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_（英）迈克尔·曼著陈海宏译_9787208139503

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力性质系列研究的第二卷。迈克尔·曼分析了从工业革命到*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权力关系的历史。他主要关注于法国、英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的发展。根据这些细致的帝国研究，作者提出了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兴起、阶级冲突、现代国家和现代军国主义的新理论。

新版前言

本书非常大胆且雄心勃勃。它描绘和解释了150多年间世界先进国家的权力关系的发展，并借助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权力理论来加以阐释。读过第一卷的读者会熟悉我的论点：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四种社会权力的来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IEMP模型）来解释。这些权力来源产生出互动网络。它们的边界不是重合的，相反，它们是交叠、交错和交织，有时则融为一体。它们抗拒社会科学家给出的简单的一元论的社会解释。更重要的是，它们否认社会行动者有能力充分理解自己的社会境况。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类的行动有些不可预测，因此也不断推动社会变革。

但是，与另外三卷不同，这一卷没有那么大的视野。它不是全球史。有一位热情的评论者，在书评开始用了恢弘这个词，结语是这一卷仅凭其鸿篇巨制就已出类拔萃，深度的分析更显示作者的洞察与决断。（Snyder, 1995: 167）。但是其他评论者因看到这一卷的视野比第一卷缩小了而倍感失望。在这一卷，我自始至终仅仅聚焦于欧洲和美洲。我收缩视野，首先是因为在漫长的19世纪，欧洲及其白人殖民地构成了当时世界上的权力锋刃。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地区文明逐渐支配了全世界的社会权力的全部四种来源。这种支配地位并没有延续很久，但是到1914年7月，即本卷所涵盖时期结束时依然非常牢固。不过，本卷的焦点还要更集中一些，因为它基本上忽略这些列强的全球帝国。因为上述两点，人们批评我的欧洲中心论。但是，我觉得这种批评是张冠李戴，因为本书明明是只讲那个时代世界的一部分，尽管是当时最重要的部分。我从未想过忽略那些全球帝国或世界整体，而这些是第3卷和第4卷的内容。

在我决定聚焦于领先的发达国家时，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因素。人们经常对我的方法提出质疑。我承认自己在方法论方面缺乏自觉。我只是干活，【viii】而没有怎么考虑我的方法。布赖恩特（Bryant, 2006）和雅各比（Jacoby, 2004）对我的方法论和本体论做出了远胜于我的解释。不过，确实有一些实践模式是我追求的。首先，我聚焦于权力锋刃，即任何时间节点的最先进文明，从而缩小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这在第2卷里非常明显，我只讨论了欧洲文明的5个领先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以及美国（以及扮演串场角色的俄国）。

其次，我在自己语言能力的范围内尽我所能地阅读有关这个权力锋刃的一切文献，但是当我发现进一步的阅读仅仅给我的论点增添一些细节或微小的限定时，我就停下来了。在阅读早期历史时，这一点比较早就到来了，因为我能阅读几乎所有出版的东西。但是为第二卷做准备，对于我是一次学习的经历。我最初的设想是，我的叙事要包括帝国历史，要写到现在。即便在决定聚焦几个国家后，阅读所能找到的哪怕一半文献的计划也不能实现。因为这意味着要花费的时间太多，要写的东西太多。因此，我把帝国部分留给第3卷（并增添美利坚帝国和日本帝国），第4卷才写到今天。

因此，第2卷只完成一半，就已经太冗长了。我发现，如果我要一直探究到当前的时代，那就不仅需要多写一两卷书，而且要更有选择地阅读。幸运的是，科技给了我帮助。网络在线功能的发展便利了我阅读量的缩减。在撰写第3卷和第4卷时，我已能够通过搜索相关的在线大学教学大纲而进入一个历史时期或问题。教学大纲能够让我了解学生需要阅读的专题书目，其中更好的大纲还能让我初步了解当前的争论。然后通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极好的图书馆资源，我利用上网看到的杂志的最新书评，进一步了解当前的思考。我很快就学会如何鉴别书评。我喜欢那种清晰地概述一本著作观点的书评，而不喜欢沉溺于自我，只是表达自己观点的书评。然后我去阅读挑选出来的著作。这种方法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我更多地引用著作而不是杂志论文。这也是在罗杰斯布鲁贝克当面指点后我才意识到的。不过，阅读并不总是对我处置书籍方式的最恰当描述，因为我常常劫掠它们，通过目录和索引查看与我搜寻的问题相关的章节，略过其他章节。当然，这在学术上是一种罪过，但是鉴于今天的学术生产如此浩大，凡是做总体性研究的，只能如此。

