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官私手工业的经营形态_陆德富著_9787532590247

本书就以下四个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一，西周春秋时期的工商食官制度及其演变；二，战国时代官营手工业的经营形态；三，战国时代民间私营手工业的经营形态；四，国家对私营手工业的控制与管理。

绪论

（一）

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称：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这个大变革之会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横向上看，这时期的变革纷繁而复杂，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的层面。杨宽先生在《战国史》绪论部分把这种变革概括为：（一）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得以提高，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小农经济成为君主政权的基础；（二）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进步；（三）随着经济的改革，政权机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革。这其中包括官僚制度的推行和郡县制的推广等；（四）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文化和学术也相应发生变革。纵向上看，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相当深远。比如，战国时代确立的官僚制度，在后代曾长期被沿用。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战国时代确立的郡县二级制，后世虽然也曾转化为州郡县三级制、州县两级制、路州县三级制，但是把它们的源头追溯到战国时代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这一时期的各种政治、制度、文化变革，历来研究者甚多。杨宽先生《战国史》和李学勤先生《东周与秦代文明》两书，分别立足于文献与考古资料，对战国时代的历史作过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有关战国时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所发生的变革，前人已经做过不少研究，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这三者的研究成果表现得并不均衡。概言之，农业经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果颇丰，而工商业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界进行的几次大讨论，为农业经济的研究营造了氛围。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建国前后的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以及所谓五朵金花中的土地制度历史的探讨，都把焦点集中于古代经济中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农业。这使得战国时代以及此前的商代、西周春秋，此后的秦汉的农业生产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大家根据相对丰富的文献记载，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简牍资料对农业生产工具、农业发展水平和作用、农业劳动者的身份地位以及土地制度的历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大量的成果问世。

相比较而言，同时段的工商业研究相对冷清，尤其是系统的研究更是不多。这是因为工商业对古史分期问题来说不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且文献中有关工商业经济的史料相对较少，对工商业的制度以及劳动者的记载也很不充分，客观上导致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我们在很多历史著作中所看到的对战国时代工商业的论述还停留在工商食官制度瓦解，民间私营工商业者大量出现这样的宏观层面上。至于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具体的过程又是怎样，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深入讨论。

其实，就重要性而言，工商业是不应忽视的。无论从经典作家的理论阐述，还是从古代中国的实际情形来看，农业是古代社会主要的生产部门，这一点是明确的。但工商业也是当时重要的生产领域，相关的研究应该是古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对农业经济形态的探讨，目的是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为指导来辨明古代社会的性质。探讨工商业的经营形态，对我们更加全面，更加立体地认识古代社会也是大有帮助的。

在古史分期的讨论中，也有人对工商业的经营形态做过研究。有些魏晋封建论者认为，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都是以工商业的比较发达为特征的。战国秦汉时期工商业中的奴隶制关系也是决定社会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志。工商业并不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我们不能以工商业中的奴隶制关系来作为判定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但是他们对工商业生产中的劳动者身份以及生产关系的重视，则是应该肯定的。我们应该对当时的官私手工业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展现手工业复杂的经营形态来更深刻地认识战国社会的性质。

在史料方面，原先存在的关于手工业经济资料较少的状况，由于大量地下资料的出土，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使我们较为深入、全面地研究战国时代的手工业经济成为可能。20世纪以来，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如铜器、简牍、玺印封泥、陶器、漆器等，很多都和手工业有关，是我们研究战国时代手工业经济的宝贵资料。学者已经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需要深入研究。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利用这些出土的资料对战国时代的手工业经济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整理，也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主要研究战国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所以将篇名定为战国时代官私手工业的经营形态。本文所说的官私手工业是指国家经营的官手工业和民间的私营手工业。国家对官营手工业的经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官营手工业生产机构及官吏的设置；官营手工业当中劳动者的构成和地位；对官营手工业生产活动的管理等。对私营手工业经济而言，它的经营需要从劳动者类型、销售形态、国家对它的管理与控制等方面加以考察。

