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文集（套装共20卷）_[苏联] 高尔基著_9787020108244

　　本文集二十卷，全部为高尔基的文学作品（暂不包括剧本）。1-8卷以短篇小说为主，兼收其他一部分短文，计二百三十多篇，其中一百余篇是第壹次译成中文的。9-20卷是中、长篇小说。所有入选的旧有译文，均据原文重新校订。与我国历次出版的高尔基作品集相比较，本文集收入的作品较为完备、系统，译文质量上乘。此次集中全面地推出高尔基作品，希望能为广大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一个具有研究和收藏价值的版本。
　　部分译者介绍：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
　　夏衍（1900－1995），男，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汝龙（1916—1991），江苏扬州人，著名文学翻译家。
　　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苏联文学专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壹位外交官。他翻译的高尔基名篇《海燕》，被列入中国中学语文教材。

　　高尔基文集总序
　　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广场，至今矗立着高尔基的纪念像，它的底座上镌刻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俄罗斯历史悠久、影响颇大的《文学报》报头上，高尔基头像也和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并列，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代表，每周出现于读者面前。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计划编辑出版的八十卷本《高尔基全集》仍然在陆续问世，系列丛书《高尔基：资料与研究》《高尔基档案》等连续出版物还在继续出版，国际性的“高尔基系列报告会”依旧是每隔两年如期举行一次，历届学术报告会的论文也随之结集出版，代表高尔基研究新水平的专题研究著作仍在不断出现。这一切都表明，人文科学研究并不总是像时局和市场那样变动频繁。显示于俄罗斯高尔基研究领域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民族文学和文化遗产的坚定守护。岁月的流逝和历史风云的变幻并没有使人们都像一些与时俱进的评论者那样，认定高尔基及其作品早已过时，而是依然感觉到他的文学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基于同样的认识，我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版三十多年前初版的二十卷本《高尔基文集》。这是我国出版部门为广大读者提供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一项十分有益的举措。
　　一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俄罗斯伏尔加河畔下诺夫戈罗德市一个木工家庭。他幼年丧父，在开染坊的外祖父家度过童年，仅上过两年半小学。母亲去世后，十一岁的他就开始进入“人间”独立谋生，先后当过鞋店学徒、轮船洗碗工、圣像作坊学徒、装卸工、烤面包工人、杂货店伙计、车站守夜人和律师事务所秘书。由于“过早地目睹了人间的贫困与丑陋”（罗曼·罗兰语）和外祖母去世而产生的憋闷，一八七七年在喀山，这位十九岁的年轻人曾开枪自杀，结果肺部受伤，复原后回面包房继续干活。难能可贵的是，这期间，他依靠刻苦自学、漫游俄罗斯和在社会“大学”中学习而获得了广博的知识，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一八九二年，阿·彼什科夫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在老作家柯罗连科的引导下，从一八九五年起，高尔基先后在萨马拉和下诺夫戈罗德的几家报社担任编辑和撰稿人，同时继续发表作品。一八九八年，他的两卷本《特写与短篇小说集》出版，进一步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注意。一八九九年，高尔基第一次来到彼得堡，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也于同年在那里的《生活》杂志上刊出。二十世纪初，他在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和莫斯科“星期三”文学小组的活动，使他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人物。他还积极参与反对沙皇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虽几经搜捕、关押和放逐，却仍矢志不移。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后不久，高尔基由芬兰出国，途径瑞典、瑞士、德国和法国，一九〇六年三月到达美国纽约，同年秋折回欧洲，择居于意大利卡普里岛，并在那里完成长篇小说《母亲》。
　　从《马卡尔·楚德拉》的发表到《母亲》的问世，是高尔基创作的第一阶段。高尔基是带着热情和焦虑、带着“过于饱和的印象”，呐喊着进入文坛的。他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鼓舞他们起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充满理性与爱的新世界。这就决定了他这个时期的创作具有社会批判的思想指向，呈现出追求以气势与力度取胜的基本格调和刚健明快、激越高亢的总体美感特征；也决定了他不拘一格，无论创作方法、题材选择、体裁样式，还是表现手段、语言风格，都是灵活变通，丰富多样。他的作品以巨大的情绪冲击力而“开风气，振人心”（茅盾语），不仅在当时的俄罗斯文坛吹起了一股清新的风，而且以空前的艺术力量震动了俄国社会。
