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写就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专业书，对中国经济学的工作要旨进行阐明，围绕马克思以后的时代发展逻辑，并全面梳理人类史前时期的发展逻辑，实质内容在于总结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成就，阐明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商品批判逻辑和资本批判逻辑。

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暨教科书体系建设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

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马克思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
——列宁

凡一国之历史，其对于民族思想之指示，与民族力量之启发，恒于不知不觉之间，隐操大柄。
——熊十力

（我）有两个主要论点：其一是说，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方法，不是抽象分析，也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其他什么方法，即使说，后面这两者比较重要，在《资本论》中也应用得比较广泛，那也不能这样去理解；我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和前一个论点相联系的，那是把辩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则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
——必须从种种方面，例如从辩证法的要求方面，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面，从《资本论》研究结果的完整体系方面来进一步考察，看抽象分析方法，看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否可以代替辩证方法，能否完全体现它的精神实质以及它们在应用上表现出怎样的局限性或片面性……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似乎并没有完全应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毋宁说是应用抽象分析法，为了便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揭露出来，作者在第一卷先把容易混淆掩盖那种剥削关系的流通过程、分配过程舍象去，等到剩余价值的秘密在直接过程中找到了，然后再讲流通过程、分配过程，而第二卷流通过程、第三卷包括分配的总过程的叙述，也都不能说是在遵循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程序，这也许正是历史的方法必须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实例……（于是）就是他在答复资产阶级学者批评他的方法论，而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提出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的第二版跋中，他也并未排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不过把后者看为从属于辩证方法的一种方法罢了。
——王亚南

要使市场经济能够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能发生作用的事情，决不像摆积木那样放在一起或用外力将之硬性绑在一起那样简单。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二者能够像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那样相互融为一体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
——习近平


