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清水江流域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其社会治理遵循着自己独特的运作方式。清水江流域社会的“三根支柱”——政教合一的鼓社、制定法律的议榔、司法审判的理老——整合并延续着社会的运转和发展，在包括情感、信任、道德、信仰、交往等方面形塑规范，发挥着“三位一体”的作用。村民自治制度与传统制度的融合提高了当地社会的自我管理水平，衍生出既现代又内生的治理方式。“五老理财”、“民主民生评议团”以及“民主民生监督员”等的诞生，均是该地区苗族在社会治理方面探索出来的制度创新。现代治理与传统地方文化之间并不必然成为一个矛盾体，只要两者互为主体，互相尊重和承认彼此，也会形成互相为用、共生共长的生态关系。当今乡村正经历着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的过渡阶段，传统地方文化也势必会在社会治理上继续突出所长、展现自身优势。只有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乡土社会，人人都有基本的权利保障，才能真正使民族地区的乡民生活安宁、幸福。
学术价值：重在探讨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地方文化资源与乡村权力运作模式与治理模式。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更好地解决民族地区的“乡村问题”，为建设一个“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创新点：采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区分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境，将口述历史与文献记录结合起来，既重视文献资料又注重民族学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是一个要求多学科整合来解决的重大问题，涉及社会治理、民族文化、权力运作等多方面问题，只有开展多学科对话，如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才能深入剖析民族地区的文化与权力及乡村治理问题。
与同类研究比较：立于国家与乡村权力关系的基点，相较于国内外学者进行的中国基层治理研究，西南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研究著作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在关注对基层社会渗透的同时，也注意到乡土社会自身文化的延续力，地方精英往往也借助于地方文化资源来获取权力与地位。但大都忽视了权力本身与身俱来的文化属性，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特质，权力及权力关系才有差异化、阶序化的具体表达。

前　　言

每一个社会都是有序的组织，这个有序受其文化规制，它将不同的个体与群体置于一个因互相竞争而又不失范的社会体系之中，协调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差异；它既尊重和保护个体利益的多样化诉求，同时又强调利益获取的合理化和规范化，并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生存制度而存在。
贵州清水江苗族的乡土社会与中原腹地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生存环境。如在该地区，“议榔”是由不同宗的家族组成的地域村寨组织。苗族的寨老、理老、“鼓藏头”、族老、地区性的“方老”都是根据“议榔规约”来维持生产、生活的社会秩序，或以“议榔”的形式合众一致、共同对外。这一组织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苗族基层社会之中。当地苗族精英分子既有本民族“苗”的族群认同，又有中华民族这一大民族概念的国家认同。处于两种体系之下的地方精英为获得对本地的掌控权，既要迎合上层国家权力意识，又要利用本地文化资源，取得当地民众的拥护，其权力是地方文化与政府在乡土社会的互动中形成的。政府与底层民众既具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又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精英如何利用两者的关系以取得权力，随着时代的变化其运作也出现了不同的模式。
相较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基层治理的研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可谓较少。国内学者在关注“民族—国家”对基层社会渗透的同时，也注意到乡土社会自身文化的延续力，地方精英往往也借助于地方文化资源来获取权力与地位。就目前学界而言，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家法与习惯法方面，很少从地方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有鉴于此，本课题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晚清以来贵州清水江流域的苗族村寨及其文化现象作为个案，探讨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地方文化资源与乡村治理模式，以揭示具体场域如婚姻、节日、宗教、仪式等的运作状况。这对于理解他者的理解，尊重民族文化，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更好地解决民族地区的“乡村问题”，建设一个“和......

刘锋、靳志华、徐英迪。刘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1963年9月出生，贵州省施秉县马号乡金钟村中寨（xangs ghax）人。1978年毕业于施秉县师范，于双井中学任教。1981—1985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获学士学位。1985—198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获硕士学位。2001—2005年，考入云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民族调查通论》，《〈百苗图〉疏证》 《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出版社。

前　言／001
第一章　清水江流域的苗族与地方政府／004
　　第一节　苗疆开辟与文化冲突／004
　　第二节　苗族与晚清地方政府的长期磨合／008
　　第三节　民国时期苗族与地方政府对话／013
　　第四节　民国时期苗族“黔东事变”／017
　　小　结／027
第二章　“地鬼”信仰的权威表征／028
　　第一节　龙塘苗寨／028
　　　　一　居于龙塘的“人”／029
　　　　二　聚于龙塘的“鬼”／030
　　第二节　土地庙的等级／034
　　　　一　历史记忆与家族地位／034
　　　　二　家族与土地庙的等级认同／038
　　第三节　村寨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的互动／046
　　　　一　权力的更迭：对村寨资源的争夺／046
　　　　二　家族势力的拘囿／052
　　　　三　以庙为中心：两种权威的借用／057
　　第四节　多元性权威的建立／061
　　小　结／064
第三章　民间节日运作与权力博弈／065
　　第一节　施洞地区独木龙舟节／065
　　第二节　龙舟节的传统性表达／067
　　　　一　“龙”的神圣性建构／067
　　　　二　家族血缘观念的强化／071
　　　　三　村寨秩序的权力分配／076
　　第三节　龙舟节的组织与管理／078
　　　　一　多重权威的交织／078
　　　　二　传统力量的消解／083
　　　　三　竞渡中的冲突与纠纷／085
　　第四节　龙舟节的现代性变迁／089
　　　　一　龙舟竞渡的现代性／089
　　　　二　现代观念下龙舟节的开展／090
　　小　结／093
第四章　苗族婚姻中的权力关系／094
　　第一节　《仰阿莎》古歌／095
　　第二节　游方／099
　　第三节　婚姻选择／103
　　　　一　婚姻圈／103
　　　　二　姑舅婚／105
　　　　三　巫蛊／111
　　第四节　礼物／117
　　第五节　婚姻纠纷与调解／122
　　　　一　理老与传统婚制／123
　　　　二　地方调解与婚姻关系／127
　　第六节　现代语境下的婚俗变迁／132
　　　　一　游方的没落／132
　　　　二　婚姻圈的扩大／133
　　　　三　婚姻法对传统婚姻的冲击／135
　　小　结／137
第五章　民间仪式与村寨治理／138
　　第一节　大乌烧村寨口述史／139
　　第二节　大乌烧村“鼓藏节”的由来及历史／143
　　第三节　村寨权力秩序的打破／146
　　第四节　村寨治理下的权力维度／150
　　　　一　节日的组织与运作／150
　　　　二　村寨权威人物／152
　　　　三　调解与村规民约／155
　　第五节　民间仪式与国家在场／160
　　　　一　鼓藏节的国家话语／160
　　　　二　传统权威与国家权威／164
　　小　结／165
第六章　苗族村民自治与制度创新／169
　　第一节　苗族村民自治现状／169
　　第二节　文化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互补与整合／177
　　　　一　土地庙搬迁／177
　　　　二　土地纠纷／179
　　　　三　红阳寨修路／181
　　第三节　村寨治理的制度创新／182
　　　　一　“五老理财”／182
　　　　二　民主评议与民主监督／188
　　　　三　为村委“挂红”／190
　　小　结／192
第七章　苗族文化资源与权力运作／194
参考文献／217
附　录／225
　　第二章附录／225
　　第三章附录／229
　　第四章附录／231
　　第五章附录／235
后　记／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