　　仅在创作活动的第一时期，高尔基就已在各类体裁、各种文学样式上一显身手。他的作品，举凡小说、童话、故事、散文、特写、随笔、戏剧、诗歌、寓言等，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每种文体皆有佳作。他的最大成就无疑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但也写出了《底层》（1902）这样的剧本，不仅震撼本国剧坛，更演遍欧洲舞台，横荡天涯，经久不衰。一曲《海燕之歌》（1901），以象征和寓意的手法，传达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气氛，诗句挺拔而意境高远，问世之初就在广大读者中不胫而走，至今仍广为传诵。《时钟》（1896）和《人》（1904）等篇，熔哲理和抒情于一炉，既有透辟精湛的议论，又凝聚着巨大的感情力量，成为现代散文艺术的又一典范。《屠犹暴行》（1901）不过是作家记载亲眼所见的一桩事实的特写，却能成功地把驳杂繁复、混乱不堪的场面和特定的氛围十分清晰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取舍精当，剪裁得体，点面配合而错落有致，取得了绘声绘色、可感可闻的艺术效果。
　　在短篇小说领域，高尔基更是得心应手，名篇迭出，且手法决不雷同。如《在盐场上》（1893），不仅画面鲜明，人物语言极富个性色彩，而且结构布局甚为高妙：开卷从容不迫，收笔无限低回，中间以戏剧性的冲突组织高潮，起承转合自然流畅，首尾呼应，深刻隽永，耐人寻味。《有一次，在秋天》（1895）和《盲人之歌》（1901），则把充满真情实感的叙述与逼真形象的景物描写结合起来，构成独特的意境，并每每插入精彩的抒情性议论，用深沉、悲愤的旋律喊出了俄罗斯人的心灵苦痛与朦胧向往。在《万卡·马金》（1897）中，作家欲扬先抑，成功地运用了美丑对照、烘云托月等艺术手法，突出了那位外表丑陋的同名主人公的道德力量，使一个篇幅不大的短篇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艺术是世所公认的，但是对于他的长篇小说，不少论者却颇有微词，甚至连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沃罗夫斯基也认为他的“大部头小说都写得不成功”沃罗夫斯基：《论文学》，程代熙、陈燊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1页。。沃罗夫斯基所指的是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福马·高尔杰耶夫》《三人》（1900）和他在国外完成的《母亲》（1906—1907）。关于《母亲》，作家本人后来在回忆录《列宁》和《〈母亲〉法译本序》中都谈到：由于“写得很匆忙”，它的缺点显然是存在的。这当然不只是歉辞。平心而论，仅从艺术角度着眼，即使把《母亲》同作家的其他作品相比较，也可以看出它的不足。但是，这种不足并没有妨碍这部小说在当时和以后成为一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它毕竟最早表现了“第四等级”的意识觉醒及其为改变自身命运而进行的大胆尝试；而且，艺术上的不足并非作家才力所限。对此，沃罗夫斯基曾引用“忧郁的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两句诗予以说明：“斗争妨碍我成为诗人，诗歌妨碍我成为战士。”批评家正确地指出：“高尔基毫无疑问是一位诗人……然而像我们所看到的，他给自己规定了‘向人们指出生活中光明和善良的东西’的课题，而这就已经意味着从诗歌转向斗争。他也正就是在这里，碰到了自己的对头。”同上，第346页。作为一位真诚的艺术家，高尔基不可能拿艺术来吞没公民感。相反，他倒是常常把公民感、使命意识以及作品的社会效果，看得比艺术更为重要，于是便出现了《母亲》这部为了公民感而部分地牺牲艺术的作品。但是，对《福马·高尔杰耶夫》和《三人》却不可作如是观。前一部小说显示了高尔基善于观察生活和刻画人物性格的才能，提供了俄罗斯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商人阶层生活的内面史，并标志着作家正在走向以更宏阔的规模对当代生活做出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三人》则更胜一筹，它成功地塑造了伊里亚·卢尼奥夫这一出色的社会心理典型，表现了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一代俄国青年的苦闷与挣扎、追求与幻灭，形象地传达出那个时代的思“变”心理、探索热情和危机氛围。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曾异口同声地称赞过这部作品，绝非出于偶然。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高尔基在各种体裁的创作上皆有成就，他仍然并非一名自觉的文体家。他只是随时准备运用各种文学样式，只要这些样式适合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激情。在创作方法的运用上，他也同样毫不拘泥。从《马卡尔·楚德拉》《少女与死神》（1892）、《小仙女与青年牧人》（1892）和《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充满异域情调和神奇色彩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作家对于浪漫主义的浓厚兴趣。