修订版序言
《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

《保卫〈资本论〉》首版后，旋即遭遇一些强烈的质疑，如声言学术精品无需“保护”或“捍卫”（所谓真理无需保卫，而反过来，一本错误的书又何需保卫呢？！），以至于直呼：《资本论》无需保卫！！姑且不论此种混同术的危害性（全然不区分学术保卫行动与“消极保护”“教条捍卫”的内涵的不同），仅就“为反而反，逢马必反”或反过来的“为正而正，逢马必正”的研究心态看，皆是不正常、不正确的学术观。从中亦可想见，质疑的理由恐怕来自三个方面：观点上的反对、内容上的不理解以及文风上的截然对立。具体到某人，则或居其之一，或三者兼之，反对的理由无疑深埋有极强烈的理论动机。
闲话少引，且借这个题目，谈谈人类经济形态之认识论问题。要之，经济学不是解释学，否则，它将沦为“半截唯物主义”（唯心史观）。经济解释学通过逃离“批判”达成这一工作境遇：“认为理性是全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以某种特殊的、它所固有的内在的属性来解释它的发展，就等于将它变为无条件的东西，换言之，等于在新的形态中复活那刚刚才宣布其永远埋葬了的绝对理念。”《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划完成一场革命。它使得经济学和普通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彻底地隔开。于是，“辩证唯物主义说：人的理性不能是历史的动力，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所以，“全部它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按照行动观，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构成了对“资本”主题的内在限制，使经济学和历史联系起来，并进入批判的规定域。所谓批判，指的是发展的意义。因为对象只是历史客观，要想实现对对象的能动分析，研究对象规定必须指示“总体意义的发展”。作为历史逻辑统一之规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必须相应是主客观规定之统一，这个是学科建构的基础。因此，它真正需要否决的是这一点：“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物质的、消极的、非历史的和无生气的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然则，“应从研究人的天性转到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关系为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
发展，作为归结，则是主体与客体的发展。作为“批判”之发展，归根结底是主体与客体批判意义之发展规定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终极的意义上应被区分为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唯物主义乃是把“客体批判”即客体的发展，视为基础的规定，这样，《资本论》尽管主题研究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象规定，但整体还是落入客体批判的范畴。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视野：一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集中表达的主题。二是以历史性为理论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层视野，这种唯物主义导向资本逻辑批判这一核心主题，这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资本交换与生产的批判分析，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思维，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区分开，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生产关系批判应作为工作领衔。这样才明白《资本论》结构的艺术成型之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作为“伟大航程”的起步——结构的“总发起”，以对“资本一般”的逻辑性阐述为收结；由此，《资本论》首章逻辑——大写字母意义的“商品”——成为《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定格为“理解上的最高点”。亦即，产生了所谓“第I结构、第II结构、第III结构和第IV结构”的连续推进的结构生成问题，分别对应：直接（结构）形式、总和（结构）形式、一般（结构）形式和历史辩证法的（结构）形式；贯穿线索是“客观标准”的确立。《资本论》结构发生的奥秘在于与劳动二重性工作逻辑的同构性，——据此，劳动二重性的“逻辑”得以整体发掘，其从生成论的角度统一了客体的批判性研究，并最终从高度上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建立“生产关系批判”之理解原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构成了理论立足点”。反面的逻辑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通过对生产力结构的物化批判，将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抽象为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向前走，就会是形而上学批判与现代社会的理性支配的批判的结合……从理论逻辑来说，这是思想的深入，但从马克思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视角来说，这是一种理论的退却。”原因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生产关系批判延伸到生产力批判，这虽然推进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深度，但物化理论本身却面临着两大困境：即当社会及其意识结构完全被物化时，阶级意识何以形成？即使形成了又何以能够获得变革现实的基础？”
基于这一视角，《资本论》标题结构毋宁被认可为“相互限制的构造”。由于“资本”（Das Kapital）规定了“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资本论》的史书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能够同时作为“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被对待，促成简洁的意义等式：客体批判＝客体发展。借助这个公式，在规定上主观和客观达成内在的统一。这样才有“生产逻辑”提升为“资本逻辑”的工作关系。由此激发新的认知型。劳动从重重叠叠的身份关系中游离出来，并入另一种控制结构的生成运动，产生所谓“劳动—财产制”——独立财产身份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者。现代政治经济学无疑是从这一“认识论断裂”下的劳动范畴起步的，这一规定就是“劳动一般”（参看本书第四章）。它最终促成了《资本论》以商品经济形态为工作地基来说明客体批判。此研究性质则由财产生产关系予以说明，形成独特的研究对象构型，见图0-1。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写作中，马克思确乎没有放弃对“劳动本体”的论证说明，这是人类全面发展意蕴下主体的解放之路。“但在《大纲》中，也存在着另一条线索，即资本逻辑的自组织运动”，“相比于《大纲》中从劳动本体论出发来论证人的主体性、自由与解放的思路，《资本论》关注的是资本的形式化发展过程，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组织化的形式体系”。从资本作为“一种绝对客体”的属性看，所有制被简单化为“客体占有状态”的财产制度。换言之，它对主体发展的把握以客体批判为标准。然则，批判的直接对象就是“哲学”和“科学”，——盖因哲学家只看重逻辑批判，而科学家和知识论建造者则通常是“知识逻辑优先”。马克思抓住这个工作起点，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历史中，寻求到劳动二重性的发生学结构，使主观（批判）寓于客观（批判），最终提炼出客观批判的工作规定性及其路径。以上这些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简明交代。
现在的理论对象同时是“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使客体批判工作逻辑套用于“主体批判”对象？本书作者在初版之后完成的《我为什么与如何写〈保卫《资本论》〉》中说明：“《资本论》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生活→认识过程）。”道和德，即中华本质规定和工作范畴。由此可以认为，“《道德经》研究的两个基本范畴是经济形态社会理论的总纲，总揽了《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这表明：客体批判在工作用语上和“主体批判”是相通的。其又不过是说，《资本论》的逻辑是这样练成的：第一卷是关于发展过程即“道”（资本生产规律）的内容形式统一；第二卷是关于运动过程即“德”（资本流通规律）的内容形式统一；第三卷是关于生活过程即“道和德”总体（资本生活规律）的内容形式统一；第四卷是关于认识过程即“道和德”范畴（资本认识规律）的内容形式统一。可见，既成的这个研究体系对主体批判而言，仍有较大程度的适用性。同时，也需要“创造性转化”。目标性研究工作是使“两个原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学说传统）予以内在的对接。
既有研究对两大经济形态（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关系的把握，以计划—市场、科层—企业的思路为主，这显然不够，并且已讨论的内容过于简略。例如研究缺少对主体结构的说明，对“主体——身份制”的经济分析史意义的规定目前也尚未见到。而如果这些研究付之阙如，一个完整的主体概念就根本得不到呈现，遑论对主体的生成运动进行全史意义的考察了。在本书中，我们将辟专章（尾论）加以讨论，以显露问题的实在性，如家→国的主体生成道路。要之，是研究“身份”之介入劳动生产组织，从而使得研究上，不能把组织经济本质完全归结为“财产（规定）”。它在根本上需要一个广义而总体的“所有制概念”：不仅以“财产关系”为定义域，而且以“身份关系”为定义域。由于必须从正面研究主体结成的组织关系，以契合主体的具体历史发展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寻求“中华所有制概念”。其从主体身份上切入“所有制”，很好地实现了上述理论目标。在这一义项下，科层对产品生产的组织以及计划（或某种类型的“政治组织”）对于产品的配置运动，这些相关的“通史”研究就都必须紧迫地被提出来。其最终的研究目的是从所有制规定上统一主客体的发展分析。换言之，在当下，以占有和分配“产品”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和以占有和分配“价值”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必须被赋予同等重要的研究权重，这样，使“生产—分配”运动中轴同样从交换关系中展现出来。这总体就是《资本论》的“在中国”。
不可否认，本书是主写客体批判逻辑的方法论作品。但同时，如上所论，它正是通过对客体批判涉及的系统化内容的“逻辑展示”，来集中显示工作逻辑之贯通性。这里面尤其要重点提到“身份”和“劳动”的二重性的工作互补关系，因为“二重性规定”说到底是解决研究对象工作逻辑问题的。尽管全书很少提及身份问题，但由于以主体自身为运动载体，其委实构成对经济物象性的直接外部否定——与之不同，劳动二重性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的内部否定规定。可见，理论上、实践上已经越来越要求我们不能把经济形态作为“纯构造”来把握。但同时，客体批判逻辑的清晰化仍然是解决两大批判联系问题的前提。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不是引用三段式，而是对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工作互补性是毫无疑问的，它们通过行动规定予以沟通。补入主体批判维度及其内容，有助于对涵容中华历史之“世界历史规定”进行重新把握，提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工作内涵的理解。此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对“对象”和“研究对象”的混同也导致人们在误用二重性规定，尤其是在忽略它的客观批判内涵方面。例如，对“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渴求则可能导致人们迫切希望对“人的二重性”“物象二重性”进行知识新综合，结果是形成所谓“社会物质二重性”的非历史的说法。
承认上述研究对象的“和而不同”，是建设总体经济学的内在需要。因此，本书就工作内容的具体方面而言，毋宁说，就在于实现“《资本论》的原创”和“中华原创”的对接。《资本论》揭示“人系于物”之社会运动构造，从“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构造中升华出“分配关系运动”，寻求物主导的主体的经济解放道路。其分析的手段是价值构成的社会解析，而能揭示分配结构上的“社会物质化”；盖因主体社会同质的趋势性：在商品经济形态中，人是独立的——以个人主义作为基础和以个人本位的出发点作为其表现，同时，主体却并不独立，主体身份被同一化，形成所谓的“财产主体”。往深处看，财产主体其实具有一个虚假的共同体形式，具有形式平等性，从而，在于优先确证“社会总商品”规定性。在这里，人的结构完全被物化，直至形成“二元对立阶级结构”。后者毋宁说即根源于劳动—财产制，有用劳动的性质和人类劳动的性质对抗与二重发展，最终造成了物对于人的结构统辖性，从而，“主体成长”是社会虚幻的。与之相反和互系的经济规定是中华体系对于“物系于人”运动构造之揭示，这是以“主体人”（如家组织）为本位对物进行社会控制的历史世界。与价值结构映照了主体的“结构”（物结构）不同，这里，主体结构本身是出发点。与此相适应，诸如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成为照拂两千年中国人身份结构的经济规定；所谓“庸”“租”“调”（“赋”或“税”），盖因主体身份所致，是身份异质性之经济反映形式。这表明在产品经济形态中，主体身份彼此分割而“独立”，劳动却并不独立。身份主体是社会养成的，而有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对应了“分配主义的经济形态”：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之，中国向来是“身份治理”“财产治理”并重之经济形态的社会国家。所谓：劳动二重性生出一个“资家”，而身份二重性则生出一个“官家”！这是中西方的同与不同。其从工作本位上看，则是身份形塑与统辖下的特殊财产所有制。所谓：“国家经济、乡族共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长期共存，是中国传统社会财产所有制形态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传统的多元一体运行模式在产权管理上的具体表现。其中属于国有经济的有汉代开始的‘盐铁官营’，到历代王朝建立的各种王庄、官庄以及各种官营手工业等等；属于乡族共有经济的有族田、义田、义仓、社仓、义渡、义集、私税、私牙等等；属于私有经济的有地主、自耕农、商人及个体手工业等等。”附带说明一下：此种历史的视角，从来是看待现实版“混合所有制”的锁钥，因为，尽管或多或少受到具体经济环境或局势的影响，但从根子上说，其还是不会脱离开产品与商品“两大经济形态”相互拱卫的作用支撑以及相互渗透的范畴规定。例如我们这里的例子，中国财产之所以“不稳固”，易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中间对流、散失，盖因中国身份结构的不断重组和社会政策的调适，致使财产随着“身份”流转，并在一场场大变局中最终失去了持续积累的能力。进一步而论，财产是社会统一的，身份则是“同而不和”与“和而不同”的结合状态。这导致无论物质具体身份下的“有用劳动”，还是社会特殊身份下的“人类劳动”，本质上都不是独立为自己的；它们共同指向一个规定：共同体社会。历史由此而分野：以财产的物权定价值分配，以身份的事权定产品分配，相生相克，又彼此依存于社会发展。所谓2000年的中国人生和人心不过由此照拂，并藉此于建制立政中来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谓：“其非家族，非社群，非城邦，非民族国家，亦非帝国形态，也不是一般性的天下，毋宁，乃‘家国天下’也。”
劳动隶属于身份和劳动隶属于财产展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身份所有制——财产所有制。按照马克思的规划：前者指向主体的发展、协作的发展，指向“人的自由个性”；后者指向客体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发展，指向“土地和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因此，身份所有制指示主体的具体（发展）类型，而这一义项中的客体是抽象笼统的，以至于可直接被说成是主体的直接财产。相比之下，财产所有制的实质是把主体抽象化，占有对象（客体）则是非抽象的社会具体类型。即对于前者而言，财产规定在身份中；对于后者而言，身份规定在财产中。这导致在产品社会中，财产没有固定的物质类型，唯有社会类型；而在商品社会中，情况恰好相反，特定的身份总是由财产规定，只有社会类型。在商品社会中，财产是自主的，有社会类型，亦有严格意义的物质类型与之对应，财产仅表示人对劳动条件的关系，在于“宣示客体之存在性”（所谓的物以类聚）。这和身份的分类（所谓的人以群分）作为“宣示主体的存在性”在原理上异曲同工，但旨趣相异。总而言之，产品社会中劳动者的规定和身份是具体结合的，物质身份一般即体现了主体的能力，而在商品社会中，物质个性被抹灭了，弘扬的是“劳动个性”，于是，能力兴趣取向的“身份的对象化”完全为社会职业取向的“财产的对象化”所替代。从生产力维度看，商品经济是把工艺学越来越纯净化，产生二元对立的经济矛盾，最终导致一个历史的总后果：经济必然性。
上述二者的关系又可用土地所有制的例子予以简单说明：如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者是和各种具体身份相联系——包括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土地是“自己的财产”，人们“在土地中找到原料、工具以及不是由劳动所创造而是由土地本身所提供的生活资料”，于是，“只要这种关系再生产出来，那么，派生的工具以及由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土地的果实，就显得是包含在原始形式的土地财产中的东西”。但对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而言，它仅仅就是资本家财产占有制的衍生形式，从而在身份关系中，完全排除了“劳动者”，土地亦被硬化为“社会生产资料”，和具体类型的生活资料相对立。一言以蔽之，犹如产品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体是具体特定的，资本主义客体乃是和抽象化资本主义主体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定，它也必须是具体特定的：或作为生产资料，或作为生活资料，它们为此拥有了彼此对立的财产身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科学面对的对象特殊性，决定了《资本论》的特殊目的性。
如此看来，马克思是以成为历史学家意义的工作者为己任。“马克思在他所著作《资本论》上面，所要研究的事情，是生产方法中今天最占优势的‘资本家的方法’，不是横在生产进程根底上面的种种自然法。这种自然法，是属于物理化学的问题，不是经济学所应该处理的问题。”此处指称的“资本家”，其实是产品经济形态身份二重性中“社会身份”在商品生产体系中的规定残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资本家是“劳动者”，他为他的协作付出劳动——管理、指挥、协调的活动，为此，他使他提供的产品具有特殊社会身份。即是说，资本家的劳动仍是由身份关系，而非直接由财产关系所规定，——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资本家决不会把自己的人类生理耗费置放于商品价值的形成规定，他的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管理职能毋宁说是社会身份系统的“特殊禀赋”。另一方面，资本家也同样决不具有独立的“劳动个性”。并且，如果说资本家的“剥削劳动”具有物质个性，那么，它仅仅指示这一点：“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剥削劳动是虚假的物质身份劳动；资本家的剥削行为艺术则毋宁说是虚假的社会物质个性。由此可以说，产品社会的二重性规定在这里是被颠倒并虚假反映出来的。进一步，它彻底使非劳动者的规定和劳动者的规定的区分从经济层面上显露出来。据此，主体的身份化、客体的财产化的二重运动使得社会存在意蕴的劳动本体地位丧失。例如在财产体系中，只有劳动的物质身份，而没有人的物质身份，劳动的社会身份则是商品价值。至于财产和身份在社会层面的贯通，则意味着劳动关系从来是“社会实体”。这显然是劳动在历史世界中的生成过程。劳动从“自我存在”到“对象存在”，从行动的自在、自为到意识的自觉，一步步地和实践规定合而为一了。历史成为照拂科学的“行动”，对象则成为科学映照下的“客观”“历史”。一句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定驱使研究对象作为对劳动规定进行深层发掘的理论装置。这就是“自为阶级”的历史形成。
要之，劳动范畴是批判规定，非纯粹自然之物。身份关系对于劳动的束缚是劳动社会性（劳动之事规定）形成的先声。所谓异化，又在于指示财产关系对于劳动的束缚与社会经济的统辖。从而推断出：资本是史的产物，资本家是资本的社会人格化，必然成为了私人财产之当然的历史领导者。资本发展了“劳动正义”，却以“资本的正义”与之对立；同时，资本撕裂了身份治理系统，从形式上缝合身份和财产的外部对立（关系）。于是，劳动本体世界显得越发地空间狭小。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人类学生产逻辑与资本作为“绝对主体”（绝对客体）的资本逻辑确实旨趣大异，是两个不同的逻辑架构！！毋宁说，它展示了产品社会的诉求和商品社会的诉求的内在差异性。所以在历史学家眼里，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必然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指航，即必须走人类历史的全面解放之路。这就是“劳动所有制”的要义：自发到自觉！坚持彻底的劳动“行动”主义，而不是像过去的历史那样相反之规定性。它彻底和解了主体与客体、主体的发展与客体的发展，旨在以劳动规定“身份”“财产”，从而，所谓“从劳动出发”，即坚持以劳动的彻底解放作为人类自我解放之前提和工作开端。这是真正意义的人类历史道路。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又云：“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这些都是“保卫”所蕴涵的逻辑规定。直可谓：芳草萋萋九州绿，梅花时到自然香。《资本论》是历史作品，由此契合“中华历史书”之方法逻辑。所谓述而不作，所谓历史继承意义的发展，盖由《资本论》“保卫”之学术行动所内在地指示。其引申出来的进一步的工作内涵是“原创式理解”以及“原创式再造”。由此，可超越德国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这些学派普遍地将历史学降格为“资料学”“编纂学”）以及以之为基础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以“知识论方法”为创新价值取向的所谓“新社会史学”研究流派（以“新观念”“新观点”“新方法”驾驭史学材料）。艺术是悠久的，学术生命却短暂。马克思晚年的历史笔记未能完成最后的起航，但从方法论上完成了对历史研究贯通性的强调。体、用、学，从《资本论》中国化到中华资本论再造，从中国化的《资本论》研究行动到中国经济学的系统构建，“中国人资格”之研究品格具体化在历史—思维—语言中：作为中国版的历史—逻辑统一工作路径，既是对已有研究范式的撤换，又是对“一致性原则”的具体诠释。由此，它开启了当代境域的学科熔炉的工作，吹响了向中华历史深处进军之号角。直可谓：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车辚辚，马萧萧，尘埃不见咸阳桥。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叹！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它本质上是对“史书”的回归。这是一次伟大的新启航！
谨以此序献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

