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文学批评如今却成了我与世界相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我时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从事文学批评，我是怎么做文学批评的？通过文学批评，我最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效果？
对于我们这一代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文学批评？从事文学批评是一份艰辛的工作，也是一份寂寞的工作。在文学如此不景气的社会环境中，文学批评还有什么必要？与文学创作相比，文学批评缺乏吸引人的生动故事与鲜明形象；而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相比，文学批评则缺乏在学院体制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在文学的整个环节中，文学批评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处境。但是文学批评又是重要的，是文学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小的方面来说，文学批评要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做出判断，要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要对其好处与坏处做出深入、细致、专业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整套文学评价的体系与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套评价体系，整个文学界将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可以将一部很差的作品说得天花乱坠，也可以将一部艺术性很高的作品淹没，无法认识其真正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批评维护了一种正常的文学秩序，为文学作品的优胜劣汰提供了一套评价机制。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批评还要关注文艺界的新现象、新因素与新思潮，在文艺界的最前沿创造与引导新的文艺思潮。
在从事文学批评之前，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研究生，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我涉猎了不少西方文学理论，也积累了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自己也尝试过文学创作，但当时的一个缺陷是，对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缺乏了解，也缺乏兴趣，我不知道中国文学的现状是怎样的，我们怎样做才能使中国文学朝好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理想的中国文学？这样，当时的理论学习便只是单纯的学习，文学史研究也只是单纯的史学研究，没有与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文学结合起来，很多研究便缺乏问题意识与方向感，是一种无的放矢。
介入文学现场只是一个开始，在这样一个文学场域，需要你去发现新的问题，并做出自己的系统性解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时候，仅仅依靠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需要融入情感、血泪与欢笑，需要融入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当然这些体验与思考并不是系统性的，但是当我们开始具有自觉的意识，我们便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有共通的美，我们应该寻找到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经验与情感，应该创造出一种我们自己的美学。文学是这样，文学批评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发现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
2005年以来，围绕曹征路的《那儿》及其他作品展开的底层文学讨论便是如此，在这一讨论中，不少人对底层文学持有强烈的批评意见，而我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正是这些批评让我意识到了我与他们的不同。这一不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身份与自我意识上，我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与之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其他评论家强烈的精英意识有着鲜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识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对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与文学的独特视角。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与历史等方面为底层文学辩护，并探讨其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底层文学的讨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王祥夫、刘庆邦、胡学文、罗伟章等作家已经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之时，却并未在文学界得到足够的认可，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美学，但在我看来，在他们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打工文学）中，恰恰蕴含着另一种美学或美学的萌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的时代，文学批评应该站在文艺发展的最前沿，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创造并引导新的文艺思潮。这对批评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不仅应该具有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敏感，而且应该敏感于整个文学界的发展与变化，并在这些变化中捕捉到新的经验与新的美学因素，从而抓住最具时代精神症候的变化，而这正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不在于以一套固定的文学评价标准去评判所有的作品，而在于在时代的变迁中把握住美学上的新因素这种新因素在挑战着旧有的文学评价体系，也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美学体系的萌芽，我们应该捕捉这些具有生长性的因素，并在与自己旧有知识的碰撞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新视角。
2006年以来，我撰写了以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为主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所针对的问题主要是，五四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在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很多中国文学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世界，文学当然可以表现人类共同的经验与情感那些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但我认为如果某种经验与情感要表达得深刻、细腻与微妙，必然是与脚下的大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所不满的是这样一种状况，20世纪尤其是最近30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内心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经验是那么丰富复杂，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表达，而来自西方文学的某些观念性的东西（如恐惧、暴力、性等），却吸引了不少作家的注意，成了他们写作的主题。在这样的状况下，要不要讲述中国故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便成了我所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在贾平凹、王安忆、王祥夫、郭文斌、付秀莹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尝试借鉴传统中国小说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他们在传统中国文学中发现了巨大的宝库，不再借鉴西方的文学资源，而开始借鉴中国的文学资源，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次巨大转向。但是在我看来，文学资源的借鉴只是初步的工作，借鉴《红楼梦》与借鉴《百年孤独》并无本质的不同，我们需要的不是现代版的《红楼梦》或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表达出当代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著作，而这则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将借鉴转为创造，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以表达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人，也不同于现代西方人的经验与情感。