（二）

前人对战国时代手工业经济的研究取向，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基本上从传世文献出发来谈战国时代的手工业经济。较早的成果有李剑农先生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该书对战国时代的手工业经济的论述比较简略，资料的搜集、运用上颇不全面。傅筑夫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先秦部分就要好得多，该书搜集了战国时代传世文献中有关手工业经济的绝大部分资料，探讨了官营手工业中的工匠的身份、官营手工业的产品种类以及私营手工业的类型与经营形态。在此之后的一些经济史著作，在文献资料的运用上都没有超过该书。

早期的专门研究手工业经济的著作，在论述战国时代手工业经济的时候，大多也只是利用了传世文献。比如童书业先生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该书着眼于古代工商业历史的发展脉络，按照时间顺序，阐述了各时期工商业所呈现的面貌。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通史著作，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不过限于体例，其中的战国部分比较简略，并且也还是从文献出发的。这一点在以后的很多手工业史或工业史著作中也表现出来了，如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刘国良《中国工业史》、季如训《中国手工业简史》、郑学檬《中国企业史古代卷》等。因而，学者们对战国时代手工业经济的描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由于客观的原因，早期的著作不能充分地利用出土的文字资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各类古文字资料不断出土，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之后，新出的经济史或手工业经济史著作就必须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否则，对于历史学而言，这是一种遗憾。

战国时代手工业经济的另一种研究取向是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出发，结合传世文献对战国时代的官私手工业经济进行探讨。这方面的成果比较丰富，以下按照不同的研究材料，挑选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加以介绍。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它们的书写年代为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竹简内容大体反映了战国时代秦国的情况。《睡虎地秦简》中的《工律》、《金布律》、《工人程》是关于秦国官府手工业经济的法律文书，很多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吴荣曾先生撰写了《秦的官府手工业》，利用睡虎地秦简的相关资料，探讨了秦国对官营手工业的管理，官营手工业中劳动者构成等问题。高敏先生《云梦秦简初探》一书中也探讨了秦国的工商业制度。栗劲先生的《秦律通论》、宫长为先生的《试论<秦律>中的手工业管理》都利用睡虎地秦律论述了秦国对官府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在秦国对官府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这个问题上，前人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我们知道，战国时代东方各国的库不但是贮藏机构，而且还具有生产功能，有些国家的库甚至还作为囚禁犯人的场所，反映战国时代情况的《银雀山汉简库法》就体现了这一点。裘锡圭先生在《啬夫初探》一文中曾运用《库法》来探讨战国时代库的生产职能，这种讨论无疑加深了我们对战国时代库的认识。

齐国、燕国、秦国地区的陶文也是我们研究战国时代官私手工业经济的重要资料。高明先生《古陶文汇编》序言部分、郑超先生《战国秦汉陶文研究概述》从整体上介绍了战国时代各国的官私陶文以及研究状况。

燕国的三玺连钤式陶文和齐国的莅事类陶文所在的陶器都是官营制陶业生产的，这类陶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官营制陶业的组织和管理。从格式上看，还有一些齐、秦、燕陶文所在的陶器并不是官营的产品，很多都可以划归为国家控制下的私营制陶业产品。齐国陶文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它有些大概属于半公半私的性质，这类陶器可能是一种由工商食官向个体手工业过渡的制度下生产出来的。无论如何，这些陶文对我们认识战国时代私营手工业者的来源及其居处、手工业生产形态等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俞伟超先生《秦汉的亭、市陶文》、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李学勤先生《秦国文物的新认识》、袁仲一先生《秦代陶文》都曾对秦国特有的钤有亭、市印记的陶文以及秦国那类特殊的咸某里某、咸亭某里某陶文做过研究。虽然他们对咸亭的含义以及市是否兼营手工业有不同意见，但这些研究无疑加深了我们对这类陶文以及秦国私营手工业的认识。