许光伟
二○一七年春节


写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

本书历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以马克思主义工作精神之布道看，此乃《资本论》之重写和续写，理论意义不足道也。以中华历史和世界史规定的贯通看，此则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作者寄语

本书的工作口号是：以保卫《资本论》之行动，作为中国经济学之切实的“研究导论”。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似乎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明显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也全不由关于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本书作者难免要作此“预前题录”，权作“画蛇”。
勒石之功：研究问题从历史分析开始
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亦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之可能。相反的情况则出现在东方世界。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东方社会发掘出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遂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思想在东方世界的横空出世。例如，《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但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要之，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试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推广开来看，所谓劳工自主，也需要进行本土化的宗原论道。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实则是“中国式固有社会主义”（大同主义）的思想范畴，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自然是时代弘扬了劳动者身份和社会财产共占的理念；劳动主义者，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它强调：“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主体。”这些论说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历史发展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漫长古代社会恰好是利用了此关系体式，以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对劳工进行剥削。此处的“族民”，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人的依赖关系”（族民的总身份关系）之主体人格范畴的限定。要之，中国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市民社会意涵之劳工概念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主体的社会成长的独立性，由此，可能根本取消了社会经济主体的独立规定。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暨资本关系下劳工渐进成长→现代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规定，指认中华商品生产体系的特殊性（例如有限资本主义之发展规定）；而族民→市民特别线索，则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特征的一个极其生动的刻画。
作为预先的交代，本书第十九章讨论的社会要素模型指示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异质主体范畴间的历史发展关系转化（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当然是人的物质个性的发展对劳工自主的发展的指向性的规定），而以“横通方式”说明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构成总体。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复杂劳动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它和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以及与之对峙的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皆是连通的，因此，此劳动实体关系同时是财产生产条件。即，它强化“基于所有的劳动”概念。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不过指示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并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被视为与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和小生产者对立的大生产者）有关的人格范畴锁定。三种社会要素模型乃是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人力资本范畴）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被视为现代产品社会之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工作过程。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上述过程是孙中山先生所言的对中国来讲的“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一方面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之无纯粹市民社会的发展特点，也写就“中国政治经济学”之独有内涵，要求塑造并不断更新理论与实践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国经济学”新议题，是含意特定的；盖言“新”，一是指实践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发展成熟时期的理论建构特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转回“知易行难”高度（所谓行动高于理论）的再创业行程：以原创把脉创新，多学科并举并用，开创广义而总体、打通文史哲并沟通传统与现代之意蕴的历史知识研究的新路径。
居高而思，我们必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一次次的理论对接及其与实践的结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全新的理论生长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之经济学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巨制；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长卷；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学术工作关系。诸如中西共通、中西分殊、差别高低之辨或古今之异，最难以一语统之，而唯有发微阐幽，一事一议乃至学术关系上的“一点一论”。不过，至为关键所在仍然是以历史的贯通为要，促进中西方的学术对话和沟通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是恰当领略埋藏于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以新中国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经济实践为底蕴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理论实践的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怎样保卫。
中西方历史发展关系在学术上的深入交流，已然表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行程进行理论反映，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经济之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是通透的）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例如，中国社会国家的经济细胞是“家”（狭义的家庭和广义的家庭，后一种意义或可理解为“家庭式的单位”），亦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的合成规定，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据此，所谓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的“同”与“不同”，理论彰显的是经济形态社会的发展总体（规定）。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吧”，决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
摩崖之恙：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
思维、语言者，逻辑工作体例也。“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于是乎有分类之学。”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历史思想本位的位置逐渐被移除，历史和数学难以贯通，经济语言皆由数学逻辑生产，以至于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
如果说《资本论》时下备受人们关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语。这里可以旋即举出时下误读误解《资本论》的三种态度或工作现象：一是不能准确理解其作为历史之学；二是使批判之学＝批评之学；三是将之庸俗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力提升历史之学为方法之学，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学的历史经验主义；中者的问题在于一味教条地对待批判，工作堕落为单一语义的思想批判；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把研究话语当行动，以文本尺度历史，结果，既脱离了《资本论》文献群，亦塞入了空想者的种种论调，试图通过“死文本”藉以主观地制造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对立。中国逻辑所求者“方法”也，实质规定乃是语言生产。在中国人当中，近代新学运动巨擘严复率先说明了语言生产的此种规定和性质：“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逻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西学先驱严复的话至今读来震人耳目。名不正，则言不顺。经济学的语言如果皆由数学生产，而经济学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将不成，其行将不正。
我们呼吁废止这些“论文游戏行为”：理性主义废话连篇，逻辑演绎离离草长，歧义犹如僧俗辩语，庸俗性绵绵不绝如缕，内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对《资本论》的向前发展了无希望，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我们主张对“新八股文”予以工作走出，重建史学传统，重振以“记述”为主的艺术能动说明和议论。最终目的是使人们看清其“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因为一味地“解读”和“捍卫”，已使《资本论》的精神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形式皮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阐说恐怕已无须一一挑明，读者于字里行间已然可以尽情领略到道理的所在。试想，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以及《红楼梦》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 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及英国经济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对其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上述被提到的这些著作本质上都是“史书”。
鉴于此种情形，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把本书处理成纯科学作品。因为，按照“文献综述＋计量模型＋政策建议”的新八股文实证演绎思想，编排的是“废料进、废料出”之学术投入和产出，此种机制固然无可厚非，但成为主流的学术熵的负能量示范性效应巨大。本书遵循史书工作规范，以贯通之法应对循环解释，从而赋予理解行动实效。要之，本书是以“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读本身份介入《资本论》研究，以贯通中学和西学的姿态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及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写作特点：反思辩驳式、回溯与前瞻结合、多学科进路的工作发掘，以回答“学术疑问”为谋篇布局，以解决“时代问题”为设计宗旨。从而，因应了国人的百年遗憾：尽管焚膏继晷，前仆后继，但在探索《资本论》逻辑方面其实并未获得预想的真正中国化的结果。这或许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实践的不成熟性，对“民族原创”之忽略，足以抹杀对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确认识，最终堕入科学盲目王国。
相反，在中国语境下重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工作组成，则需要在历史和实践基础上真正恢复它的大写化的规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支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审视之，使之重新达成工作统一性。于是：
·本书选题基于此时代潮流，以探求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以切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工作决心，通过赋以中国历史蕴涵和方法论规定的工作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终成为涵容“全史＋整史”规定的一块理论整钢；