【ix】在贯穿全书的方法论中的第三个特点是，一直在理论和材料之间互动，先提出一个一般概念，然后用历史证据来检验和打磨，然后再回到理论，然后再回到材料，如此循环往复。在有一点上，这一卷与第1卷不同。我在第1卷里指出，在解释欧洲为什么率先现代化时不能使用比较方法，因为没有这种原生突破的其他个案（日本令人瞩目的突破是通过有意识地适应欧洲制度实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欧洲与一个个案加以比较。这个个案本来有可能突破，进入工业资本主义，但是实际上没有做到。这就是中国。不过，在第2卷里，我运用了比较方法，因为欧洲开始分裂成民族国家，它们有明显的边界，它们在发展中有足够多的相似与差异，使得我们可以对它们做比较分析。有的读者把我在第1卷对比较方法的排斥视为坚持一种原则。其实不是。那是一种实用态度。在这一卷里，实际情况使我可以做比较研究。

不过，重申一下，这一卷表达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的历史观，比历史学家更关注理论问题，但比社会学家更关注历史。这一卷没有第一卷那么宏大的地理和历史跨度，但主旨依然如此。

让我来讲一下我自以为它的长处。在此我继续阐述我在第一卷里提出的观点：社会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系统性的。认了社会是由权力网络──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构成的，它们没有相同的边界。这些网络是交叠、交错和交织的，它们形成的单位要比大多数社会学家所认同的单位松散得多。我在第9页已经提及，在这一卷所涵盖的时期，国家逐渐固化成具有某种程度的边界性的民族国家。但是，它们依然与更广大的西方文明纠缠在一起。后者是一个基本的身份单位，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竞争性。因此，社会学的主要概念社会就在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不断地变形。但是，单个民族单位的相似与不同，以及它们在各自臣民/公民生活的历史周围建筑笼子的事实，使得我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

这些比较围绕着我所确认的两个现代主要行动者：阶级和民族国家。我认为，这二者不能像通常的看法那样被视为完全互不相干。它们也不是对立的，相互挖墙脚的。相反，经济和政治权力是相互纠缠着发展的，相互影响而不是相互削弱。

【x】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最新潮流有可能模糊这一点。当我开始写这一卷时，阶级分析正如日中天。所谓的社会史主要聚焦于阶级关系，尤其是工人阶级。然后对这种过分的偏重就有了以一般的文化转向为形式的反弹，文化取代经济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就阶级而言，这是从话语、符号交流的角度进行讨论的，而不是从具体的劳动关系或物质生产工具的角度来讨论的。这种情况是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传统左派衰落的结果。但是新左派也在兴起，关注的焦点不是阶级，而是身份认同权利，特别是性别和族裔的权利。论述性别关系的学者转移了人们对阶级分析的注意力，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人关注阶级与性别的关系。但是，关注族裔的学者实际上忽略了阶级关系，那些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学者尤其如此。于是，阶级和民族就被分割开来，放在不同的盒子里，最初阶级最重要，后来民族取而代之。这就模糊了实际情况，即阶级和民族是一起相互缠绕着发展的。例如，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民族战胜了阶级。但是，我们在这一卷和第3卷里会看到，他们的相互关系远比这种说法复杂得多。

