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漂之后，缘分依旧
作者为简体中文版出版答特约编辑问
特约编辑：惊心动魄的亚马孙河漂流，至赫梅林斯基尝到海水戛然而止，真是意犹未尽。之后你们做了些什么？
凯恩：我们想办法回家，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几乎身无分文。我们在巴西境内接受了他们的媒体的采访，接着《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联系了我们，那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新闻节目之一，当然现在也是。他们表示如果我们同意上电视，就承担我们的回程费用。就这样，我们在抵达大西洋的三四天后，就站在隆冬时节的纽约曼哈顿街头，准备上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了。
我们带的都是露营装备，根本没有适合纽约冬日穿的衣服。我有一个好朋友在纽约，他陪我们拍了些照片、置办了一些衣物。节目组为我们每个人都预订了高级酒店的房间，但我们都挤到一间房里，搭起帐篷、铺好睡袋，在高级酒店露营。长久以来，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一起在亚马孙深处露营的生活了，根本不适应城市、高级酒店。而且纽约当时可真冷啊，本来纽约的冬天就冷，我们还是从亚马孙一下子来到这里，天气加深了心理落差。
特约编辑：你们花了多久才重新适应所谓正常生活？
凯恩：得看你怎么定义适应二字。赫梅林斯基和本兹岱克有许多长时间探险的经验，因此对他们来说转换所需时间并没有很长，可以说他们本来就挺适应不同的地域转换的。对我来说就是另一码事了：我回到自己热爱的家乡旧金山后，发觉要长时间待在室内是件很艰难的事。不过我很快就开始着手写这本书了，写书对我的帮助很大。后来心理学家告诉我，当时书写就像心理治疗一样，我因为河上的各种事而有一些轻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每天坐在书桌前，把一切都写下来，也就让自己把发生的事又回看了一遍，一切再次被展现在眼前让我更好地处理了当时的心结。所以应该说，我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才真正回到正常生活中。
特约编辑：四个人最后分手时，有人哭吗？
凯恩：没有。我们先是一起回到我的家乡旧金山，有几个月的时间，凯特的父母也来了，我们就一起生活。后来我为这本书的出版去英国做推广，我们又见了面。本兹岱克和我经常一起工作，他拍照我写稿，每年我们都会一起在西北太平洋泛舟。赫梅林斯基和我共同完成了多个与亚马孙相关的项目。他儿子马克斯（Max）去年在这里读研究生，整个夏天都住在我家。他们一家去东岸滑雪时也会带上我女儿。凯特和本兹岱克6个月前在英国重聚，有家波兰的户外公司想拍这场漂流的纪录片，采访了他们。赫梅林斯基和我之后也会去波兰接受他们的采访。我们的关系都非常近，分开时就知道会如此，所以并没有特别伤感。
特约编辑：这项首漂全程的成就当时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收获？后来又有人这么干过吗？
凯恩：我和赫梅林斯基两人都成了世界第一，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其实是可以写成这本书，而且收获了很高的评价。它甚至与《马可波罗游记》这样的大作一起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百本最佳探险书。
首漂还带给我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两个女儿上幼儿园时，我会去她们的学校演讲。孩子们总是关注相同的事物超长的河流、超长的头发和超长的脚趾甲。她们会指着我介绍说，你们看，这就是那个有超长脚趾甲的人，这就是那个有超长头发的人，孩子们因此非常开心。这是非常个人化的收获。
赫梅林斯基是个非常有成就的世界一流探险家，他在这个领域有极高的地位，我们首漂之后，他又做了许多与亚马孙相关的项目，帮助其他探险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赫梅林斯基、本兹岱克、特鲁兰和我四人受美国《国家地理》邀请重返亚马孙。我们来到出发地科尔卡峡谷，我写了关于这次旅行的文章，本兹岱克摄影。当时秘鲁正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这样有游客去旅游。我们非常荣幸可以重返，秘鲁把我们当英雄对待。
我们首漂时根本没有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只能靠地图、指南针和当地人时对时错的指点。GPS出现后，本兹岱克和赫梅林斯基多次回那里，去定位亚马孙河的源头。事实上，源头随着气候变化也会有所改变。我们启程地的附近就是曼塔罗河，它比我们漂流的阿普里马克河长几英里，但一年中只有六个月有水。因此亚马孙河的源头仍然存有争议，美国《国家地理》认为两条河都是源头，我们漂的那条是全年性的，另一条则是季节性的。