·本书的思想价值锁定于“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的工作统一，并以当代批判导引“全史＋整史”贯通意义之中华社会主义理论史的发掘工作。
总之，奢望单纯通过文本和马克思交流，此路从来不通！回看和书写历史，乃是为了检视理论盲点，通过逾越知识障碍与现实困境更好地指示未来发展。因此，对于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资本论》的批判的宝贵财富乃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化的圆融贯通性，乃是永不停息的前进性。
击剑之势：破除“现代唯识论”
我们摒除知识主义主张，因此，以历史为工作本位。意义是：“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个人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若认可经济学是历史之学科分支，是由始源意义史的学科中转化和独立出来，则上述话语需要遵守。盖因事的科学源于物的科学，而高于物的科学。
自然科学的低的层级的研究是物的科学，旨在确认“物的客观”。但社会科学对其应用的结果是突出了知识理论的“绝对的建构性”（所谓的成体系说——凡理论皆成体系）以及强调“知识逻辑优先”。在中国，此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性我们可称之为“现代唯识论”。例如，“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但是，“‘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同样的事实，可以演绎出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认识规范。要之，“事实是，西方现代文明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再把认识推向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完全信赖‘理性’演绎逻辑，要么完全信赖经验归纳，要么完全依赖形式主义理论，要么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经验积累。而那样的（同是科学主义的）倾向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反应，走到相反的虚无主义极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同样（如此）。要么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完全信赖客观性，以为事实绝对客观，要么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信赖主观性，怀疑所有经验证据”。这些自然是应用紧随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入而被当作“完成的舶来品体系”之经济学的思维与话语的结果（或作为“正面”，或作为“反面”，总之是“食洋不化”），但与之不同，“西方本身的实践的历史并不像其理论倾向那么偏激，所体现的是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
科学的内容是事实和历史，而指向了批判。自然科学高级别的研究实际上是承认事的科学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规定）”在于确认物的客观规定和事的客观规定的统一。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规定性上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为“事理之事”，又进一步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主张物的科学意义的解释学。现在到了重提事的科学的时候了。这不过是强调，学术研究要摆脱“知识论意识形态”，以为：人文社会科学完全可拥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性知识和绝对性理论。这样的话，如按照GDP增长的绝对性的理论知识观察中国历史，则中国古代时期在发展上是迟滞不前的。可事实是，“中国以往由特殊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根本就从本质上、从它内部的相互制约上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这个结论是荒谬无稽的。‘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由秦代到清代2000余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还是停滞在同一社会史的阶段上，然而，以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比较，我们就容易发现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向着近代化大大跨进了一步”。
至此，如果有谁尚不能明白上述道理，这里很愿意用更加扼要简明的语言，指出中国体式之概貌：（1）用老百姓能懂的话说——母子思维工作体例。“母子（规定）”亦历史亦思维；所谓母子相扣，不唯时间，也涵括空间，从而在理解性上，可达及每一位中国人及思想单位。（2）从辩证法成果角度看的“发生学逻辑”。发生学本身可以作为和历史的思维、语言匹配的工作方法。这是弘扬“中华事的科学”的需要，也是探索《资本论》结构奥秘之所在。为什么能如此？盖因中华有“修史”的伟大传统。生生不息即自然，多重学科合社会，科学的探索活动即被包容于和被归结为“巨型史书”的记述、整理与创作过程。发生学逻辑深化母子思维，重视对相生相克的历史生长系统的辩证性把握。又之，发生学和母子“推理”的结合，使得“中国辩证法”别有一番传承方式并拥有特别的语言工作体例。（3）从和马克思成果的对接看，那就是“历史行动理论”及与之契合的行知路径中的实践方法、任何事物的一分为二性，并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回答了什么是道的问题。也就是说恒常不休的阴阳互动就是道。”（《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3页）工作与治学方法。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中国并非知识论建构意义的理论大国，却是毋庸置疑的“行动大国”，无论历史军事行动、经济行动抑或社会政治和文化行动；它们无不体现着矛盾系统的运行特殊性，体现多方因素的协同共进性。以“行动”为理论，正是毫无争议的“中华行动规定”。所谓的行知，所谓的知行，按中华大人文学科口径，这些都应当归属主体人的“行动主义逻辑”。
以上三点，是从处于实际工作状态的“中华元素”角度做出的归类，可称之为“发生学的批判方法和工作逻辑”。概言之，马克思《资本论》在中国的“运用”有两种基本状态：一是“中华资本论”意蕴的，这是历史、逻辑直接对接意义的方法论应用与理论应用，从而指导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经济；二是“中国化的《资本论》”意蕴的，这是历史建构高度上的方法论意义的逻辑应用，其实质是寻求“两个原创”的对接，并以中国原创之规定丰富、补充、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方法规定性与理论规定性。所以在这两重意蕴上，《资本论》必须被视为“特殊史书”。故而，“这一研究为以‘开放的历史’作为导向的多学科对话提供可能，驱使我们必然依据民族历史之内涵和‘史书意蕴’的研究方法，以具体化对象和研究对象规定性”。归根结底，这种方法即为统一之历史科学的工作方法（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方法），即是指历史的实践方法——发生学的和批判的方法，包括了对历史本身及其生成运动予以表达的方式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合的处于实践逻辑状态的诸般文本表现形式。毫不夸张地说，此种方式在传承性和系统性上为中华文明体系所特有。“中华科学”从行动语境中生发出来，消除了知识生产上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形而上性。同时，这亦是消除“辩证法神秘化”之中国用语，在工作取向上，其要求去除认识论至上主义，彻底走历史理解之路。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整体工作语境中，这些方法和思维形式仍应作为“实践态的理论”，特别是行动方法的规定来归结。其经历数千年文明演化和养成之后，在现、当代思维体式熏陶之下，于当代中国境遇下重又被激活，绽放出瑰丽和独特的工作魅力来。中国化的理解与工作体系标识出：本书所充分展示之中华传统及其方法规定的历史沉淀，已然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之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产生了时代性融合；《资本论》藉此成为“中国化的《资本论》”的特别的理论与行动规定。据之，本书写给正在思索着并愿意思考历史的当代学人，此乃历史为根、马克思主义为本、国情为鉴基础上的学科建设的“体用说”，是为“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一味着眼于“解读”的文本学路径的毅然走出，亟待破除抽象呓语，尤其是破除旨在制造“个体理性神话”的种种抽象说辞。以历史为据，而不主要以文化或方法为据，是彻底摒除了“抽象本体学说”。这需要大写化的理论行动与之对应，并于经济领域内认真做好这些工作。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体观。而推广开来，即需要以历史为一以贯之的工作线索，并在于纽结个体的政治单元与集体的政治单位，复以此方式查明社会历史的经济行动。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具有强大文化养成性，故而，需要从发展的多面性特质上进行科学语言和认识的生产。要之，全书宣扬以下书写主题：
·所谓“回家”——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合；
·所谓“回历史”——回到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坚持马克思传统的历史生产认识；
·所谓“回中国”——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接合中的生产科学语言和理论认识。
故而一方面，我们承认现代经济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化发展——属于西方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之产物，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诸学科尚未分化且统合于“大人文学科”，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形态范畴，或处于“非资本主义”的科学发展阶段上。另一方面，又须站立中国历史之甲板，以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及“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历史襟怀，勇于眺看西方科学之海洋。要之，在新时代下，是亟待推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工作针对性强的本土原创作品，以开放姿态践行崭新内涵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总之，以实践化的逻辑生成为纽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以“主体批判”“客体批判”为双重架构）为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一个全面而极富广义特征的经济形态批判研究体系，一定很快驰入人们的眼帘。它是建设性的。我们的目的则是使“中国元素”（青年学生读之怦然心动、神思遐想和心有戚戚的阅读与写作元素）及早进入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同时，还要使中国元素成为“中国行动元素”。本书的最终旨趣毋宁说在于书写历史、呼吁行动！本书谨以这一工作献给中国经济学教科书任重道远的建设！
花草虫鱼：研究内容·工作体例·结构安排
吾道悠悠，文心忡忡。中国人果真能正确地阅读与运用好《资本论》吗？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本当知难而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进愈阻，愈阻愈进，永无止息。按照王亚南先生的指示：既有的作为舶来品的经济学如果不加以改造，对民族国家委实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思想麻醉的武器，以阻止该国之社会经济改造按照自己民族意愿进行。因此，尽管科学无国界，“但如果把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学读本”。
凡此种种研究目的，皆为尽最大可能扫除观念之尘雾和行动之障碍而设置。主观的对象即思维活动，方法论则是伴随主观世界成熟之后而有的工作规定，是“思维科学”开始形成之际对于历史对象的能动反映的理论形式。概言之，这不是一般的逻辑知识体系，乃“学科方法”的工作集成。本书作为方法论作品，择其要者，于经济领域内行贯通之法也。其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认识史一十二部白描之历史路径鲜明而层叠渐进，传神刻画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各个历史发展侧面（这同时是对“经济形态个性特征”之工作逻辑的艺术总写）。显然，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同样作为“方法论的工作规定”来看待了。故在研究内容上可做四点条列：
（1）历史经济形态的贯通——分为产品社会的经济形态和商品社会的经济形态，以此导出“与史贯通的《资本论》逻辑”规定。人类经济形态之始，而有“产品规定”和“商品规定”的对立。始源规定是共同体。共同体的分解态引出商品的独立发展问题。共同体的“未分解态”（核心内容是“身份关系”的历史贯通、沿承持续）则引出产品社会相关发展问题——这特别地持续于中华国度。西欧社会具有产品社会的文化基因，但更加有商品社会长足发展之强烈动力。以相生相克的贯通观思考之，可获得整体发展图景之认识图像。从价值规律的全部历史发生作用的考察入手，马克思最终获得它的整史。这启发我们：所谓价值规律的全史意义的考察，就在于寻求价值规律的发生根据、条件及其必然呈现的历史形态。一言以蔽之，基于产品经济形态的作用背景，而有资本的商品经济形态之“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分析与逻辑综合，是为《资本论》逻辑规定。《资本论》的与史贯通规定为之创设“12部史”的肖像，本书尽其所能地画其要、摹其神、述其精。
（2）实践逻辑形态的贯通——辩证法与发生学“一语二用”，以此导出“行动主义逻辑”议题。辩证法和发生学逻辑的贯通产生两个工作序列：历史生产思想及反过来的行程——思想引领历史。《资本论》坚持“历史”生产“思想”，由此，体系能照耀历史进程，成为引人瞩目的“为政之书”。盖因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运用是以“实践逻辑”为切入，以“批判”为规定。中国人向来以实践态的“发生学”阐说和运用辩证法，就成为“行动主义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建构者。不了解这种贯通，就不能知晓基于客体的客观批判体系虽然说明了生产发展的客观逻辑，说明了生产的社会逻辑和技术逻辑，但仍不能真正区分开二者。注重实践逻辑的《资本论》没有脱开主体身份的历史过渡来抽象地谈论财产关系，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伟大之处。例如马克思说：“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做此阶级主体身份规定过渡的说明，显然突出了所有制的行动内涵与规定，而使不同时代的经济规定得以“行动逻辑”贯通；马克思以如椽大笔进行历史纪事，又力求展现事物发展本末，这是《资本论》照耀并通透人类经济形态史的秘诀之处。
