年）设有“小说”“艺海新潮”“故事”“文艺”“诗”；北平《月华》（1929-1948年）设有“小说”“文艺”“特写”“回教小说”“诗”及阿中文对照的“阿文副刊?天方文苑”；昆明《云南清真铎报》（1929-1930年）和《清真铎报》（1929-1930年,1940-1948年）设有“文苑”、“小说”和“文艺”、“青年园地”、“诗”、“杂俎”、“杂记”、“诗歌”；北平《成达文荟》（共四集，1932年）的“文艺”在第一集和第四集中各占总篇幅的50%和30%；先后在北平、桂林出版的《成师月刊》及《成师校刊》（1934-1942年）设有“文艺”；北平《震宗月刊》（1930-1943年）设有“小说”“笔记”“天方寓言”“长篇小说”“短篇回教演义”“演义”“回教独幕剧”“创作”；北平《正道》（1931-1946年）设有“艺圃”；北平《伊斯兰青年》（1931-1936年，东北流亡学生编辑，后迁西安）设有“杂记”“文艺”；南京《突崛》（1934-1945年）设有“文艺”“翻译文学”；南京《晨熹》（1935-1937年）未设专栏但刊发许多文学作品；南京《回教青年月报》（1936-1947年，曾在兰州出版）设有“诗歌”“小说”“鼓词”“文艺”“游记”“艺文”；武汉《回教大众》（1938-1939年，后迁重庆）设有“诗”“诗选”“文艺”；重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1939-1948年）设有“文艺”；重庆《回民言论》、《回教论坛》（1939-1941年）设有“青年园地”“通讯”“战时特写”“创作”“文艺”“游记”“通讯”；北平《回教周报》（1940-1944年）设有“星月”“文艺谈”；北平《月华周报》（1947-1949年）长期坚持开设“文艺”。
出版时间不长或出版期数不多，但较多发表文学作品的期刊13种：广州《穆民》（1931年，共出10期）设有“穆民文艺”“天方故事”；常德2种，《回民》（1932-1933年，共出12期，后迁万县）设有“文艺”；北平《回族青年》（1933-1934年，共出13期）；上海《人道》（1934-1936年，共出20期）未设专栏但都刊发文学作品；北平西北公学《西北》（1933-1935年，共出10期）设有“文艺”“短诗”和外国小说的“翻译”;常德《穆音》（1933-1934年，共出12期）设有“文艺”；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1931年，共出5期）设有“文艺”“杂俎”；南宁《广西回教》(1934年仅见1期)设有“文艺”；广州《塔光》（1935-1937年，共出4期）设有“文艺”“杂俎”；西宁《昆仑》（1936年）设有“青年文艺”；香港《回教青年会刊》（1939年，共出4期）设有“文艺”；新乡《回声月刊》（1946年共出8期）设有“大众园地”；迪化《回族文化》（1948年，共出2期）设有“文艺”“传记”。
按照以上报刊创刊的出版地统计：北平9种、南京3种、上海3种、广州3种、重庆2种、常德2种，昆明、天津、武汉、新乡、迪化、西宁、南宁、香港各1种，出版地主要集中在华北的北平、华东的沪宁、西南的渝昆以及华南的广州这些文化要冲之地；因抗战曾迁移的后续出版地还有西安、兰州、武汉及河南、甘肃、宁夏。总体看来，从华东到西北，从华北到华南，从西南到华中，遍及全中国，覆盖了除东北以外的东、南、西、北各地。各报刊的文艺栏目设置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所刊载的作品，包含了除电影剧本外的全部文学体裁。
当然，一些报刊主持者对文学作品价值、作用的认识多显不足。比如，有的说：“本报杂俎栏五期以前各诗，虽未入教义范围，然亦乐趣所在，故备一格，以供读者玩赏。倘承各地教亲以阐发教理者见赐，本报竭诚欢迎!”有的称：“以‘文艺’，寄风雅，泄心思，移性情，资感化，补正文之弗及，抑曲逗而有余。略采些须，借助读者之兴趣云尔。”尽管如此，回族报刊的蜂起和“回族文化运动”的开展，毕竟营造了回族文学的生成环境，激发了部分回族知识人的文学现代意识，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回族人士的文学写作。各回族刊物开设栏目广发各类文学作品，众多回族文化人、青年学子、宗教界人士努力开发并浇灌着回族文学园地。回族现代文学书写弥补了“回教文化运动”的缺失，丰富了其内涵，实际上成了“回教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看待现代回族报刊时，有两个认识需要澄清。一是只有纯文学报刊和各类文学书籍才属于“文学”。其实，鲁迅、茅盾、冰心、老舍、巴金等许多现代文学名家的作品，往往也初载于报纸或综合性期刊，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载于《新青年》，巴金的《家》连载于上海《时报》，老舍的《月牙儿》载于《国闻周报》，冰心早期作品多刊于北平的《晨报》。回族报刊或侧重宗教性或侧重时事性或侧重学术性，绝大部分可统称综合性报刊，因多载普及和阐释教义、宣传兴教爱国的文章，兼有社会时事报道评论、各地教胞动态等内容，对各界回族人都有吸引力，因而其中揭载的文学作品也就比纯文学刊物上的作品在回族民众中传播更广，影响更大。二是有的论者认为回族报刊登载文学作品较少。据马博忠先生统计，1917-1949年间回族人在各地（含抗战时期沦陷区）创办的汉语报刊多达250种以上。其中多数报刊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的教化力和感染力，刊登了文学作品。我粗略统计了40种主要回族报刊，发现揭载的诗歌（新诗、旧体诗词、曲艺、歌曲）、小说、散文、纪实（文艺性通讯、特写、传记、日记）合计在3000篇（首）以上，可谓集腋成裘。有的刊物，如1936年出版的《昆仑》用1/5篇幅刊登青年作品，三期共登载文学作品20余篇。1947年8月至1949年1月出版75期的《月华周报》，四版中基本每期都有一版文艺作品，所刊诗歌、小说、散文、特写和译文达百篇以上。相对来说，各报刊发表的新诗、旧体诗词和散文、纪实较多，小说和剧本较少，但就小说看，各报刊列出的名目就有“小说”“小小说”“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回教小说”“短篇回教演义”“清真小说”“事实小说”“写实小说”“革俗小说”“寓言小说”“滑稽小说”，以及古代诗歌的故事“演义”等，足见在小说内容与形式的探索方面也颇用心。
再次，回族作者和译者在全国或各省主流汉文媒体发表创作和译作，回族报刊和其他汉语文媒体刊发非回族作者表现回族人的作品，有形无形地促进了回汉之间的文学交流和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国现代文学构成增添了多民族的作者和内容。
