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历史实践：从康熙到路易十四_刘星_9787509396650

　　本书探讨了近代初期中西法律概念的变迁，以及这一变迁和个人经历、政治斗争、法律职业、话语背景的联系，并研究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在近现代是如何对撞的，对比中西法概念的语境和自身的内在逻辑，将理论与实践、人物与背景等具体关联的细节机制揭示出来。内容涉及法律是怎样实践的，法律一词的使用、翻译，法律概念的语境、社会政治背景，法学理论与个人实践、法学权*，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叛等。

　　本书于10年前出版。现在最没有争议的事情可能就是时间飞速逝去，于是，一切关于本书的写作和思考，仿佛很容易回到眼前。今天看，当然是我自己觉得，本书的写作目标、理论预设、叙事策略和讨论的基本内容依然有意义。原因在于，中国的语境中，关于法律法学历史比较研究的话语传统几乎没有明显的更迭。

　　没有更迭，也许是令人欣慰的表现，因为法律法学的话语稳定有利于法律制度框架的稳定，还有利于这种制度的统一性和普遍性。但中国依然处于转型时期，还可能是较长时间的，而社会思想上越来越不服谁的现象似乎还是与日俱增。如此看来，所谓稳定和现实转型之间便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法学家的稳定预期还是会落空的。简单再说一次，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一成不变(庞德语)，也几乎毫无新意亦于事无补。怎么稳定，怎样避免一成不变?知易行难，这一直是两边不得罪、号称稳健的语句判断的软肋。就此而言，法学有必要允许在紧张关系中寻找切入点，进一步，允许不那么稳定的思考，尤其是具体、微观一点的，从这一个推入另一个的，尽量不要大词化的中庸。针对法律制度，法学的历史比较研究不免有间接、迂回的意思，其试图通过某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建制潜入法律制度的思索建制。而如果具体化，寻求思想、事物、人物、场景的微观联系，能在法学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推演并有序展开，且由此不知不觉地对法律制度的当下思考产生一点摇动，就是值得努力的一项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当年定下的一个小目标，依然有价值。

　　这次修订做了一些事情。首先，修改了书名，原版是《一种历史实践近现代中西法概念理论比较研究》。之所以修改，是编辑及出版社其他朋友们的建议。他们认为现在的书名会比较活跃，也更有情景感。我赞同这个想法，因为，即使是认真的学术作品，注意语词的更好展现依然是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越来越重视叙事策略的年代。其次，凡引用涉及他人观点的，尽量换用最新版本。再次，翻译文献，尽量换用晚近的。最后，一些文字或信息讹误，尽力清扫订正。

　　要特别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靳晓婷编辑。她一直给予鼓励和支持。对这本书，又是一如既往。而且她对修订版编辑孜孜不倦，颇为令人感动。当然还要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总是以不断出书的方式给予鞭策，使我觉得只有继续写作，用心写作，方能不愧这份诚挚的惠泽。

　　刘　星

　　2018年7月于北京慈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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