（3）理论形态或理论工作形态的贯通——广义、狭义而总体，以此导出“中国经济学建构”历史实践议题。狭义的唯物主义指的是把客观世界作为“科学元素”来建构，此是现代意义科学始航；广义的唯物主义是指同样把主观世界作为一门科学予以对待，此为辩证法的现代意义。大写规划的理论是将主客观世界作为“连体对象”，并着眼于统一的研究对象规划，由此越出单纯理论建构，揭开社会主义批判运动的纱幕。历史科学首次作为完整意义形态进入人们的行动。要之，把行动作为“理论”，虽则为中国人所系统首创，但从世界文明体系看，为马克思主义所支持。在这一点上，“以史贯通”逾越了特定历史时空，将工作触角延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生史，对广袤“前史”和整个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分析。这样看，《资本论》不仅是“狭义的经济学体系”，同样属于“广义经济学”范畴，这迫使我们必须在《反杜林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并且从整体看，这就是“以史贯通的经济学发展”。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理解一切时代经济的锁钥。
（4）批判形态的贯通——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以此导出思想与历史的主客观批判的连体工作规定。狭义的客观批判就是“历史批判”：马克思面对整体的人类经济形态，而要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但这势必需要优先解决对批判的“批判”，从而引出狭义域的主观批判问题——可界定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后来逐渐上升为资产阶级思想史批判问题。可见，马克思通过综合运用“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遂能做到辩证划分产品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形态，并能兼顾对“产品经济形态社会”的剖析，因为，联结二者的不过就是“总体形态的批判（规定）”。同时，这种批判形态的贯通统合了人类思想运动行程与历史运动行程。从终极意义上看，这些贯通指向了对“全部庸俗事件”的澄清这一批判行动，而彻明了对事实的全部理解。马克思最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总工作命名，目的即激发历史行动。尽管《资本论》的工作还主要限于“客体批判”类型，但通过创造性转化，还是可以使之较大程度地适合“主体批判”创设要求。这样从更高理论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殊学科分类应该就是“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
在以上的创设中，人类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分类——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显得格外重要，它具有工作领衔性。此首通本质上为“历史之通”，次通为“逻辑之通”。因此，这本质上又是基于东西方全体关系的“历史”与“逻辑”之间的一次特别“对话”。基于此创设，实践被界说为“活历史（规定）”，从而产生出方法论的基本形态：历史规定性的方法和逻辑规定性的方法，历史成为方法的本体，方法则成为逻辑的本体（构造）。有了“首通”和“次通”，“再通”的规定就是理论工作本身的贯通，这是确立最为广义的“思想史的批判”的条件，也是广义经济学存在性的条件。“首通”“次通”“再通”导向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通”——主客观乃至主客体批判形态的内在贯通性：马克思据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以批判的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将二者的统一具象为“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并以实践态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劳动二重性三者的工作统一”（规定）赋予了辩证法；对象有了，研究对象有了，结构和思维也就有了，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最终得以统一（此所谓“马克思的思维之成”）。因此，这是人类史上最为宏大的一次认识贯通，“大通”不是终极之通，是大用之通，是由行动主义逻辑与理论生发出来的社会主义批判行动，是唯物主义与劳动主义“贯通意义”的时代运用。但这不属于“经济学家的功劳”，毋宁说也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功劳”，而必须归结为历史本身的“功劳”。欧亚分流，各有不同，人类亘古文明结出的“历史之果”，原来就是相生相克的经济行动与随之而来的同样是“相生相克意义的”经济批判行动。这些研究显然越出了16～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与壮大发展的历史时空，并且也同样越出了其后续的变迁发展过程，而必然要求“中国元素”的介入，并且也必然要求记录“中国历史”。要之，中华几千年经济形态文明的发展经由《资本论》折射，所累积了的遗产是异常丰富的。这是一个工作宝库，急欲我们拾贝其中。
归纳起来看，这是“整史＋全史”意义的文献整理，同样是“全史＋整史”意义的全新追溯，从而需要中国史书的方法与之对应，那就是条目体的记述与章节体的论说之结合体例。要之，本书除开居首的两章因执行直接的特殊任务（此两章相当于本书主题的“总引子”），而采用了通常样式的章节构造以外，余者50个条目（其中“尾论”只相当于1个实体条目）皆是记载与讨论主客观批判的实体内容的，而“尾论”的另一个任务是从正面说明主客体批判形态之贯通性。盖因条目体是和史书要求内在契合的，或毋宁说，条目体就是史书方法，以此尺度篇章，作为内置的章节结构，就免除了“教科书体”弊端。条目体重在突出“纪事”：如通史体裁条目在记述上讲求纪事本末（所谓“纵不断线”），而专业条目讲究以事归类的运用和知识集成法（所谓“横不缺项”）；两相结合的优处则是“史”“论”结合，并以史见论。所谓纲举目张，盖是此意！又之，从实际工作形态外观看，采用“章节体”（逻辑架构）与“条目体”（实体内容写作）结合之工作体例，盖考虑到以逻辑巧妙驾驭历史材料之需，借此实现“纵不断线”（分析、归纳）与“横不缺项”（综合、演绎）结合之可能性。所谓：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总之，这个方案是张弛有度的一个路径，对诸方法展开同时性工作内涵的运用。然则，亟须从形式上探索“中国方法论”的特质规定。
再有一个方面内容是“楔子”“附识”“判语”的运用。楔子，贵在“引”，间或以直接的跳跃性纪事求“史通”规定，因而在功能上可以部分解决“纵不断线”的问题。同时亦是“埋下伏笔”，可对主题进行触类旁通的提示，解决极为关键性论点的布局问题。此外，历史—思维—语言：历史固然求一个“通”字，思维亦讲求一贯，但语言则不能不多方位并举和多体并用。要之，本书所用的“判语”，是现代语体和古诗词体的结合物，实现“文者诗也”的工作境界。同时，本章判语（或判词）亦必然是收尾之笔！就像《红楼梦》对判词的运用——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的展开、结局的预示皆系于此中，为突出效果，本书精心改订和增设了相关主题活跃的“附识”，实现和本章判语的配套阅读，或对“判词”的专业背景进行尽可能的暗示，或直接提供逻辑疏通的功能。这不仅极大地方便了非经济类读者，同时对经济类专业的读者来说，也不啻有特色内涵的“阅读”，乃至形成对全章的深化意义上的“再一次鸟瞰”。又或者，条目体客观上就要求“工作附件”与之配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此是对中国经济学编写的一种体例示范。如对于《保卫〈资本论〉》来说，由于专业性过强，时间和空间概述性过广，难免使一般读者生怯；尽管楔子的安排使每章主题得以被“鸟瞰”，但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仍然望而却步！因此，文学形态的意义在于理解和传输速度的最快，所谓全书不唯含蓄蕴藉，也力求神韵裸露。并且，这也是“诗赋词曲”在条目体中得以施展身手，并在现代语体文中遗留痕迹的所谓“英雄更有用武之地”（规定）。总而言之，这些安排皆是为了使思想尽快出笼，相互照应，使不失整史姿态。而当议论要求直奔主旨时，往往体裁体例不限，多路手法并举并用。在表现文风方面，则约简深芜并重，务求质实简洁，穷其脉络。
囿于篇幅，余者不详列。综之，全书体系安排皆奔“方法论设想”而去，非为“濯去旧见，引来新意”，力求继承发展，推陈出新。副题以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衔之：可谓“执大象”，谋划全书之布局。第一部分“行动的语境”为总论之安排：第一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批判；第二章为“新资本论”研究批判；第三章为实际之工作开局，即提出问题意义的论说开端，所谓的“破题”。第二部分“思想深处”为社会主观批判之安排（“思想史批判”专论）：上半段三章内容，可谓层层递进，以对科学抽象法的反思为收结；下半段三章内容，实写“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第三部分“历史深处”为社会客观批判之安排（“社会历史批判”专论）：六章内容表面上是“《资本论》的创作史”，实则为商品生产关系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客观史之摹写。第四部分：前瞻与回响，实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专论，以三章内容形成对经济形态图景的历史鸟瞰，尾论——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实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内涵逻辑；此总结像似飞来，实则如椽大笔亦白描亦写意，意味深长，艺术构境沧桑透露而隽永饱含。上述四个部分的合璧，在整体意境上可算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以此观之：本著作以“保卫《资本论》”为名，却实写“经济形态社会的理论”，且多从方法论建设处落笔，这就对“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形成真正之思想奠基。盖因对于人类新秩序的建构而言，资本主义文明一直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破坏的幽灵”，使总写历史文化显得格外重要。同时，由于坚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学科方法”及与之契合的工作逻辑，于是产生六篇的架构，铺设整史的方法与逻辑展开路径。第一篇写“本体论批判”；并且，这种批判原则实际贯穿了全书。第二篇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史批判。第三篇如上指出，实写“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及其批判规定。第四篇写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总起，即“历史生产思想”。第五篇则写《资本论》体系的构造成功（实际的行程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内锚”），即“思想引领历史”。如上指出，两篇对应了《资本论》创作史，整体上实写“《资本论》逻辑怎样炼成”，艺术构造是李清照词作：《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可见，文以载道，民族语言对研究《资本论》工作逻辑具有重大的向导作用。以第六篇殿后，乃写“中国工作逻辑”，包含了方法规定的辨识。从思想指向的高度看，上述六篇委实为中国经济学之全史意义建构行动书写，且又广列经济学教育（特别是我国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发展（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横截面上的比较内容，无不一一予以细考，通过阐幽抉微，最后“东渐于海”。要之，这些论述逻辑上相互穿插，虽琳琅满目，而不失秩序。然则，全书逻辑中枢聚焦在“第四篇”，又和开局的第三章相呼应，用意在于凸显马克思的史路心迹。在此体式领导下，毋宁把“保卫《资本论》”看作一项研究活动的行动议程，其生产“思想”的方式（或曰经济学建构）是完全历史取向、实践化的意境，直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本章附识：何谓经济文学？难道就是诗词歌赋充门面！？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立足中国历史地基，从《资本论》“向前”即是人类古代史向现当代史的进发，“向后”即是社会主义实践之历史洪流；所谓回响与前瞻，洪流不可挡也！而要求不断切近它的发展真实、它的认识真实和它的逻辑真实，多学科并举，多体裁并用，遂有真意的表达。诗词歌赋，乃人类文化史之艺术总写，且形式上读来令人整体回味，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慨，备觉信服。这是语体文精神风骨所在、文科意气风发所向。又之，以中国古典诗文词曲绾摄全书，实为传神之用，不足道矣。难道诗词歌赋不是有别于西方“三段论法”的另外的特殊模型（所谓的“四段论法”）？难道除开哲学运思、史笔以及数学，文学形式不同样是传达思想之工具？难道文学形态的思想史不同样是批判行动，且是缕缕不绝的主体行动（诗词者盖写历史与人生行动也）？！所以，这只表明中国人对于历史记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更又在于追求“诗穷而后工”的史诗境界：信史出乎诗，言乎志，词章明于曲，歌于赋，发乎情，微言大义，浓缩精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使科学作品寓于历史作品之中，体例却也合乎现代规范，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又同时富有浪漫主义情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中华的文化道统。试想，如果中国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统一性，如何使得思想传承数千年，而内在精髓从未绝灭？保卫《资本论》担负着保卫汉语优雅性、文约词工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学任务。——呜呼，夫复何言！赋到沧桑句便工。架构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无复多言。但开风气，为先而不为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本书愿意以殷切之寄语、至诚至真之诗言，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热潮的重新崛起，通过方向之正确导引，把日益涌起的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荣！亲爱的读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请提携，不吝指正，共同前进！
【全书总起·通判词】涉水之滨，蘅芷喑喑。留住足迹，流走光阴；寻常议论，告诸往知来！闲书通明，彻夜毋已，文理感应。天人兮且住，修远兮求索，源流一贯。万山圈子里，行路难，今安在？欲把过往隐去，惟余一片霞影！下峥嵘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鱼龙潜底，龟寿槁心；贯通经济，告慰古今，誓将鳞甲付与！天地既逝兮，九问穷野。