在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思考过程中，我逐渐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也在与思想界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切磋中明确了个人的想法。一方面，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我更注重当代文化的创造性，主张不归于旧而成于新，我们可以借鉴传统的文化资源，但不必以传统文化为旨归，我们应该在现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我们需要警惕中华帝国心态与扩张的民族主义，需要反思民族主义内部隐藏的阶级压迫结构，我所主张的是与底层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关于70后作家的研究，也是我文学批评的一个重点，这是因为同样作为一个70后，我与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而且70后作家处于文学格局的巨大转折之中，他们与50后、60后作家所处的文学场不同，也与80后作家所处的市场化环境不同，处于一种夹缝之中。在对70后作家的研究中，除了对张楚、阿乙、石一枫、吴君、乔叶、肖勤等具体作家的评论与访谈，我还从整体上分析了他们的处境与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70后80后等概念的产生，便是一种具有症候性的文学事件，这既是去政治化的产物，也是文学革命终结的表征。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初70后作家的概念产生之前，作家很少被以年龄为标志划分类别。在此之前，正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命名所显示的，作家更多地以题材及其所处的文艺思潮被命名，当然在这一命名方式中也会存在年龄因素，但相对于文艺思潮来说，年龄的因素并不占据主导的地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汪曾祺可以和莫言、韩少功等一起被称为寻根作家，为什么马原可以和苏童、余华等一起被称为先锋作家。所以，70后作家这一看似自然的命名，其实质在于以年龄的因素取代了文艺思潮的因素，随着这一命名方式的普泛化，一种稳定的文学秩序便取代了一种可以在思想艺术层面进行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学场域。
但是另一方面，70后的命名也有内在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作家与1950、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无论生活经验还是审美经验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成长经验与背景，他们的美学趣味与偏好，都有不同于前人的独特之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发现这些生活与美学中的新经验、新因素，做出不同于前人的探索，从而创造出新的美学，是值得去努力的方向。我认为70后作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作品与个人体验关系，如何历史地理解现实，以及艺术赋型的能力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他们创作所可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对于70后作家的关注，也是对我自身所处语境的关注，因为我们共同面临着文学的巨大转型。在我看来，最为重要是将我们的处境对象化与问题化，现在我们文学的处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们只有将之纳入历史的脉络中，纳入理论的观照中，才能发现文学所存在的问题，也才能发现真正的生长点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应该具有历史的视野与理论的眼光，仅仅依靠个人的天才与灵感，难以对当前复杂的文学状况做出整体把握与细致分析。
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评论，文学批评还需要关注文学所置身的整个环境，文学在社会与文化领域中位置的变化，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文学体制与文学整体格局的变化，文学与时代、政治、经济的关系，文学与社会学、思想史、文化研究的关系，等等。这样的观察方式让我们不再从一个孤立的视角看待文学，而将文学视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把握文学及其内在变化。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殊性，文学具有特殊的内部规律，我们应该将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结合起来，以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视角来观察文学。在这方面，我也撰写了一些文章，试图勾勒出当代文学格局的变化，并分析其未来的发展趋向。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正在经历的转折，不仅是新时期以来的最大转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转折，甚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最大转折，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去把握文学，在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中去把握当下的文学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项文学工作，也是观察与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都在发生最为深刻的变化：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一个新的世界图景，正在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中国是陌生的，这个世界也是陌生的，甚至连我们自身也是陌生的。我们还需要时间去重新认识自我与文学，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但无疑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转变的精神症候，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最为优秀的艺术品中，隐藏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或集体无意识，它们超越了简单的故事层面，直抵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将我们难以表述的经验与情感以创造性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对这样的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与世界。
我想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大体可以了解我最终通过文学批评想要达到的目的：一是发现并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美学，二是探究人类灵魂的秘密，三是追寻正义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可以说，正义的事业是建立在对人类灵魂探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灵魂，也就不能更坚定地追寻正义的事业，而美学则是我们在探究与追寻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表现形式。另外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在孤立地探究人类灵魂的秘密，也不是在静止的状态中追寻正义的事业，我们是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是在时代的发展之中去探究与追寻，我们探究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灵秘密，但是优秀的作品能够超越时代与国别的限制，从狭窄走向开阔，从自我走向世界，从具体的时空走向永恒。美学如此，正义也是如此。以上当然只是我的一些设想，自己也远未达到，但是作为一个远景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希望在今后的写作中能够去逐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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