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软控制研究_党超著_9787520122481

　　风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习的社会风尚，对社会政治的整合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是一种软控制。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风俗观念的形成期。在两汉时人的观念中，风俗不仅是学术探讨的对象，而且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为此，两汉有识之土和统治者都主动关注风俗，强化对风俗的认知和干预，使得风俗观念与政治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软控制研究》通过对两汉时期的风俗观念进行政治文化考察，探讨两汉风俗观念和社会软控制之间的联系，可以认识到：两汉士人及统治者往往从政治文化角度来阐释和理解风俗，比较偏重于探讨和处理风俗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通过美化风俗来实现对社会的软控制。因此，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

　　中国文化史在秦汉时期进入重要阶段。在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之后，不同区域社会文化面貌的异同为人们所关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最后一次出巡，来到吴越地方。据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立石刻，颂秦德”。这一篇幅仅次于琅邪刻石的政治宣言写道：“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彰。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会稽刻石当然首先体现了“颂秦德”的政治宣传原则，所谓“皇帝休烈”，“德惠修长”，“秦圣临国”，“圣德广密”，都是高度自我颂扬的文句，但是其内容特别表现出重视风俗的主题，这与秦始皇此前各地刻石是明显不同的。所谓“宣省习俗，黔首斋庄”，似乎提出了新的行政任务。具体的要求，包括：“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直指与秦地最为遥远的地方，风俗“淫泆”与道德“廉清”的严重对立。秦始皇提出的“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以及“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的要求，是要以国家力量约束风俗，修正风俗，改造风俗。琅邪刻石曾经说到“匡饬异俗”。而会稽刻石明确强调“男女”“内外”等具体规范，以“法”“令”“轨”“则”等行政方式强行要求遵守。另一方面，指出“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以及“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告知全社会“习俗”与“太平”“常治”的关系，也就是“风俗”与政治的关系。这是相当深刻的社会认识，也是相当高明的政治理念。
　　越文化的风俗形式与秦文化的风俗形式究竟有怎样的不同，是否有明显的高下差异，现在并没有明朗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明。以为会稽刻石有关“宣省习俗”“禁止淫泱”的内容指向越地风俗的落后，这样的认识已经为林剑鸣先生著文澄清（林剑鸣：《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7期）。党超再作考论，指出“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语，说明相关规定“是对全国生效的”。这样的理解，我们是同意的。
　　“汉承秦制”的说法较早见于《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续汉书·舆服志上》与《舆服志下》，又有《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就执政集团的风俗观念而言，汉王朝也是明显地继承了秦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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