许光伟，1971年8月出生，汉族，安徽滁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资本论》和中国经济学研究，具有文理兼容、中西贯通、亦理论亦实务的研究专长，专攻领域为方法论和基础理论。发表有影响力论文百余篇。基本学术主张：经济学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学术理想：多学科路向的中国经济学建构。近年来，以国学和《资本论》的“双向贯通”为突破，工作切入并弘扬了“国学马克思主义”路径中的一系列开拓性研究。

第一部分　总论：行动的语境［批判和建构统一形态］
第一篇　总问题的背景、意义和策略／3
　　第一章　《资本论》：是“现实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历史”批判？
　　　　　　对《“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的批判／4
　　　　“现实的历史”：《资本论》如何破解“存在的秘密”／5
　　　　商品和二重性：是存在论，还是存在批判／9
　　　　货币和等价性：是社会存在论，还是社会存在批判／15
　　　　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是现实的社会存在论，还是历史的社会存在批判／18
　　　　“现实的历史”批判：《资本论》如何破解“认识的秘密”／22
　　第二章　《21世纪资本论》缺少了什么／26
　　　　过程分析之一：α→β→r／27
　　　　过程分析之二：s→g→β／30
　　　　过程分析之三：r>g／32
　　　　简短的结语／34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的科学／37
　　　　楔子／37
　　　　政治经济学对象／39
　　　　行动主义逻辑／47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工作如何展开／58