第一，回族作者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非回族题材作品，既是回族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回族现代文学作品多样性存在的一个方面。因此，在全国或各省主流报刊发表非回族题材作品的回族作者，是支撑回族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另一翼。
我从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戏剧和翻译方面，选出有一定实绩和影响的30位著译者考察，他们是云南的白平阶、桂涛声、林凤梧、纳训、马瑞麟、马坚、马兴周（马俊武），四川的马宗融、温田丰、木斧、马德俊、张央，江苏的沙蕾、沙陆墟、常步舜、胡奇，北京的丁竹园、王梦阳、薛文波、马明道，河北的赵振武、薛恩厚、李超，河南的姚欣则（文学活动在甘肃）、穆青、杨正旺（绿杨、红羽），福建的郭风，天津的王静斋，陕西的马成化（达悟呆），广东的吴事勤（海萍）。其中，林凤梧、纳训、马坚、常步舜、王梦阳、薛文波、马明道、赵振武、杨正旺、王静斋、达悟呆、吴事勤等12人的全部或主要作品发表于回族报刊；郭风、白平阶、桂涛声、温田丰、马瑞麟、木斧、张央、沙陆墟、胡奇、薛恩厚、李超、姚欣则、穆青等13人的全部作品都发表于非回族报刊；丁竹园、马宗融、沙蕾、马兴周、马德俊等5人亦在回族报刊发表作品，但他们的部分或绝大部分作品发表于非回族的报刊或出版物。
回族作者在非回族报刊上发表的各类作品总量，仅保守统计几位主要作者便可见一斑：郭风300篇（首）以上，沙蕾、马宗融各200篇（首）以上，木斧150篇（首）以上，穆青、胡奇、马瑞麟、张央各50篇（首）以上，沙陆墟中长篇小说3部。此外，单行出版的还有郭风诗集1本，沙蕾诗集2本、中篇小说1部，马宗融散文集1本、儿童寓言2本，马瑞麟诗集2本、桂涛声新诗和歌词集1本。马宗融、沙蕾、郭风的许多作品发表在国内最有影响的主流报刊，穆青、胡奇的作品发表在解放区的重要报刊。上述这些族别暂不为人知，或族别已为人所知的回族作者们在汉族主流媒体发表的作品，虽没有直接表现回族生活，但跻身汉族主流媒体也使他们扩大了眼界和交往，锤炼了思想艺术，增加了知名度。这不仅为多元一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多民族作者的作品，也体现了汉回文学的密切交流与天然融合。
现代时期，回族文学基本形成，然而为什么在非回族媒体发表作品的回族作者，其作品缺少“回族题材”和“回族特色”？叙事类作品（小说、戏剧和记叙性散文）是否以回族人物、生活为题材，是否体现了回族人的生活习俗、视角、情感和审美情趣，相对比较容易判断；抒情类作品（诗歌、抒情散文）则不然，抒情主体既是作为回族人的作者，不论书写何思何念、何感何情，总应蕴含着某些回族人的思想情怀，然而，如马宗融所说，读者“很难知道他们是回教的作家”，论者所能破解的，主要仍是作者的“中国人”情怀。这种状况不仅表现在非回族报刊上，就连回族报刊上刊载的许多写景抒情散文和诗歌，抒发的也是现实生活中中国人普遍的喜怒哀乐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可以从生存环境和时代主潮、左翼文学的深刻影响方面探讨其主要原因。
一位论者曾这样分析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五四时期“深受中原文坛影响的云南现代民族文学的先驱者们，彼时也正致力于与时代主潮相接，而一时无暇顾及笔下白话文的少数民族特色。……”20世纪30年代马子华、李乔等会聚上海，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领悟了如何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观察、剖析中国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现实；领悟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叙事。……片面理解、凸显了‘普遍性’，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作品的民族特质”。这个思路也适用于解读回族作者。回族作者鲜有加入左翼阵营或接触左翼文坛重要成员的机会，对阶级斗争叙事的领悟也不深，但受到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回族先进知识青年，同样深受左翼文学观念、作品的感染、熏陶、浸润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致力于与时代主潮相接，而一时无暇顾及笔下白话文的少数民族特色”，“凸显了文学关照社会人生的‘普遍性’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作品的民族特质’”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存在于回族作者身上，也就不足为怪了。回族作家尽量隐匿自己的回族属性、民族意识和作品内容的回族特点，而非彰显自己的民族属性，张扬生活中的民族特色和自己的民族意识，即使涉及生活中的回族特色和自己的民族意识，也尽量维系或纳入“中华民族”或“中国人”中。民族身份明确且民族意识强烈的马宗融、沙蕾、丁竹园、马兴周和马德俊，以及专在回族报刊上发表作品的薛文波、杨正旺（绿杨）、达书庵、常步舜、吴事勤是这样，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隐蔽的郭风、沙陆墟、白平阶、温田丰、马瑞麟、木斧、姚欣则、张央等也是这样，更不用说参加共产党革命队伍后才开始写作的穆青、桂涛声、胡奇、李超、薛恩厚等人了。