事实上，亚马孙河的河道也一直在改变。我书中也写到，沿岸村落会因洪水而搬迁，有时河道分出好多个岔口，本来地图上看很近的路线没有了，我们得绕一大圈才能抵达，这是常有的事，当然每次也都让人觉得很无奈、受挫。要知道漂流其实是件很累的事，时间一长，多绕段路可是件大事。
特约编辑：你们一路上是怎么克服心理上的这种受挫感的呢？
凯恩：赫梅林斯基心理素质很棒，仿佛生来如此，而且经验也足够，我就没那么好了。每天12小时划桨、划桨，没有交流，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当时又不可能随身带个手机之类的，你得玩许多心理上的游戏。我看着自己的脑子不断合着桨的节拍转动，可以说跟冥想差不多。我持续这样冥想，直到头脑平静，不然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半途而废吧。赫梅林斯基和我之所以可以航完全程，正是因为我们在心理上成功应对了。这真的很难做到，在那样的环境、情况下，情绪很容易崩溃。深入热带雨林，然后得了失心疯，这是老生常谈的故事了，不过我们是两个人一起，情况要好一些。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心理状态是有转变的，我一度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后来绕过一弯又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转变很重要，我不再觉得航行不到头、每天都没有意义，我相信了尽管一切很难，但我们一定能成功。漂流的每天都有不同，会看到新鲜事物，抵达新的地点，这一点也很鼓舞人。
另外，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写作。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到书约，一路上我都在想自己要怎么写好这个故事，我不想错过任何细节，强迫自己每天做笔记。尽管写作带来的焦虑一路伴随着我，但回家之后反而是写作治愈了我，在河上时它也有极大的帮助。做笔记成了旅途中让我感到最有安全感的事，即使一切都失控，我也依然可以写作，这件事是我能控制的，它就像锚一样让我有一些安定感。
特约编辑：我猜在这个团队中，你最喜欢和佩服的是赫梅林斯基。他后来的生活过得怎样？我也挺想了解一下其他几位的情况。
凯恩：赫梅林斯基后来终于把妻子也接到了美国，两人一起生活在弗吉尼亚。他当然还在探险，是许多亚马孙探险项目的顾问。除此之外他还成立了一家环境工程公司，非常成功，政府盖大楼或建筑修缮都会请他们公司评估。他儿子马克斯也做好了接手公司的准备。
本兹岱克是非常成功的摄影师，他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摄影师，拍过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白宫，在奥巴马首次获选总统时为他拍摄了家庭生活照。他在艺术作品上也很有成就。
凯特一直在英国国家卫生部工作。
杰根森挺惨的，他后来破产了，住在朋友的仓库里，酗酒，最终酒驾导致过失杀人。他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定罪，就在判刑前自杀了。
特鲁兰离开我们探险队之后最后参加了一次独木艇世界锦标赛，虽然没有获胜，但表现出色，现在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他一直热爱户外运动，仍然在登山、划独木艇，同时也为许多户外品牌测试新产品，是职业的试用者，可以说他以户外活动为生。大概五年前的圣诞节，我正在厨房忙活，看到有车停在家门口，定睛一看，居然是特鲁兰，他正好开车从附近经过，特地来看望我，当时我们已经许多年没见了。
我并不知道比格斯的动向，只知道他在南非。奥登达尔也是，他离开美国后再没回来过，我和他也毫无联系。
特约编辑：书中奥登达尔的个性很独特，时隔多年，你觉得当时对他的认识准确吗？
凯恩：我现在想来，他就是精神变态，有点反社会型人格。
特约编辑：我有个疑惑你们在到达普卡尔帕之前，夜间在河中央划船时，你说后面有个阴影在追你，赫梅林斯基朝你大喊走！，那阴影是什么？
凯恩：是当地人驾着自己的小船试图追捕我们，他们很快放弃了追我，但一直盯着赫梅林斯基。赫梅林斯基后来告诉我，他在黑暗中把他们击退，然后迅速划桨逃走。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当地人追赶我们的真正意图，好在我们都没事。在我们离开之后，那片区域变得非常危险，毒品交易变多，暴力事件猛增，有不少再次尝试漂流的探险者在那里被杀或是受伤。我们非常幸运。
特约编辑：漫长的探险旅途中，幸运与否非常关键吧？
凯恩：确实如此。每当我回看那趟旅途，我都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幸运。首先我完全不是一个合格的、能从亚马孙源头成功抵达入海口的人，航完全程就是幸运。另外，作为一个作者，我也很幸运有机会捕捉到这样的故事，要知道仅仅是远行本身就有太多事可能出错了。还有一个很幸运的事是能遇到这么好的旅伴，收获一生的友谊。他们并不是我选择的，之前我们素未谋面，我唯一认识的人是奥登达尔，我从这样的人开始，最终却迎来一群挚友。