第二部分　思想深处：社会主观批判［方法论和逻辑统一形态］
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工作地基：经济形态历史观批判／73
　　第四章　劳动一般的理论与实践／74
　　　　楔子／74
　　　　价值（形式）／76
　　　　剩余价值（形式）／82
　　　　抽象劳动——存在规定抑或存在者的形成／90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概念／100
　　　　楔子／100
　　　　马克思主义的始源概念／103
　　　　唯物主义的全体概念／108
　　　　唯物主义的工作统一／114
　　第六章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123
　　　　楔子／123
　　　　重提二版跋／125
　　　　马克思如何逾越黑格尔——实现哲学／131
　　　　马克思如何逾越李嘉图——实现科学／138
　　　　反思科学抽象法／146
第三篇　资产阶级工作地基：经济形态社会观批判／157
　　第七章　解释学的谬误／158
　　　　楔子／158
　　　　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161
　　　　物的解释学／170
　　　　资产阶级解释结构／177
　　第八章　古典主义批判／189
　　　　楔子／189
　　　　所谓斯密问题／191
　　　　被历史难倒的李嘉图／197
　　　　向康德主义的进军／202
　　第九章　新古典主义批判／214
　　　　楔子／214
　　　　研究对象的“改造”／216
　　　　理性主义的“狡计”／223
　　　　理论的“繁荣之路”／229
　　第十章　新制度主义批判／237
　　　　楔子／237
　　　　真实的科斯／239
　　　　虚假的科斯／246
　　　　废墟中的景观／252