我相信，本书会是现有关于现代国家的最好论述。第3章展现我本人的现代国家理论。我的观点是，由于国家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民众构成对各个国家的压力不同，国家最后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这个观点能够更好地应对真实世界政治生活的杂乱状况。其次，我对5个国家的论述立足于对其财政和雇员记录的详细统计分析之上，在这种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我能够进一步做出一些宏大的历史概括。在这段时期，国家的主要功能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之初，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筹措资金进行战争。查尔斯蒂利有一句名言：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Tilly, 1975: 42）。但是，我认为，上述论断也仅仅适用于到19世纪中期为止的欧洲。无论蒂利还是我的模型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其他大陆。事实上，森特诺（Centeno, 2002）发现，这种论断只是在负面意义上适用于拉美历史。拉美的国家很少制造战争，因此它们始终比较弱小。赫布斯特（Herbst, 2000）就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也下过类似的论断。因此，那些地方的问题就变成为什么它们不打仗？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民事功能，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公共卫生以及最初的福利国家萌芽已经开始与战争功能竞赛了。【xi】于是就有了民事/军事二元国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国家保持了这个特点。到20世纪末，许多国家主要履行民事的功能，丧失了其原有的主心骨。从我引用的材料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在它们的领土上发展了比以前更大的基础权力，尽管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整个财政规模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并不比19世纪初更高──因为经济增长实际上略微高于政府规模的增长。它那时还不是一个利维坦，它也没有像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么科层化。美国总统哈里森（1889-1893年在位）在星期天会亲自去打开白宫的前门，因为那天是男管家的休息日。

我的政治权力分析的第三个长处是，我把重点放在民族国家的兴起上。这就给我经常遭到批评的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非常规区分提供了进一步的论证。政治权力关系在这一时期的角色更多地取决于集体权力（经由人民的权力）而不是个别权力（支配人民的权力）。战争成本的增大带来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而这意味着人民及其互动网络被逐渐动员起来，并被纳入民族。我所使用的隐喻是，他们被关在民族国家的笼子里，被入籍。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主要根据各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的型构，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也变得各不相同。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力关系在发达世界里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在决定劳工冲突的后果时，没有具有民族特点的政治权力那么重要。

就阶级而言，在这一卷所覆盖的时期，资本主义有惊人的成长，由此产生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阶级的发展，如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聚焦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只是在16章讨论中产阶级，在19章讨论农民。我证明，农民有能力形成比马克思所主张的程度更高的集体组织，中产阶级则非常纷杂，远远不具有通常人们认为的那种民族主义情感。我在《法西斯主义者》（2004）一书里证明，他们并非比其他阶级更容易接受法西斯主义。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这些阶级都极端重要，因为工业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权力结构。一些社会学家批评我用太多的篇幅论述阶级关系（理由是阶级已经过时），他们似乎没有抓住漫长的19世纪的实际情况。

【xii】但是，从两个意义上看，工人与资本家雇主之间的阶级关系是含混不清的。首先，工人觉得自己受到剥削，但是为了糊口，他们必须在日常基础上与雇主合作。因此，对于工人和雇主双方来说，冲突与合作乃是时时需要做出的选择。其次，当工人组织起来时，就出现了三种可能的团结方式：整个工人阶级的阶级团结，特定行业工人的部门团结以及特定企业内工人的单位团结。在此，我认为，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无论冲突采取三种方式的何种组合，用政治权力关系比用经济权力关系可以做出更好的解释。具体地说，被政治权力排斥的工人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建立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越可能认可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张，革命的前景比改革的前景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因此，从阶级、社会主义和革命情绪的角度来排序，首先是俄国，然后是奥匈和德国，再后是法国和英国，最后是美国。

现在我们来看看对本卷的批评和误解。有些人把我对阶级觉悟的不同情况的分析解释成法政治权力关系比经济权力关系更重要，因此这本书是以国家为中心（例如Tarrow, 1994; Mulhall, 1995）。对此我不能苟同。在第737页我的结论部分，我区分了我称之为二元决定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到1815年为止，经济和军事权力关系在社会的建构中具有支配性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权力重心转移，到19世纪末，经济和政治权力关系（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占据支配地位。表面上，这似乎使得经济权力关系具有某种优先地位，人们很自然地会假设，这两个阶段对应着第一次和第二次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启动。这也意味着，发达世界变得愈加以国家为中心，而这正是我在这一卷的主要论点之一。但是，这些二元性质是对非常复杂的实际情况的极度简化。我应该承认，我自己也一直对这类简化有点不舒服。对其他时代和时期的类似极度简化会看上去有些不同。