对于回族作者来说，生存环境、时代主潮的影响当是更重要和直接的原因。存在决定意识。散居中国大地南北东西的回族人，多杂居在汉族为主的环境，处于强势意识形态和汉族文化文学之中，弱势的回族作者的汉语书写必须适应环境，他们的作品发表在体现汉文化意识的报刊上，他们的读者主要是汉族人，他们的写作和文学活动需要和汉族编者、作者携手，加之各地程度不同的民族歧视对他们心理的影响，因此，使他们不能不追随或“迁就”主流文学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推翻清王朝、反帝风云、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抗击日寇、国共战争等此起彼伏的重大社会变动，憎恶黑暗反抗压迫向往光明追求正义和全民抗日救国的时代主潮，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回族人的生活和思想。回族人“爱国爱教”，秉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民族观念，国家认同感极强，尤其是在国家存亡面临危急的时候。正如回族刊物《晨熹》上的一首诗所写：“我们信回教，/我们是中国人：/说中国话，/写中国字，/脉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这块土地上有我们祖宗的坟！/我们不是客，/我们是主人！……假如中国不幸灭亡，/我们逃到天涯海角也是亡国奴！/敌人的炮弹毒瓦斯，/并不认得谁是穆斯霖！”沙蕾也强调：“我们是中国的教徒，同时也是中国的国民。”在诗歌、散文、纪实作品中，除表现宗教意识和活动内容的部分作品外，大多数所表现的既是“回族人”也是“中国人”的情感。成达师范学校学生的作品即是典型的实例。这类作品中所写所述的“我”，难道不是“回族题材”？在回族现代作者的意识中，抒发“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爱憎情仇，同表达中国回族人的情感是合二为一的。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中华民族”书写，应该是回族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能把这种状况简单地归结为“汉化”。至于这类作品中是否同时体现出某些回族的民族意识和特质，则需要论者针对具体作家作品开掘和解读。
第二，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是回族现代文学构成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各种回族报刊发表过大量阿拉伯文学译文，如《回教论坛》连载的王静斋所译古波斯萨迪著《真境花园》(又译为《蔷薇园》或《玫瑰园》)等众多阿拉伯故事、诗歌。更值得注意的是，回族译者在汉语文主流报刊发表或通过知名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文学译作。比如马宗融载于《文学》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鸟语》，载于《世界知识》的阿拉伯英雄史诗《盎塔拉的死》，载于《文学季刊》的论文《埃及的阿拉伯文学发展一瞥》等，“虽然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有填补空白之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纳训所译五册《一千零一夜》，“是解放前字数最多，同时也是第一个译自阿文原版的译本”。马兴周（马俊武）所译列入上海世界书局“阿拉伯故事丛书”的《桑鼎拜德海船遇险记》《哈漪雅格赞》《巴格达的商人》《阿里伦丁》，和列入商务印书馆“阿拉伯文学丛书”的埃及塔哈·侯赛因《童年的回忆》，论者评价说：“对于马兴周在中阿文学译介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研究者须引起重视并给予充分的肯定。……马兴周以《阿拉伯故事丛书》和《阿拉伯文学丛书》形式，希图系统译介阿拉伯古代与现代文学作品的创意与尝试，更值得今人另眼相看。”难能可贵的是，除马宗融从法文转译外，其他译者都是直接从阿拉伯文移译的。这些译作，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现代译苑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是回族译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另一贡献，同时，也是现代时期回汉文学交流融合的又一生动表征。
第三，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就是汉族和其他民族作家对回族生活的关注和表现。首先要谈及的是著名满族作家老舍。老舍先后创作了以回族拳师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名篇《断魂枪》（载《大公报·文艺》）、广为流传的幽默散文《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载重庆《新民报》晚刊）和轰动一时的表现回汉团结抗日的剧本《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写，载《抗战文艺》）。其他汉族作者描写回族人之作也不时出现。诗歌如蒋锡金的《唐官屯》（载《回教大众》），厂民（严辰）的《挥起正义的利剑——给西北的回教同胞》和程铮的《驼铃》（载《回教大众》），冯玉祥的《回胞》（载《民族战线》），陶行知的《回教同学在开罗唱义勇军进行曲欢迎我》和《祝中国回教协会广西分会成立》（载《行知诗歌集》），李白凤的《默罕默德的儿女们》（载《文艺》，又载《诗》），咏青（高咏）的《黄河》（载《文艺》），唐祈的《回教徒》（载《人世间》）。散文如徐知免的《辛甸和老回回村子》（载《西北文化》），陈敬容的《牺牲节》（载陈敬容《星雨集》）。纪实文学如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的《马步芳之政治作业》《回教过年》等（载《大公报》），林鹏侠《西北行》中的《崆峒留迹》《风尘知己》《回教精神》《回汉纠纷症结安在》《回教徒义侠可风》《西陲美人》《回妇美德》《回民能不需教育欤》《初试千里马》《开发西北当前之要务》《登堂拜母》《先民之所急》（载林鹏侠《西北行》），袁尘影的《绥西前线的回回军》（载《新蜀报》），梅贻宝的《临夏之行》（载《新西北》），海燕的《一支少数民族的队伍——回民支队》（载《八路军军政杂志》）。歌曲如许地山的歌词《穆圣歌》（载中华乐社《高中模范唱歌教科书》），洛宾词曲《中国穆斯林进行曲》（载王洛宾编《西北歌声》），李汉仪和宋史仲词曲《回汉青年对口唱》（载《新西北》），等等。这些作品丰富了现代文学中的回族题材和回族人物形象，更对增进汉回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更深层次上总体认识回族现代文学的主要时代特征，有三个视角值得参照。