有关齐国陶文的相关论述更多。朱德熙先生《战国文字中所见有关厩的资料》、李学勤先生《燕齐陶文丛论》、高明先生《从临淄陶文看里制陶业》、李零先生《齐、燕、邾、滕陶文的分类与题铭格式〈新编全本季木藏陶〉介绍》、孙敬明先生《齐陶新探》、《从陶文看战国时代齐都近郊之制陶手工业》都从齐陶文出发，结合文献资料进行陶文的考释和官私制陶业经济的研究。诸家在一些关键字如敀以及旧或释乡的那个字的释读及其含义上有不同见解，对标有地名和姓名的陶文的性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另外，有些学者还通过陶文来研究当时的地方行政制度和社会经济形态。王学理先生《亭里陶文的解读与秦都咸阳的行政区划》一文，通过秦国那类特殊的咸某里某、咸亭某里某陶文探讨了秦国咸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陈家宁先生《从齐国文献看战国时齐国的社会经济战国齐陶文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对比分析了齐陶文和《管子》、《国语》的相关记载，指出古代确曾实行过生产者分工并按照职业对士农工商进行居处划分，同时指出《左传》所记载的齐国官制、量器制度及其换算关系是可信的。蔡礼彬先生《从出土材料看战国时代平民手工业者》利用考古资料和出土的陶文对战国时代的民间私营手工业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平民手工业者多是几个家族混居在一地，各自以小家族为生产单位；生产技术多数只在自己狭小的家族范围内或师徒间传继。此外的研究成果甚多，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战国时代的大量铜器铭文，是研究当时官营手工业经济的重要资料。战国时代，随着器物监造和物勒工名制度的逐渐确立，有关手工业生产单位和手工业劳动者的记载也就丰富起来了。从部分国家的兵器铭文上，我们可以了解该国中央和地方的手工业生产机构。兵器铭文上有手工业者的名字，有些在姓名前加上隶臣、臣等表示身份的名称，这对我们探讨战国时代的官营手工业中劳动者的构成很有帮助。有关我们所说的这些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多，散见于相关的刊物和论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学者对各国铜器铭文进行了综合整理并作了研究，如黄盛璋先生《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沈融先生《燕兵器铭文格式、内容及其相关问题》，苏辉先生《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邹芙都先生《楚系铭文综合研究》，王辉先生《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等。这些按照国别汇集铜器或兵器铭文的论著，使我们得以全面、高效地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黄盛璋、王辉两位先生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关官营手工业生产单位、监造制度、手工业者构成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见解。这些都是要常常参考的著作。

战国古玺和秦封泥中也有不少关于战国时代各国设置的管理手工业生产的职官和机构。李家浩先生在《楚国官印考释（两篇）》一文中指出，铸客并非一般所说的从事冶铸业的高级雇工，而是楚国的官名。这就纠正了以往对铸客的认识。叶其峰先生《试释几方工官玺印》一文对三方古玺中所见的铸师、铸罍（实当释为徙盐）、织室作了讨论。他认为铸师是管理冶铸业的工官，铸罍是管理铸造铜罍手工业的工官，而织室是管理纺织业的工官。赵超先生《铸师考》考释了两方关于燕国冶铸业职官的铸师玺，他指出铸师、冶师和工师是不同地区对同一职务的不同称呼，其含义是相同的。另外，他还顺便讨论了齐国陶文中那个众说纷纭的字，他认为此字可释为州。刘瑞先生《秦工室略考》一文，对见于秦封泥、睡虎地秦简以及秦兵器铭文中的工室的来源、发展作了详细的研究，很多见解都值得重视。其他论及封泥和古玺中手工业机构的文章尚多，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有关秦封泥和战国古玺资料，也有一些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前者如周晓陆、路东之两位先生编著的《秦封泥集》、傅嘉仪先生编著的《秦封泥汇考》汇集已出土的秦封泥，并逐条加以考释。朱晨先生的《秦封泥集释（中央职官部分）》汇聚诸家对秦封泥中所见的中央职官的考释，并参以己见。王伟先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对秦玺印封泥所见的职官、地理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更为难得的是，此书搜集了一些未刊的或发表于不易见的刊物的封泥资料。这三部关于秦封泥的著作十分便于检索利用。关于战国古玺的最新成果有施谢捷先生的《古玺汇考》，该文将各国古玺分为官私两大类，然后再按照地域对战国古玺进行考释，使我们能够掌握战国古玺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三部著作，查找战国时代各国的手工业生产机构和职官。

