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马识途文集》中的第十卷和第十一卷，是一套特殊的个人回忆录。《沧桑十年》是作家对“文革十年”个人经历的回忆，从1966年夏天，马识途从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岗位上被下放写起，直至1979年1月25日被彻底平反，详尽记录了“文革”十年间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文字简朴直白，却声情并茂，抒发了作家真挚的情感，是国内关于“文革”记录的重要文本资料。《百岁拾忆》马识途在百岁之际追怀过往、反思历史的回忆录，是他学习巴金说真话的书。马识途的人生波澜壮阔，多姿多彩。本书从他的家世、童年写起，追忆了他求学、参加革命、搞地下工作的精彩故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建筑和科研管理工作、身经各种运动的漫长、坎坷的历程。他的旺盛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创造力，都让人赞叹不已，油然而生见贤思齐的念头。

　　104岁老人讲真话的书，他的经历之丰厚，生命之顽强，鲜有人能比。经过地下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幸存下来的高级干部的深刻反思之作。
　　我们今天出版关于“文革”的作品，不是揭疮疤、翻旧账，而是正如季羡林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所以该书的出版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值得向大众推荐。

　　序
　　◇季羡林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入这场浩劫的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轻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是“海客谈瀛洲”，他们决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面，许多真正蹲过牛棚、受过迫害的人们，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记忆中那些极可宝贵的经历，特别是受迫害的经历，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损失，绝不是个人的问题。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另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出版了我写的《牛棚杂忆》。我的主要论点是：不管是打、砸、抢者，还是被打、砸、抢者，我们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糊涂油蒙了心，做出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后者是在劫难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丢掉了性命。我自己属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跳进了牛棚，险些把小命丢掉。然而我却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还在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不也是糊涂油蒙了心吗？
　　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犯了以后怎样对待。对待之方，不出两途：一是掩盖，一是坦率承认。前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结果是往往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个时候，旧病复发。轻则病魔缠身，不能自脱；重则呜呼哀哉，终天抱恨。我个人认为，聪明人，还有点良心的人或组织或国家民族应采取后者的态度。中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蚀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之光辉。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两类人至关重要：一类是害人者，一类是被害者。那一群广大的旁观者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应该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对那些害人者也应该区别对待。绝大部分是由于糊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对这种人，我只期望他们反躬自省，这对于他们今后做人会有极大的好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当年我在德国曾参观一个法西斯集中营，一位当年的“犯人”今天的幸存者告诉我们说：“一个法西斯看守人员，每天晚上必须亲手枪毙一个‘犯人’，陈尸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则就睡不着觉。”中国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这个法西斯有何区别！畜生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吗？然而，这一小撮人，虽然当年被划为“三类分子”，而今有的却一变而飞黄腾达，有的竟官据要津了。难道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伏的癌细胞吗？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实际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他们有幸成为这一场空前的、千载难遇的悲剧的参与者。其中有一些“自绝于人民”者，无从追踪了。我们这一些厚着脸皮活下来的人，决不应当错失良机，无所作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像我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我们当年的遭遇，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宝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前不久，我发表了我的《牛棚杂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同一些明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在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我舞笔弄墨一辈子，并没有特别垂青于《牛棚杂忆》，写的时候也是颇为随便的。可是最近听人说，我写到《牛棚杂忆》，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棚友”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感到极大的失望。现在“棚友”马识途同志的《沧桑十年》可能就要问世了。马识途“棚友”的经历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经历，同我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他肯写出来，对我来说，实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觉得他的写法同我不完全一样，他写得更详尽，更质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
　　人民的一片赤诚。
　　是为序。
　　1998年6月4日
　　前言
　　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作“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这就是中共中央于1981年6月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又说：“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同时这个《决议》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功勋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确实的。
　　这场所谓“革命”一开始，就把中国投入到一片混乱和荒诞之中，一切法纪秩序和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一切公认的是非标准完全颠倒，所有生产都几乎停顿下来，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所有的曾经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忠诚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全被打成反革命，许多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被抓被关，被批被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多少革命元勋，包括堂堂的国家主席和许多元帅，不明不白地死去。许多正直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弄到死无葬身之地。而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却窃夺国家大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一些跳梁小丑忽然加官晋爵，上蹿下跳，浑水摸鱼，胡作非为。多少悲剧、闹剧、笑剧一幕一幕地上演，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身不由己地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每个人的灵魂都做了公开的展览。而这一切却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上演的。这场悲剧直到“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才落下了帷幕。