回族现代文学应和时代主潮，是爱国爱教、救国兴教的跨地域文学。植根于中国大地和作者乡土，反对侵略和压迫，追求正义和平等，写作者和其作品影响跨越省域、南北区域，遍及全中国。
回族现代文学是对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双重认同的文学。既尊崇伊斯兰教经典教旨，阐发弘扬教义，又深受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浸染，灌注着儒家文化的血脉。
回族现代文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兴起，是现代性、开放性的文学。以白话文为主体，从汉文学、阿拉伯文学及其他外国文学中获取营养，在与汉文学广泛交流、密切互动之中参与并融入新文学。
二　文献：回族现代文学史料原貌和引述的考察
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把“学问之事”归结为义理、考据、辞章“三端”，认为“三者不可偏废”。其中的“考据”，就是指材料的搜集和对材料的辨析。每一项学术研究课题，都必须先有文献史料这个基础工作。现代回族文学研究也不例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杨奎松说：“历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证据（史料）。胡适讲：研究历史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们也经常告诫学生：写论文要尽可能做到‘无一字无出处’。原因就在于历史研究就像警察破案一样，必须掌握足够的证据，像拼图一样，使各种证据相互之间形成合理的逻辑联系。因为是凭证据说话，因此，研究历史的能力高低拼的就是一个搜集证据、分析证据和论证证据关系的能力，而不是看你能提出怎样新鲜的观点。”此言不虚。
近百年的学术史告诉我们，除学者自身的学养功力外，世事的变迁，社会的转型，观念的引进，思潮的更迭，方法的更新，史料的发现，都是影响研究方向和内涵的重要条件，有时某一方面甚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立迄今已有60多年，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现代文学界举全国之力编写80余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含《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加上此后颇具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卷》《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等，以及《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和河北、山西、山东、贵州、河南等省的“新文学大系”，还有不胜枚举的作家全集、选集、单行本、初版影印本、传记……相继出版，史料建设蔚为大观，为研究工作和文学史的编写打下了厚实的文献基础。即使这样，现代文学研究界还在不停呼吁重视史料发掘，不间断地进行文献建设。
对于年轻的回族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文献建设的情况如何呢？就我的了解，已经有三方面的收获。
第一，部分作品的重新发表。20世纪50年代后特别是80年代后，一些作家现代时期的作品通过作者自己选编、他人代编或相关书籍选入等各种方式得以重刊，但是，除个别作家外，绝大部分作家重刊作品在其作品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大。以学界熟悉的一些作家为例：胡奇的剧作和通讯特写均无重刊；沙蕾的诗歌、小说、散文重刊不足1/5；郭风的散文诗、散文、诗歌重刊不足1/5；薛文波的散文、纪实和诗作重刊不足1/5；沙陆墟的三部中长篇小说只重刊一部；张央的诗歌重刊不足半数，散文和评论无重刊；木斧的诗歌、小说重刊较多但也仅超半数，散文、评论、译作则无重刊；马瑞麟的诗作重刊过半数；姚欣则、马德俊绝大部分作品重刊；温田丰的诗歌、散文、特写、小说等均无重刊；桂涛声的几首主要歌词多次重刊，诗歌和散文无重刊；白平阶的主要作品均重刊；以1992年版《马宗融专集》为基础新编的《拾荒与拓荒——马宗融文存》（即将出版）收他全部散文、诗歌、评论和部分译作。此外，绿杨、达书庵、常步舜等诸多活跃在回族报刊上的作者，其作品均无重刊。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是重刊的旧作经作者筛选，除原载报刊遗缺无法收罗者外，入选作品主要出于政治思想内容的考量，因而难以全面反映作者这一时期作品思想艺术的全貌。二是重刊时有的注明了初载或初版出处，有的在篇末注明了写作或发表年月但无具体出处，有的则只有作品。有关史著或论文在叙述或引用作品时有的也未注明初载出处，这给比较研究重刊和初载（版）作品内容、文字的同异造成了困难，尤其是重刊时经大改的某些诗作，与旧作相比面目全非，导致论者据重刊本所作的解析成为无稽之谈。就我了解的情况看，全部或绝大部分作品都能搜寻到初刊出处的有马宗融、沙陆墟、沙蕾、郭风、薛文波、桂涛声、胡奇（除只供演出的一些剧本外），部分作品无初刊出处的有马瑞麟、张央、穆青、木斧，绝大多数或全部作品无初刊出处的有姚欣则、马德俊、李超、薛恩厚。
第二，少量主要期刊和一些大篇幅作品的影印出版和一些基本文献的编纂。重要期刊《月华》《晨熹》《清真铎报》《中国回教学会月刊》等出版了影印本。丁竹园《竹园丛话》和《天空游记》、赵振武《西行日记》、刘曼卿《康藏轺征》、唐易尘《麦加巡礼记》、王静斋译《真境花园》和马福祥、马骏（君图）、马汝邺（书城）哈锐、马惟廉（介泉）、龚选廉（问泉）等的旧体诗文集影印收入《回族典藏全书》《清真大典》再次面世。此外，编纂了《回族近现代报刊目录提要》《回族历史报刊文选》《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等基本文献。这些文献使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得以呈现，令人眼界大开，也为进一步发掘现代回族文学文献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和更快捷方便的途径。目前已陆续开始出版的《回族历史报刊文选·文学卷》，更将为回族现代文学直接提供诸多第一手文献。