在单项的研究之外，部分学者利用各种出土资料，宏观地探讨了战国时代的种种问题，当然也包括对手工业经济。比如李学勤先生的《战国题铭概述》一文就对战国时代古文字资料中官营手工业的生产机构以及工匠的身份、齐国陶文中私营生产者的居住方式等做过讨论。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的社会等级部分，李先生利用出土资料探讨了官府手工业劳动者的构成，并再次说明市、亭不是生产机构。杨宽先生《战国史》中的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节综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对战国时代的官私手工业作了宏观的描述。裘锡圭先生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Ⅰ》工字条、《战国文字中的市》，《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啬夫初探》等论文对战国时代的手工业生产机构、职官以及手工业劳动者的构成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论述。俞伟超先生《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考察》对战国秦汉时期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者构成进行了考察，表明了他对战国秦汉仍然是奴隶制社会的看法。何琳仪先生《战国文字通论》对战国时代各国的古文字资料进行分类、综合，对手工业生产机构以及手工业劳动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指出三晋兵器铭文中的冶是冶尹的省称，冶不可能是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工匠，很有启发性。这些优秀成果都是利用出土资料研究古代史的典范。

此外，我们还要介绍四部利用古文字或考古资料研究战国时代手工业经济的专著：一是日本佐藤武敏的《中国古代工业史研究》。本书第一章综述先秦两汉手工业的发展与构造，以下六章按照手工业的部类分别讨论其起源、制作与经营形态，计有绢织物、麻织物、漆器、青铜、制铁、制盐业。作者不但全面占有文献史料（先秦两汉文献中有关手工业生产的资料几乎被搜罗殆尽），而且还最大程度地使用了当时所能利用的出土文字资料与考古实物资料，对先秦两汉的手工业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很多见解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佐藤氏注意到我国古代史上存在着氏族手工业者，并引用日本古代史上的同类现象来加以比较。这是颇具启发性的。

二是魏明孔主编、蔡锋先生执笔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这部著作在体例方面十分详备，包括了手工业生产类型；手工业生产制度、政策以及管理体制；手工业者的身份和地位；各手工业部门工艺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该书汇集了很多考古资料，便于我们查找先秦时期的手工业遗址。

三是董珊先生的博士论文《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他在归纳整理战国时代各国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之上，着重探讨了战国时代的工官制度和题铭制度。董先生还就燕齐陶文中陶工的身份、齐国陶文的性质、赵国中央手工业机构中的工匠身份等一些和我们论文有关的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值得仔细研读。在论文的最后，董先生将制造业放在战国时代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指出战国时代的官府手工业可以分为公、私两大系统。它们分别相当于西汉财政机构中的大司农所领导的国家财政系统和少府所领导的皇室财政系统。这个精辟的见解对我们理解战国之际的历史变化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另外，这篇文章所使用的资料以及参考文献都很翔实丰富，可以说是笔者从事手工业形态研究的基础。

四是陈振中先生的《先秦手工业史》。作者根据1998年以前的所有发表的考古报告、报道和一部分内部资料，按照作者所划分的手工业的门类，分别讨论了养蚕织丝和麻、毛、棉纺织技术的发明和进步；陶、瓷的发明及工艺进步历程；铜、铁、锡、铅、汞等古矿的开采、冶铸与青铜器、铁器制造的发明和发展；金银器、玉器、骨器、漆器、木作、玻璃器、皮革用品等制造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及其工艺的改进；木石、金属工具的制造与逐步改进；建筑、建材、酿酒、煮盐各业的创始与发展等。本书旨在探究先秦时期各个手工业门类的发展历程，通过实物资料、统计数据来展现手工业科技水平的发展，整体而言更侧重于技术层面的探讨，不过，本书的最后一章探讨了三代手工业的经营形式、特点及性质，这一部分则与本文的关系较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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