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机器时代_胡泳；王俊秀_9787508693385

《后机器时代》汇集了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这里既有对个别互联网案例的分析与解读，也有对信息社会中新格局、新秩序的宏观探索；既引入了互联网的前沿研究方法，也体现了对新社会形态的争锋思辨。这是一次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面向全球互联网的集体发言。

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正在被重新定义和解读。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及其衍生技术给世界格局带来了重新洗牌的机会，所有关于互联网新技术的讨论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的再利用和再分配。

随着新兴智能技术的发展，很多人产生了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代表人物如霍金、比尔盖茨等，他们曾公开表示对具有人类意识的人工智能将统治或毁灭人类的忧虑。但事实上，人们更应关注的是眼下新技术对人类原有秩序的扰动和对原有社会结构的挑战。这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交通、住房、娱乐、城市发展等。本书就从法律、经济、社会等不同学科出发，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跨界观察。

《公地》文丛总序

2016年是《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的中文版问世20 周年。有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这本引领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开山之作，我请这本书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教授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他这样写，大家总是着眼于有多少关于技术发展的预测是准确的，抑或是失误的，但是，与一个真正的、堪称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相比，这些都只是细枝末节，事实上微不足道。25 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促进全球达成共识，乃至实现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真实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我也曾经期待，中国可以由于其体量、决心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从而在引领全球互联网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这段话说明互联网走入大众视野20 余年后，这一全球化的虚拟空间的演化与当初一些先行者的预期呈现出巨大的不同。《数字化生存》一书的结语，标题叫作乐观的年代。尼葛洛庞帝自称天性乐观，他说，我们无法否认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

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尼葛洛庞帝和其他的数字乐观主义者坚信，计算机与互联网将使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当然，对于这些眼里只有闪闪发亮的比特的人，批评者也不少。政治学家卡斯桑斯坦认为，尼葛洛庞帝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疏于考虑新技术应该被置于其中加以看待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现实。

互联网的解放性正在被替换为压制性吗？互联网正在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走向四分五裂的巴尔干化吗？互联网上的旧大陆和新大陆会产生重大对抗吗？这些就是让尼葛洛庞帝忧心忡忡的互联网实情。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变得更加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可调和。

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能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的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

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剥夺，也被大企业所侵害。很多人发现自己站在十字路口，不确定是应该允许一切照常，还是该拥抱更多的规制。比如，言论自由和隐私就是人们矛盾心理突显的两个领域。

出于历史的原因，现有的互联网规制和治理就如同中国人常说的九龙治水，来源多样，彼此重叠，甚至相互冲突。民族国家的尺寸在跨越地域的互联网上显得奇怪，然而它们坚持对自己地域的管辖权。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通过用户协议规范用户的网络行为，而技术的开发者又不无代码即法律的傲慢，用户机会与全球性的网络生态就这样被多股力量所塑造。令人惊异的是，在一个高唱消费者至上用户为本的时代，用户不仅失语，而且倍感无力。

互联网上的三股力量

政府、市场和公众构成了互联网上的三股力量，也带来了互联网的三种治理模式。第一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可以称之为新威权模式，或者叫作网络威权主义，它能维持适度的市场竞争，但强调网络设施由国家所有，推动国家支持的互联网产业，并通过宣传、监控、审查极大地限制个人自由。第二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具有强烈的技术乌托邦色彩，有人将其命名为加州意识形态，夹杂了控制论、自由市场思想和反文化的自由意志论。第三种是以公众为中心的模式，我称其为公地模式，它的相对极端的表述是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

这三股力量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又互相缠斗。加州意识形态从宏观层面上塑造了今日加州自由开放的硅谷，并从技术角度上影响了此后的半导体产业、PC（个人电脑）产业和互联网。虽然这种模式标榜自由市场，但它也催生了比如信息高速公路这样的国家行为。奇特的是，加州意识形态还衍生出赛博文化，其要旨是通过技术项目实现技术乌托邦。通过用技术系统来表达设计者的梦想，互联网被视为解放和民主的催化剂。在这种对互联网的历史性解释中，互联网生来就是要打破政府的桎梏，典型的表达是约翰巴洛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今天我们都知道，赛博空间根本无法独立，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敌不过新威权模式和大企业的操控。就连巴洛的互联网主权概念也被完全挪作相反的用途，斯诺登事件不过是这种情况的经典反映。仍然对互联网心怀理想的人为此发出夺回互联网的呼吁，比如，知名密码学专家布鲁斯施奈尔就严厉抨击说，政府和产业背叛了互联网。