第三，个别作家作品研究资料的汇整。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资料》中胡奇、郭风两本专集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印行的《沙陆墟创作研究》、《马瑞麟创作研究》（四辑）以及2013印行的专书《论木斧》，尽管这些著作重在展现作家当代时期的成就，但也为了解他们现代时期的文学业绩提供了某些资料和线索。工具书《回族当代文艺人物辞典》提供了部分现当代连续写作作家的简况。
相比于回族现代文学文献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已有的文献汇集、整理和出版只是九牛一毛可能有些夸张，但远远不够、不尽如人意却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对回族现代文学的理论探讨还需继续深入进行，比如回族现代文学民族个性的主要表现，回族现代文学与古代、当代文学的连续性和差异性，现代时期汉族文学对回族文学的深刻影响和回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反馈等。再如重要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重要回族报刊中作品的综合研究，针对文体、题材等方面的专题研究等，也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此外，近十年来的现代回族文学研究人才转向、流失，导致研究力量不足的问题，也应予以正视。但是，进入回族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之后最先面临的不是宏大叙事、理论创新等问题，而是文献史料匮乏的困扰。近二十年来，回族宗教、历史、文化研究者在收集整理回族历史文化典籍方面取得的成绩堪称了不起，相关目录、索引、影印本相继编纂印行，令人振奋。但迄今为止，在回族现代文学方面，连一份较完整系统的文献目录也没有看到，遑论原汁原味文本的汇集整理。
基本建设投入欠缺，文献资源尘封缺位，这既是回族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缺失，也是导致研究中种种问题的症结之一。以下略举若干论断不当或叙述错讹的问题。
论断不确。事实不明下结论、文献不足做判断在研究中时有表现。比如，有的学者说：“著名回族作家马宗融和白平阶都有小说作品，但是数量少，也没有侧重反映回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或心灵世界，民族特色不鲜明。”事实上，马宗融曾发表过儿童寓言却从未写过小说作品，而白平阶有描写滇西腾冲普通回族家庭百年沧桑的中篇小说《古树繁花》，是被公认为颇具民族特色的作品。再如，有的学者断言：“诗人姚欣则在1944年初创作于甘肃平凉的诗歌《扎白头巾的妈妈》，开创了回族文学史上回族诗人创作反映回族生活与情感的先河；1945年云南回族作家白平阶以其小说《古树繁花》成为回族文学史上回族作家反映回族生活与情感题材的第一部小说。”称许这两篇作品是表现回族人生活、感情作品中的上乘之作，那是确切的，但其断言这两篇作品是开了“先河”，又是“第一部”则断语不实。事实上，从1925年起，回族报刊如《天方学理月刊》、《月华》、《月华周报》、《云南清真铎报》和《晨熹》等所载新诗就不乏回族作者抒发回族人情感之作，达书庵、常步舜等在《中国回教学会月刊》《月华》《云南清真铎报》《伊光》等报刊均发表过多篇以回族生活与情感为题材的小说，尽管这些新诗和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平逊于上述两篇作品，但作为更早源头，这些作品不能也不应被忽视。至于有论者认为1948年8月《月华周报》“文艺”第27期开始连载的绿杨（杨正旺）的《桥》为“回族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小说”，其论断之误就更明显了。
误判文体。散文的情况比较复杂，如将一些评论文作杂文、随笔看待，似无不可，但散文同小说却不能混淆，有些学者误将写实的散文列为虚构的小说，最为明显的是《突崛》1937年第4卷第5期“文艺”所载光显《考试院宴会记》。这本是一篇非虚构性质的散文或纪实作品，记的是戴季陶到设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看望边疆学生的一次真实活动，活动的时间地点是确实的。文中的“戴院长”即戴季陶，他于1928年10月至1948年7月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其他几个人物，如介绍西康的同学上台表演的“刘曼卿女士”即《康藏轺征》的作者，领导新疆同学唱歌跳舞的“立法委员”、“新疆闻人艾沙”和“政校大学部主任吴玉峰”，也都是真实姓名，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把此文当作“小说”。
误断重要作品作者的族别。1939年1月1日出版的《回教大众》第3卷第1期，刊载了三首诗作：沙蕾的《寄巴立斯坦的回教战士们》、厂民的《挥起正义的利剑——给西北的回教同胞》和程铮的《驼铃》，后两首诗多被论者作为回族诗人的诗作而引用解读，并称厂民的诗是体现伊斯兰教战争观的“典范之作”。然而，这两位作者并不是回族人。马宗融在《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一文中因觉得厂民此诗“具有回教感情”而引述，同时，又谨慎地说明：“惟厂民是否回教人，我一时无法确切地知道。”在这句话后面，加有“编者按：厂”，应是对厂民民族身份的说明，可惜“厂”后无文字，当为漏排或漏印。