第三部分　历史深处：社会客观批判［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统一形态］
第四篇　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导入／265
　　第十一章　存在的秘密／266
　　　　楔子／266
　　　　唯物主义客体／269
　　　　唯物主义主体／274
　　　　二者的自为结合——对象生成／279
　　第十二章　认识的秘密／287
　　　　楔子／287
　　　　唯物主义历史对象／290
　　　　唯物主义社会对象／299
　　　　二者的行动结合——研究对象生成／307
第五篇　政治经济学工作逻辑：《资本论》究竟怎样炼成／321
　　第十三章　历史发生学／322
　　　　楔子／322
　　　　转化史I／324
　　　　转化史II／336
　　　　资本生产史——生产和再生产行动／347
　　第十四章　系统发生学／361
　　　　楔子／361
　　　　运动史I／366
　　　　运动史II／377
　　　　资本流通史——流通行动／383
　　第十五章　现象发生学／401
　　　　楔子／401
　　　　生活史I／404
　　　　生活史II／420
　　　　资本积累史——交往行动／432
　　第十六章　认识发生学／446
　　　　楔子／446
　　　　范畴史I／450
　　　　范畴史II／467
　　　　资本认识史——批判行动／481

第四部分　前瞻与回响：中国经济学提要暨大结局［中国批判和中国运用统一形态］
第六篇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国蕴涵：马克思革命及其工作超越／513
　　第十七章　机器到金融的发展／514
　　　　楔子／514
　　　　工厂的发展／517
　　　　金融工厂的发展／533
　　第十八章　历史到科学的发展／559
　　　　楔子／559
　　　　辩证法工作原像问题／561
　　　　抽象法工作原像问题／578
　　第十九章　生产一般的理论与实践／611
　　　　楔子／611
　　　　商品社会工作逻辑问题／614
　　　　产品社会工作逻辑问题／632
　　尾　论　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678

主要参考文献／710
书评选粹／721
跋／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