但是，现实主义毕竟是高尔基的主要艺术方法。他主要是借助于现实主义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绘制了俄罗斯生活的一幅幅真实图画，当之无愧地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契诃夫之后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当然，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尔基，也并未和浪漫主义绝缘。他的小说中感情色彩浓烈的叙述语言，用重墨泼染的无数风景画幅，时而不惜中断情节进展而插入作品的抒情和议论文字，对人物心灵中闪光点的着意发掘和放大，都表明他与浪漫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这样说仍然不能充分说明高尔基创作方法的多样性。他的短篇小说《水泡》（1900）就是一篇借鉴表现主义方法写成的作品。主人公伊·伊万诺夫因为成了“著名的天才小说家”而给自己举行单人新年枞树晚会，枞树上挂着一张张赞美其作品的剪报，还有一些动物玩具象征着批评其作品的评论者。他把这些小动物奚落一番之后，便将剪报铺在沙发上，躺上去尽情“享受”。这时，“荣誉”女人光顾了他，把他带到“当代的帕纳斯山”——诗神居住地。他发现自己变成了水洼中的一只水泡，周围也全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泡，它们你推我搡，吵嚷不休，不时迸裂，又有一些新的水泡出现。不久，他自己也终于胀破了。原来这是南柯一梦。作品运用象征、寓意、梦境等手法，表现了文坛弊端和某些作家的心态，形式新颖，别开生面。《马车夫》（1895）、《一场噩梦》（1896）、《瓷猪》（1898）和《谈魔鬼》三篇（1898、1899、1905）等作品，也采用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方法，且铺陈自然，手法娴熟，不露斧凿之痕。在《福马·高尔杰耶夫》中，作家把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联想、梦境、幻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在虚实结合、扑朔迷离的描述中，揭示出福马欲追求自由和人道的生活，却难以一下子摆脱财富桎梏时的内心波澜，看似头绪紊乱，实则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复杂心理和精神动荡。看来，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也并不排斥灵活运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各种艺术手法，远不是仅仅对生活做“照相式的机械反映”，更不是只反映“表层真实”。
　　刻画性格，塑造人物形象，高尔基总是从给读者造成强烈印象这一要求出发，借助肖像描写、细节描写和个性化的语言，在大反差的对比或尖锐的冲突中，凸现形象的性格特征。请看《圣诞节前夜》（1898）中作家给故事讲述者的画像：“此人身材细长，颧骨突出，是个秃子，在他那焦黄的顶门上头发掉得一根不剩。他两腮凹陷，两旁颧骨鼓得尖溜溜的，颧骨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紧得发亮，脸庞上却布满了一丝丝的皱纹。”寥寥数笔，便勾画出一个显然是被挤到底层、落在污水坑中的人物。《该隐与阿尔焦姆》（1898）中的那个该隐，则是“尖尖的脑袋，黄黄的瘦脸，颧骨和下巴上长着一绺绺坚硬的红毛……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在帽檐和稀疏的红眉毛下面滴溜溜转来转去。”在这里，作家借助肖像画笔画出了一颗卑微的灵魂，一个谄媚的个性。有时作家并不借重肖像描写，甚至也不求助于心理分析，却同样能使人物的个性鲜明突出。如在小说《查理·曼》（1906）中，全篇几乎没有直接描写主人公肖像和心理的文字，只是通过他那阴沉的目光、冷淡的、干巴巴的语言，永远是不紧不慢的动作，非常人所能理解的处事方式，使一个极度自私、异常冷酷的性格跃然纸上。《切尔卡什》（1895）则以漆黑的夜晚、沉睡的大海和浓重的乌云为背景，在紧张的走私活动和因分款而引起的直接冲突中，呈露出切尔卡什和加弗里拉对金钱的不同态度，从而刻画出两者迥然不同的性格，表现了各自的复杂心理，成为作家“流浪汉小说”系列中的上乘之作。另如《我的旅伴》（1894）、《老搭档》（1898）、《该隐与阿尔焦姆》《红头发瓦西卡》（1900）等作品，都是在激烈冲突或鲜明比照中分别勾勒出“我”与沙克罗、“拐子”与“想得开”、该隐与阿尔焦姆、瓦西卡与克秀什卡等人各自的鲜明个性，构成一组组彼此依存、又互为反衬的形象，给读者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
　　有时，高尔基主要借助于个性化的语言来突出人物的个性，如小说《骗子》（1897）中普罗姆托夫的语言就极有代表性：
　　“生活就是赌博！我把一切（其实等于零）都当赌注下在自己的牌上，而又老是赌赢……除了我的生命之外，没有输掉其他东西的危险。”
　　“我总认为，夺取比央求好……”
　　“你可以对自己采取毫不懊悔的宽厚态度……人不管怎么生活，终归一死；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呢，自幼就忍受不了道德。”
　　“善于撒谎是一种高级享受……也许一切谎言都是美好的，或者反过来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谎言。”
　　“除了我自己的信条之外，我什么都不信！”
　　“人把畜生带坏了……总有一天，畜生也会变得像您和我一样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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