经查，“厂民”即著名诗人严辰（1914-2003），江苏武进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笔名“厂民”在主要文学期刊发表诗作数十首。程铮（1914-？），江苏宜兴人，20世纪40年代小有名气的诗人，《驼铃》后收入他于1943年出版的诗集《风铃集》，增加了标点符号，诗句略有改动。《回教大众》第3卷第3期还发表过程铮歌颂抗日战士英勇抗敌的长诗《突击》，这首诗后收入他于1945年出版的诗集《憧憬集》中。此外，他还有散文集《塔寺居》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诗集》《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11集散文卷2》《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5编散文·杂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6编诗歌》等都选入程铮的诗文。严辰、程铮与沙蕾同为江苏人，都爱好写诗，又在武汉、重庆相处过，他们的诗当是应沙蕾之邀而作，并在由他主编的《回教大众》发表。此前，1938年11月《回教大众》第1卷第5期就发表过沙蕾的另一位江苏老乡、厂民在上海正风文学院就读时的同学（蒋）锡金的诗《唐官屯》，沙蕾在同期《编后》中说：“诗友锡金特为本刊写叙事诗《唐官屯》，使本期生色不少。”
认真研读原诗，从厂民《挥起正义的利剑——给西北的回教同胞》诗中的“你们”“我们”的称谓亦不难判断作者的民族。首段前两句“伊斯兰的兄弟们/你们不会忘记”，第二段前两句“兄弟们/你们等不到明天”，作者若是回族，面对中国的伊斯兰兄弟，当然要置身其中称“我们”，怎么会一口一个“你们”呢？末段结尾“那时候敌人在/我们的面前忏悔/你们可以用粗犷的嗓子/朗诵着《古兰》的和平章”，最后两句中的人称区别更为明显：“我们”，指的是全中国人民，而“你们”则是中国的“伊斯兰兄弟”。《驼铃》一诗中，有因驼铃声“摇动着游子的心”和“咱们的西北同胞”这样的诗句，于是便断言诗人“由耳畔的驼铃想起千里之外的西北家乡”，显然不够严谨。诗人在嘉陵江畔听到驼铃声因而想到西北是自然的，但这“游子”可能是西北人，也可能是除四川之外其他地域的人。他借驼铃联想到西北，呼唤西北同胞奋起抗击将伸过来的“敌人的毒手”。作者用“咱们”对西北同胞说话，带有亲近的感情色彩。这首诗在《回教大众》初载时为：“啊，淳朴纯洁的西北同胞们/你们随着大漠的狂飙怒吼吧/让叮当的驼铃在风中咆哮/一朵壮丽的花于戈壁间茁放。”收入《风铃集》时修改为：“淳朴纯洁的西北同胞们/随着大漠的狂飙怒吼呵/像叮当的驼铃声/在风声中咆哮呵/在这亘古的戈壁里/茁放着，一朵壮丽的鲜花。”删去“你们”二字，也是为了使诗人的呼吁更显亲近。
回族刊物上的作品，特别是文艺作品，作者一般是回族人，沙蕾与汉族诗人多有交往，他主编的《回教大众》上所发表的汉族诗友的诗作是极少的，其他刊物亦有这类情况。比如《突崛》第69期（1944年11月1日）所载诗作《一年》的作者马铃梆，是四川合川人，1936年起寓居甘肃，曾在《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抒写西北生活的诗歌，后出版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准的诗集《边塞集》（国民公报社，1940年4月）。这位作者的本名和族别都不详，有待考察。回族刊物上文学作品的作者多署笔名，一一查实本名和族别确有困难，但至少对于重点引述或评析的作品，还需寻觅相关资料、推敲作品内容，慎重考订作者的身份。
文本引用和叙述解读失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的部分旧作得以重刊，同时，对旧作几乎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最大的修改有的到了几乎是重写的程度。修改者绝大多数是作者本人，但也有的是作者的亲属或编者。修改处一是错别字、不规范字、标点等的修正或统一，这种比较普遍的修正是完全必要的。二是为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和艺术表达的改进，对个别文字的改动，这也是必要的。比如，郭风就明言，重刊时将不同篇章中所使用的“鸟窝”“鸟巢”“鸟窼”，统一为“鸟窝”；订正了不同语境下使用的“作客”和“做客”。三是或因篇幅所限或其他原因，对初载的一组作品做筛选，这也应该可以理解。如郭风的组诗《林中》，在《改进》发表时为《菌的小伞队》《初次的拜访》《野菊的小屋》《舞会》《野花的上课》《小神庙（其一）》《小神庙（其二）》《土拨鼠的城市》，共8首，重刊时只选入前4首；组诗《四月》初载时为16首，重刊时只选入其中6首。四是或为顺应时势或因种种顾忌，删除或增改初载本中的某些重要语句、段落。
在重新发表旧作时，对其进行修改固然是作者的权利。但是，研究者对此却不可不察。重视作品的原初文本，当是学术研究必需的严肃态度。由于对原初文本进行修改增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始本言说的语境、意义和风格，减弱甚至部分失去了作品具体可感的历史气息，论者和文学史研究者只依据新版本做引述和解读，其论断的准确性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大误。下举几例。
一本马福祥传记全文引用南京《西北通讯》1948年第2卷第8期“宁夏特辑”所载沙蕾《回忆马福祥将军》一文，出处含糊地标为“原载于1947年出版的《西北通讯》”，标题中亦无“将军”二字。该文共约2250字，改动200余处，像细改文笔不通的小学生作文那样，几乎对每一句都做了文字修改。这样大的修改不可能出自引述者，显然是作者或作者的亲属所为。但引述者照录大改后的全文亦难辞失察之咎。
张央的诗《浪》原诗5节，收入《康巴星云》时作者删去最后一节：“一个美丽而崇高的灵魂/当她白色的浪花/溅飞到我的身上时/我有了被爱着的激（情）。”
沙蕾的《向真纳先生致敬》一诗，将初载本中“印度教人不能屈服他，/英国人听到他的名字就打寒噤。”改为“统治者不能屈服他，/殖民者听到他的名字就打寒噤。”（下划线为引者所加，下同）。将主语的确指改为泛指，但基本保留了原句的含义。
木斧的长诗《我们的道路和五月的歌》（初载题为《献给五月的歌》）全诗改动很多，现摘取有关史著所引进行对比（以下仿宋体为两稿一致的文字，楷体为修改或增删的文字）
献给五月的歌　　　　　　　　　　　　　我们的道路和五月的歌
（80年代修改稿）　　　　　　　　　　　（1949年初载稿）
……　　　　　　　　　　　　　　　　　……
五月　　　　　　　　　　　　　　　　　五月
在繁星照耀的夜空下　　　　　　　　　　在明洁的暗空
在辽阔而空旷的草原上　　　　　　　　　和宽广的草原上
我们，各族兄弟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姐妹　　　　　　　　　　　　　　围坐在一起
围坐在一起　　　　　　　　　　　　　　歌唱！
歌唱！
把写下的诗篇　　　　　　　　　　　　　歌唱——
献给五月！　　　　　　　　　　　　　　为了五月！
……　　　　　　　　　　　　　　　　　……