就阶级关系而言，我应该指出的是，最重要的是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而从政治权力关系的角度能够更清楚地阐释。如果说这个时期的任何地方都有劳工的不满呼声，那么从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权力关系的角度可以得到解释。同时我也承认，为了解释部门组织和单位组织的出现，我们还需要注意行业和公司结构。【xiii】资本主义的结构显然也是任何一种解释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当我们把这一点与政治权力关系结合起来后，我们就能够对阶级的后果做出一种充分的解释。但是，在这个时期，我无意于把政治权力提升到经济权力之上。

乔治劳森（Lawson, 2006:491）认为，我的整个著作里可能包含着一种没有言明的等级：军事权力在顶层，接下来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最后是意识形态权力。我认为这时一种误解。鉴于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都忽视军事权力，我的论述可能显得太多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比其他两种权力更不稳定。它们有时在世界历史重大时刻勃然兴起，黩武主义会发动改变历史的重大战争，意识形态权力偶尔会导致人们的世界观的超越性的革命变革。但是，军事权力平时会待在忙于自己生意的军人集团的厢房里。同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权力基本上在复制统治的权力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在这一卷里，军事权力在这个时期的开始和结束时很重要（殖民地例外，在那里一直很重要），在20世纪它再次变得更重要了。在这个时期，意识形态权力从未达到很早以前世界宗教出现时期的高度，也没有达到20世纪世俗意识形态的高度。我在第4卷结束时会对权力来源的相互关系和相对重要性做出更一般的论述，但我反对对它们做出一种简单的等级排序。

欧洲在1815年以后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因此，在这一卷里，军事权力关系实际上的出场要少于第1卷和第3卷，主要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一头一尾。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我们会看到军队相对摆脱了文官政府的控制，而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中很重要。我在第21章讨论了这一点。在第3卷里，我简要地回顾了这些原因，应该指出，除了原来关于这次大战原因的解释，我还进一步强调了千年之久的欧洲黩武主义和帝国主义传统。这一章受到好评，因为它从许多方面对我的人类社会整体模型做了最清晰的证明。正如我在第796页所做的结论，战争出自于交叠交错的权力网络的互动所导致的意外结果。没有人能够控制或预测其他国家、阶级、政客和军队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1914年8月开始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从而导致了在第一卷里兴起的那种欧洲权力的灭亡。【xiv】在20世纪上半叶阶级关系的结局中，军事权力关系也扮演了某种角色。只是在两次大战中遭到失败的国家才有真正的革命尝试。我在第3卷里将论述这一点。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我的最基本观点：如果不考虑几种社会权力来源的交织情况，我们就无法解释任何时期的重大社会发展。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经济、军事、政治的决定论都必须受到拒斥。但是，在这一时期，除了殖民地不在我的论述范围外，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在先进国家里，军队已不是封建军队了，准军队和内战都很少见。这里讨论的战争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实际上，此时此刻，只有发展脱离文官政府的军人集团，才能维持军队的独立，使军队不受政治权力的支配。

再看意识形态权力。一些人批评我具有太多的唯物主义、工具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我的模型在原则上与上述无关，只是在实际论述时有时会磕磕绊绊。我更喜欢意识形态这个词，而不喜欢文化、话语，这倒不是因为我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的──唯物主义者有时这样说。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是指一种超越经验的宽泛的意义系统。文化和话语是过于笼统的术语，涵盖了一切信仰、价值观和规范乃至一切表示某种意思的观念的交流。在这样泛泛而谈时，它们就预设了理想领域和物质领域之间的反差，后者导致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久远论战。物质可以被视为与文化相对立的自然，或者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经济/军事利益共同体（如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的看法）与建构主义的对立，甚至是结构与能动性的对立。

这种二元对立的论战是永无休止的。在一段由唯物主义理论解释一切的时期结束之后，我们现在又看到用文化解释一切的种种理论。正如我以前指出的，民族和种族已经取代阶级，成为研究的对象。它们被说成是文化的，而阶级被说成是物质的。在讨论它们时根本不涉及阶级。文化的和种族符号主义理论基本上取代了唯物主义解释民族和种族的理论。30年前，法西斯主义是用资本主义和阶级来解释的，现在它被视为一种政治宗教。我在《法西斯主义者》和《民主的阴暗面》中提示，这不是进步，而只是在同样片面的理论之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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