不过话说回来，幸运只是一种加持力，你得时刻准备好，幸运降临时才能借力接招。就赫梅林斯基和本兹岱克而言，他们了解亚马孙，有许多经验，也非常努力，当他们幸运地碰上首漂的机会时，完全做好了迎头而上的准备。他们是依靠努力、借幸运之力获得真正成功的人。
特约编辑：你在书中引用了杰根森的日记，他是出版了当时的日记吗？还有哪位成员也为此行创作了作品？
凯恩：他并没有出版。奥登达尔倒是也出了一本关于首漂的书，标题打得非常聪明，我的书叫《航向亚马孙》（Running the Amazon），他给自己的书取名《漂向亚马孙》（Rafting the Amazon），不过滞销了。
特约编辑：之后你从事过其他探险、写过别的书吗？
凯恩：我后来又去了厄瓜多尔境内的亚马孙雨林，写了第二本书，是关于雨林中的原住民华欧拉尼人的。当时美国石油公司要开采那里的石油，但外界其实并不确定华欧拉尼人是否依然生活在那里。石油公司当然宣称那地方无人居住。神奇的是，华欧拉尼人居然写了一封信，并且成功寄到了美国。他们在信中说自己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完全顺从命运，被石油开采公司夺走土地，他们中甚至有人惨遭杀害。我找到《纽约客》（The New Yorker），希望可以做调查报道，他们同意了。我的出版商则说，带本书回来吧。就这样，我重返了亚马孙。我原以为那就是三个月的事，但我在雨林中进进出出，一共花了五年时间。我找到华欧拉尼人的部落，他们是亚马孙雨林中传统保存得最好的部落之一。我发现石油公司所做的一切确实会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随着故事一步步展开，部落中一位20岁左右的男孩最终作为证人来到美国，我还带着他进了白宫陈述。
这本书其实应该算作调查纪实，但过程中我和华欧拉尼人一同在亚马孙雨林中旅行了很久，在雨林中迷路，差点饿死，还差点被杀。当时我其实对华欧拉尼人的习俗和禁忌一无所知，他们是勇敢的战士，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他们的许多禁忌。多年以后才有学者告诉我：你可真是太幸运了，一般情况下，他们早杀了你了。又说到幸运（笑）。
除此以外，我和厄瓜多尔亚马孙雨林中的其他部落也相处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特约编辑：给读者讲讲你现在的生活吧！
凯恩：我现在在华盛顿州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定居，有一个自己的非营利性土地保护机构，主要是和尼斯卡利印第安部落（Nisqually Tribe）一同协作，保护尼斯卡利河1，重新提高河中三文鱼的数量，这里已经有两种三文鱼接近灭绝了。
尼斯卡利河和亚马孙河有许多不同，几乎可以说是它的对立面，后者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我见识过它的不同流段，而尼斯卡利河全长只有80英里（大约130公里），从冰川源头开始直到普吉特海湾入海，驱车一天就能走完。不过怎么说呢，它是条河流，沿岸也有原住民生活其上，河流滋养、保护着他们，因此它又和亚马孙河非常相似，只是小了很多。
不论是和亚马孙雨林中的原住民还是和尼斯卡利印第安人在一起，我都觉得无比荣幸。被原住民文化包围的感觉非常特别，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太深厚了，而我们呢，说到底不过就是从欧洲移民来的。也正是因为他们与土地的关系紧密，所以保护土地、自然资源与保护原住民文化不可分割。在这里是三文鱼，在亚马孙则是土地权益，人们得争取继续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那里不少原住民是猎人，他们也需要土地进行狩猎。离开了土地、自然，或许他们依然可以生存下来，但他们的文化就消失了。
所谓文化，得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存活，而不是在博物馆里。生而为人，我们最基本的权益就是自己做决定，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速度决定改变或是不变，也只有这样，人才能在心智上保持健全、完好。一下子把更好的世界强加给你，根本不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想想该如何给他们更多时间。我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环，使所谓高速发展慢下来，让原住民有时间慢慢适应，而不是被迫接受突变。
摘录自《航向亚马孙》，[美]乔凯恩 著，冯克芸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9月，定价：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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