五月呵　　　　　　　　　　　　　　　　五月呵
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忘不了
铺开了　　　　　　　　　　　　　　　　在进军的道路上
一条崭新的道路　　　　　　　　　　　　那吃人的家伙
相信着一天　　　　　　　　　　　　　　还要污蔑我们
很快就要到来！　　　　　　　　　　　　还在好笑……
年仅18岁的作者在1949年5月9-10日挥毫写就的这首歌颂五月的长诗，愤怒鞭挞黑暗，激情呼唤光明未来，不做任何改动，无疑也是一首殊为难得的优秀诗作。论者引述这首诗，除因全诗鲜明的进步倾向外，更主要是看重其中“我们各族兄弟/亲爱的姐妹/围坐在一起/歌唱”这样明确体现可贵思想的诗句，而原刊诗句是“亲爱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歌唱”。
除《献给五月的歌》新刊时改题《我们的道路和五月的歌》外，木斧的另一首诗《和康定蛮孩在一起的时候》新刊时改题《蛮孩》并做了大幅修改。不谙此情的史著却说：“早在1947年，他发表以少数民族儿童为描写对象的《蛮孩》和《和康定蛮孩在一起的时候》。”
一本回族文学史著在叙及马瑞麟时说：“‘灾难几次把我从农村逼了出来，又几次把我从城市上逼回农村去；穷愁潦倒地出来，又穷愁潦倒地出去。’马瑞麟开始以诗的形式‘把压抑在心坎深处的痛苦和愤懑，抒发出来’，‘把自己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悲惨景象公之于世。’”这段引文的注释为：“参见马瑞麟《河·后记》，重庆火种诗社，1948年版。”又说：“1948年……未及弱冠的马瑞麟在重庆火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河》，1949年由昆明大观报社再版。《河》中编入马瑞麟1947年至1949年所写的长短诗十九首。”
《河》确有两个版本，一为重庆火种诗社1949年5月版，列入“火种诗丛第二集”；二为昆明大观报社1949年8月版，列入“火把诗丛”。重庆版收入诗14首，即《田园》《家书》《破屋》《井》《逃粮》《抓兵夜》《河》《我的故事》《尾巴》《我们的旗》《希望》《期待》《给》《冬夜抒情》，集前有犁虹所作“代序”《春天的〈河〉》；昆明版收入诗十九首，即《家书》《破屋》《抓兵夜》《逃粮》《田园》《井》《河》《我的故事》《账》《尾巴》《我们要去犯罪》《我们的旗》《期待》《错误》《冬夜抒情》《晚会》《在自己的园地上》《致莱蒙托夫》《城》,删去了犁虹的“代序”，集末增加作者所写《后记》，写作时间署“1949年闻一多忌日”（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存光注）。此版还标注了每首诗的写作日期，订正了重庆版中的个别错字，《期待》《我的故事》两首的诗句有增改。
对照两个版本，前引叙述有四处史料错误。第一，引号内的三段引文，第一段“灾难几次……”是《后记》中的原话，但第二、三句（“把压抑在……”“把自己……”）在《后记》中并没有，疑为某位论者在引述《后记》时所做的概括，被转引者混同为《后记》原话。第二，将1949年5月重庆火种诗社版的出版时间讹为1948年。这个错误在多篇论析马瑞麟诗作的论文中出现过。第三，重庆火种诗社版并无《后记》，这篇后记出自1949年8月昆明大观报社版。第四，两个版本所收诗作的总数不是19首而是21首。重庆火种诗社版中的《希望》《给》两首未收入昆明大观报社版；昆明大观报社版增收了1949年所作的《账》《我们要去犯罪》《错误》《晚会》《在自己的国土上》《致莱蒙托夫》《城》7首，并调整了重庆火种诗社版的序列。两个版本均收的诗计12首，加上重庆火种诗社版多出的两首，昆明大观报社版多出的7首，两书共收诗作21首。
引用诗作时标点处理不慎不当。现代新诗有的讲究标点符号，有的则不加标点。加或不加标点，作者自有语意和语气的考究，引用者应尊重作者，尊重原诗，不能擅自略去或删除。比如沙蕾的诗作《祭——献给抗战阵亡的将士们！》和《寄巴立斯坦的回教战士们》、《我们没有悲哀》、《在火药味中我们诞生了！》、《瞧着吧，到底谁使谁屈膝？！》，原作都有标点符号，有的著作在引用时，第一首照录原诗标点和空行，而后四首却全无标点，第五首的题目还被误为《瞧着吧，到底谁使谁屈服》。再如，马瑞麟的诗《逃粮》第一节原诗为：“‘没有田是难过/有田也是难过’/他们把那张多皱纹的田的执照/从箱子底上翻了出来”，引述者删去了第一、二句的引号，使贫苦农民的哀叹变成了诗人的叙述，又在第二句后加上省略号，使本来连贯的诗句被分割开来，且将第三句的“那张”误写为“那么多”，末句的“上”误写为“下”。这些标点和文字若系抄录有误，是为不慎；若系引者删改，是为不当。
以上所涉并非“咬文嚼字”“吹毛求疵”，列举这些个案无损有关著作的总体成就，小疵虽无碍整体，但学术研究总该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尽量避免明显的瑕疵，特别是史著，文献引述的要求当更为严格。在当下的回族现代文学研究中，强调充分掌握文献、认真辨析文献、严肃运用文献，很有必要。论者在研读解析重点作品时，应尽量找到初载本进行对照；在全面评价作家时，应尽量翻阅研读对象的全部作品。否则，差之“毫厘”极可能“谬之千里”。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研讨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处理现当代连续写作的回族作者进入现代文学史或现代、当代合书的文学史。我认为，将跨越现当代时期作家的现当代作品，全部纳入按地域分区的当代文学史叙述值得斟酌。除前述回族现代文学的特殊历史地位外，还有两点不能不考虑。
第一，采用以地域（“块块”）为脉络来述评的体例，在目前应是反映当代回族文学实际状貌的最佳选择。然而，鉴于现代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人口大流动的国情，回族现代文学的状貌很难按作家（者）的籍贯分地域进行描述，这就不得不将“现代”装进“当代”的篮子。比如，将云南籍的白平阶，四川籍的温田丰、木斧和张央划入西南地区，将江苏籍的沙陆墟、福建籍的郭风划入华东地区，将陕西籍的马成化（达悟呆）划入西北地区，符合或大体符合这些作家在现代和当代的状况。但以下作家的区域划分就与他们现代时期的实际状况大相径庭：将江苏籍而文学活动在上海、武汉、重庆、兰州的沙蕾划入北京地区，将河南籍而文学活动在延安和东北解放区的穆青划入北京地区，将河北籍而文学活动在“第四战区”和西南的李超划入北京地区，将河北籍而文学活动在山西、延安、石家庄的薛恩厚划入北京地区，将四川籍而文学活动也在四川的马德俊划入北京地区，将江苏籍而文学活动在晋察冀等地的胡奇划入华东地区，将云南籍而文学活动辗转南北各地的桂涛声划入西南地区，将河南籍而文学活动在甘肃的姚欣划入中南地区。
