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信原理_王祚君著_9787542956019

　　《增信原理》约30万字，分为16章，包括了基本原理、法律结构、市场基础、增信载体、增信定价及其定价管理等内容。作者把增信从信用风险理论中独立出来，自成一体，独树一帜。它不仅总结了美国从金融担保的机构增信过渡到CDS的产品增信这一历史演变和历史进步，而且根据增信原理，倡议创设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创新增信产品及其增信衍生产品，可为推动“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两大国家战略作出积极贡献。

　　因2005年有幸参与中国证监会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ABS）规则的起草工作，笔者开始对增信工具进行关注，并于2006年年底前参与了商业银行对ABS首批试行业务中的5个具体增信协议的起草、制定工作，至此中国增信的历史帷幕拉开了。当时认为，在中国只有商业银行才有资格成为ABS的增信机构。但是中国银监会为了防范商业银行的业务风险，于2006年年底下文禁止商业银行对ABS进行增信，于是增信问题始终萦绕于脑海。
　　由于商业银行被禁止参与增信业务，2006年笔者考察了保险业务与增信业务的相似性，看到美国保险机构也参与增信业务后，认为可以建立以保险公司为增信机构的中国式增信制度。于是，笔者2007年在“中国证券报”上第一个呼吁建立中国增信制度。但后来又逐渐认识到，不仅大型保险机构参与增信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在信用违约风险随机概率化条件下，所有机构（主体）增信都存在巨大风险。 2008年下半年，笔者与天津市政府合作，希望通过设立固定收益产品交易平台（地方金融债权交易所），推出增信产品。在进一步探索美国增信制度后，笔者发现，增信经历了实物增信（黄金与美元挂钩制度）、主体增信（金融担保制度）和产品增信（CDS交易制度）三个历史阶段。实物增信属于货币学范围；主体增信已经在20世纪末完成历史使命；而产品增信虽然经历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却仍然生机勃勃。尽管天津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却与中国第一个增信产品失之交臂。
　　2009年年底，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增信公司一一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债增信”），它于2010年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增信产品一一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它是中国式CDS的规制产品或权证型增信产品，属于投资增信类型。中债增信推出CRMW，完全有利于改善中国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但是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深度不够，使得CRMW效果不佳，进展缓慢。
　　2013年，中国证监会专门设立了债券部门，希望扩大中国证交所的债券（FIS）市场规模。当时中国证交所的FIS市场规模不足1万亿元人民币，其主要产品是公司债。ABS却因禁止商业银行增信于2007年年中停止发行。尽管2013年中国证监会正在重启ABS发行工作，但产品风险仍然制约着发行进程。
　　2016年9月底，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正式认可CRMW，并将其制度化后推向中国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与此同时，我国正式认可并引进美国的CDS，也将其推向中国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自此，中国增信制度完成了从主体增信阶段向产品增信阶段的过渡。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与美国的不同，一方面，中国利率市场化深度不够，CDS/CRMW的功效无法正常发挥；另一方面，中国央企、地方国资与融资平台的FIS，所占中国FIS市场比例高达60%以上，总量可达百万亿元人民币，但均属于融资增信类型，并不适合投资增信类型的增信产品（ CDS／CRMW）。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思想已经上升为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项目融资及其沿途国家融资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高达百万亿元人民币，为中国带来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欧洲复兴计划”的历史机遇；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日趋成熟，但中国国内缺少极具投资价值的商品和资产，债券市场深度不够，缺少资产回笼渠道，阻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此，在中国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一带一路”项目债及其沿途国家的国债，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迅速推进提供数额巨大的资金引擎，而且可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此外，以人民币计价的“一带一路”项目债及其沿途国家的国债，也应属于融资增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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