通过把互联网变成巨大的监控平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破坏了基本的社会契约，大公司也是不可信任的互联网管家。施奈尔给出的行动建议是：揭露你所知道的监控现实，重新设计互联网，以及影响互联网治理。在重新打造的互联网公地中，全球性的互联网治理理应依赖于崭新的、以全球网络社区为中心的体系，而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

互联网为每个人赋予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创造、学习和共享资源，它不受个别机构、个人或政府操控。所以，各国政府不应该单独决定互联网的前途，全球数以十亿计使用互联网的人才最有发言权。最好的方式是让国家和政府退后一步，以便协调和整合各自的不同，积极促进公民社会和企业在全球治理、合作与沟通中发挥作用。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至于企业，它们既需要关注经济上的公地环境，比如对基础设施或者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否足够，也需要更多地考量政治上的公地环境，只要想想在一个民主公正的社会中做生意会有多么顺畅，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今天企业赖以运行的环境，本身就是政治决策的产物。

关于法治和产权对一种稳定的经济系统的作用，历史上的例证比比皆是。就像良好的治理是企业高绩效的必要前提一样，善治也是高绩效国家的必要前提。让一个国家拥有健康的民主文化，也完全符合企业自身的利益。

在互联网发展的最近10 年里，技术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无论是工具、平台，还是人们对这些工具和平台的使用和理解，都显示出一种明确无误的演化：互联网终于由工具、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者制度形式的层面。我们将面临一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正因如此，围绕互联网的公共讨论和学术话语正在发生一场从强调可能性、新鲜感、适应性、开放度到把风险、冲突、弱点、常规化、稳定性和控制看作当务之急的迁移。

我所说的这场冲突，将构成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它不仅关乎信息自由，更关乎我们能否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

对于民间社会而言，这样的冲突更让世界各地的公民相信，互联网正走向一个制定大宪章的时刻，必须要求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和公民的连接权利。正如英国的贵族们在1215 年制定《大宪章》来约束不受欢迎的国王约翰的权力，在《大宪章》诞生800 年之际，网民也应组织起来限制政府和企业的权力。

互联网的宪章时刻存在三个突出的主题。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不少国家以强调安全之名牺牲公民自由与隐私，导致安全与自由之争在网络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见。数字社会的复杂性质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与安全的概念。个体公民更加关心自己的数据被何人掌握，政府则看到电脑犯罪、黑客活动、恐怖袭击等占据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我们有可能同时在网上获得自由与安全吗？

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要求我们重新界定信任的边界，并在数字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用户现在可以方便、灵活地收发各种信息，这给网络法与网络规范造成了空前的挑战。法律和规范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总是落后于技术的发展。网络行为如何在规制与规范下得以发生和展开？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如何保证？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否能共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当中，到底怎样建立数字信任？这种线上的信任又怎样与线下的责任感、透明度等关联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网络接入权与网民素养是网络社会的基石，个人因此赋权，知识借此传播，从而确保不会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进的互联网列车。在这里，填平数字鸿沟不仅意味着网络接入权的泛化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还涉及上网设备的成本、用户的技能、应用ICT（信息通信技术）的时间与机会，以及用户使用网络的目的和影响等多个参数。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比如，年轻的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颠覆了传统精英的位置，致使整个社会弥漫着后喻文化。然而，数字

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养以及新的伦理，尤其是在年长者对年轻人引领的网络规范充满狐疑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数字时代的连接是否最终会导向赋权，以及赋权的对象是谁。

为了回应这些主题，我们集合全国的一批有志于从各个方面探讨互联网未来的优秀学者，通过开展独创性的研究，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面向全球互联网发言。我们把这些研究成果汇集为年度的《公地》文丛。

我们反对把互联网视为单一的实体，而是将其看作一种不同技术、平台、行为和话语的集合，它们与社会互相激荡、共同演变。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从历史延伸至当代，以使人们了解和挑战对互联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的理解和假设。我们涵盖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文明变迁，财富历程，认同与主体性，政治与民主，技术、知识与媒介，产业与管理，数字权利与网络治理，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至于我们的努力效果如何，就交给你们亲爱的读者来评判。

希望年年见到你们。

胡泳

2016 年岁末于维也纳大学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