第二，一般说来，除1950年前辞世的丁竹园、马宗融、王静斋、吴事勤等外，现当代连续写作的作者有三种情况：一为1950年以后基本无创作，如白平阶、桂涛声、绿杨（杨正旺）、林凤梧、马明道、赵振武以及多在回族报刊上发表小说的常步舜、达书庵等；二为1950年前已取得一定文学成就，此后继续写作，如郭风、穆青、胡奇、沙蕾、沙陆墟、温田丰、李超、薛恩厚、姚欣则、张央等，但有的作者现代主要成就在此，而当代主要成就在彼（如胡奇现代成就是剧作和特写，当代成就是小说）；三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初出茅庐，1957年后期消失，20世纪80年代后复出且创作大有进展，如马瑞麟、木斧、马德俊等。上述作者情况不同，但都应作为主要作者进入回族现代文学史，其中属于第二、第三种情况的作者还应进入回族当代文学史。
文学史的撰写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可以有不同的体例建构、表现方式，可以在作家作品的取舍、主次、详略和抑扬褒贬方面有编写者的见解，但无论如何，应尊重基本史实。作者和作品能否进入回族现代文学史，选择的唯一标准，只能根据“现代”时期的文学实绩和影响，而不能是其他。在一些现当代合书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中，为便于展开当代叙述，用当代的成就筛选甚至替代现代，导致罔顾事实（如不提及马宗融、沙陆墟等，将现代时期以剧作和通讯特写见长的胡奇列入小说家之列），或颠倒主次（如重要作者中诗歌不是沙蕾，小说不是白平阶）。在现当代分叙的通史性著作中，将现当代连续写作的白平阶、沙蕾、郭风、马瑞麟、姚欣则、木斧、张央、沙陆墟、穆青、胡奇、李超、马德俊、温田丰、薛恩厚、马成化（达悟呆）等悉数划入当代叙述，不仅使现代部分留下巨大空洞，也造成了书写体例的混乱（如将1950年以后基本无创作的白平阶、桂涛声列入当代，而所评述的作品均为现代作品）。持开放的现代文学史观，旧体诗词进入回族现代文学史是没有疑义的。然而，出现在回族现代文学史节次目录中的代表性作者，即“史”的重点叙述对象，若不是从上举体现“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的作家中遴选，而只有多为旧体诗词作品的一些次要作者，那么，回族现代文学的主流、主体和丰富多样将不复存在，回族现代文学所具的“现代”意义也将随之黯然失色。
事实表明，只有尽可能完整全面地呈现回族现代文学的原生态状貌，才能为现当代回族文学史、百年回族文学史、回族文学通史和中国（中华）文学史对回族现代文学的现象描述、作品解读、规律探讨、特点归纳，提供更可靠的原材料和更充分的根据。当前最紧迫的恐怕是系统网罗梳理现代回族报刊和其他汉语文出版物中回族作者的创作、译作和有关理论、批评、思潮、文化运动等资料，编纂一份较完整系统的《回族现代文学文献目录》，以便于更多研究者窥见回族现代文学多样、复杂的原始景象和历史演进的大致脉络。当然，还期盼待以时日能有视角、观点或体例、架构有别的多部回族现代文学史问世，以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展现回族现代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
回族现代文学的文献基本建设可先由两方面着手。
一是继续清理大量回族报刊中分散刊载的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戏剧和译作等各类文学作品及其他相关文献。这类作品基本未经重刊修改，完全保持原貌，但相关报刊数量众多且分藏多处，有的难以甚至无从寻觅，有的缺损严重，发掘、汇集、整理、布露工作十分艰巨且需较大的财力支持。
二是汇整主要作者单行出版的和在全国性及各地报刊发表的作品。一般说来，京沪及各省会城市出版的报刊，较便于搜寻，而省以下市县出版的报刊较难寻觅，因此，这类文献的汇集有一定难度。前面说到的有著译实绩并具一定影响的30位作者，按省籍分布，南方18人分属云南、四川、江苏、福建、广东；北方12人分属北京、河北、河南、天津、陕西。其中鲜有回族人口最多的西北地区特别是甘青宁新四省（区）作者，令我质疑。前些时候，我在兰州的报纸上查到杨静仁（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早期用笔名发表的12篇小说、散文和诗歌，使我更确信西北回族作者需要通过西北报刊进行再发掘。
文献史料的发掘和打捞难有穷尽之时，这是一件需要甘于寂寞久坐“冷板凳”的艰苦工作，费时耗力却难收“立竿见影”之效。在近利急功、心浮气躁之风弥漫的当今，但愿学界有更多肯沉下心来，以日久天长之功致力于回族现代文学文献建设的耕耘者，不是我渺渺的奢望。

李存光，回族，经名伊斯哈格。四川华阳（今属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巴金研究会副会长。196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65～1978年为宁夏大学中文系教师。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院任教。曾任日本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韩国启明大学中国学系客座教授；曾受聘为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前　言
第一辑　回族现代文学著译题录（1917-1949）
　　一　创作
　　　　1.回族出版物
　　　　　附：新发掘和重刊的回族歌曲
　　　　2.其他出版物
　　二　译作
　　　　1.回族出版物
　　　　2.其他出版物
　　三　文学论说
　　　　1.文学概论
　　　　2.中外作家作品评介
第二辑　回族现代文学与文化评介研究题录（1917-2017.5）
　　一　回族文学综论
　　二　回族作家作品及译作评介
　　　　1.作家作品评介
　　　　2.译作评介
　　三　关于回族文化和文化运动
附辑　其他族别作者表现回族生活的文学作品及评介题录
　　一　作品（1917-1949）
　　二　评介（1917-2016）
1917-1949年文献所据出版物简目索引
　　一　回族出版物
　　二　其他出版物
　　三　“附辑”所据出版物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