　　经历过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身受其罪的人，真是终生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但是，这一起旷古鲜见、世界少有的历史事件，问起我们的儿女辈来，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还有一点模糊印象；问起我们的孙辈来，他们却连“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一无所知了。我的外孙就是这样，我的女儿对他说起我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听起来简直以为是在说神话，他无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如此说来，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除开从历史书中抽象地了解到一点历史概念外，他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惊人事件，他们的祖辈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荒唐岁月。至于那时特有的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请罪”、“武斗”那些具体景象以及“跳忠字舞”、“打语录仗”、“佩大像章”、“传杧果”这种令人发笑的喜剧情节，他们再也无法想象了。若干年后，恐怕要有专门的历史考证学家来发掘、考证和注释这些中国土产的专有历史名词。这种事情在官方的文书里，在历史档案中，未必有详细的记载和形象的描写。
　　后世的人们谁能想象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这样的怪事？党的革命领导干部，一夜之间，统统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许多人被号称“最高统帅的天兵天将”的红卫兵抓起来关上，给他们的头上戴上种种帽子，给他们造出种种离奇的谣言，印出种种批判的材料，在“无产阶级”的报纸上登了出来。在那些“文明监狱”里，对那些真正的老革命恣意进行人身侮辱和非人的虐待，无休止地向贴在墙上的偶像请罪，半天半天地不叫休息、不让喝水，没完没了地批判斗争。把你拉出去戴上几尺以至一丈多高的高帽子，还插上几尺长象征反动官僚的乌纱帽翅子，叫你身上穿上麻布，颈上挂上沉重的木板，木板上写着各种名目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常用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走资派”。有更残酷的是将木板用铁板和钢丝挂在你的颈上，立刻叫你的颈上鲜血长流。那些天兵天将的“革命派”把你用根绳子牵起来，在大街上游街，后面跟着一大串像送丧似的造反派的“专政队”。还有别出心裁的，叫走资派在手里提起小锣，边敲边叫“我是反革命走资派”、“我是混蛋”、“我是……”等等他们发明的无论什么罪名。甚至有的创造性地在走资派的脸上涂上墨或黑油漆，以证明他的确是“黑帮”。如此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总之,谁把“走资派”折磨得最惨，最有创造性，谁就最高明。这样的荒唐事情谁要表示反对，那就要遭到拳打脚踢，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据说这是根据某种经典上的规定和北京来的“次高指示”。把你拉到街上去示众和游斗完了，再拉回单位细细地整治你，把你弄上台去批斗。最标准的做法就是叫你站在台上，听任“专政者”把你的身子压折成两段，使你的头快要挨着脚背了。如果听任你的头自然下垂，那就便宜你了，他们要抓着你的头发，强力叫你的头仰起来，向前方看，以便于让台下的群众看看你的“丑恶的嘴脸”。在这同时，要你的双手在背上倒举起来，像一个喷气式飞机的翅膀。这就是“喷气式”的来源和实际景象。
　　应该说这还是最常见最普通的斗争方式。在那个“英雄世纪”里，是不乏酷刑的发明家创造出各种名目的特殊斗争形式的，要列举出来，真叫罄竹难书了。多少死去活来的惨叫，多少腰断腿折、耳聋眼瞎的残废。多少不知怎么忽然失踪的善良人、忠诚的共产党人，多少待死囚徒气坏了身体，磨白了头发。多少含恨而死的真正的老革命，多少自以为在为保卫伟大的谁，去参加“武斗”而白白死去的无知青年。多少祸从天降，殃及池鱼，横遭杀戮的无辜群众。多少被夷为平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和平民房舍。多少被抢劫、打烂和烧毁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图书资料、历史档案。谁能想象得到中国会遭到这么惨重的历史浩劫？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谁也不会怀疑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出发，为了把中国的革命继续进行到底，是在无数善良的干部和群众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善良愿望下进行的，是在无数诚心诚意革命的青年怀抱极大的狂热下进行的。我敢说除开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和阴谋家外，上上下下，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想把中国的革命搞得更快更好，想要防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然而谁能想到竟然弄到这样的结果？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损失了成千成万的好干部，使中国白白浪费了十几年宝贵的建设时光，损失了几千亿的财富。
　　然而，正是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带来如此恶劣的后果，才更可怕，才使有头脑的中国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这样的怪事？它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怎么才能使这种浩劫不致重演？
　　有的人想要大家把这一切对于党、对于领袖、对于当领导的许多老革命，特别对那些红卫兵、造反派说来，都不能算是自己历史上光辉一页的事，尽可能快地忘记掉。告诫大家不要再去回忆和议论“文化大革命”。他们这种做法的动机无疑也是善良的，虽然这对于党、对于领袖、对于人民未必有什么好处。历史事实是抹杀不了的，产生的根子没有被挖掉，同样的悲剧还会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那形式可能更为暴烈，那后果可能更不堪设想。
　　有的人把这一场历史悲剧，简单地归罪于某些政治阴谋家如林彪、康生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之流的破坏和捣乱。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似乎已经成为法定的历史结论，可以安抚许多受害的干部和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历史深层次的原委，也不能使大家的头脑变得更清醒起来。正如把历史上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几个宦官、内戚和佞幸之臣，以至把一切罪过归于一个妇人一样的荒谬，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有的则更简单地把原因归于最高领导人的性格弱点和心理缺陷，这当然也可以找出许多事实依据，言之成理。有时某些事实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历史的一时进程。然而这却直接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定理，英雄人物只能在历史上起推动或阻碍历史的作用，而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在中国历史的条件下，最高领导者如是另外的一个人，也可能干出同样甚至更为荒唐的事来。
　　显然，要找出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必须找出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必须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经济背景、政治沿革、文化心理、国际环境，以及领导人的气质个性、国民的劣根性等等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轨迹。以这样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才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接受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怎样才能防止这种历史的重演。
　　然而这一切都必须本于历史事实。只有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生动的具体的事实，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回忆那一段历史事实，是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是必要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亲罹其灾的政治家，特别是文艺界的同人们，应该用自己的笔把自己亲历的或见闻的事实记录下来。
　　我想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用回忆录形式记录下来，在我被点名批判斗争的第一天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在被批被斗被关监的时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时我已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听任他们那些革命斗争勇士们拉来扯去地斗个没完，哪有工夫来写回忆录。就是我写的片纸只字、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要受到极其严格的检查。他们无中还可以生有，真要有片纸只字给他们拿到了，将有什么样的大祸临头，那就不言而喻了。那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唯一的以至是狂热的愿望，就是活出来。一定要活出来，看一看那些响当当的“革命派”们的精彩的表演，特别是他们的下场。我从来不相信那些跳梁小丑，会真的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当权者。我相信他们的下场绝不会比我们更好。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76年的金秋十月，“四人帮”和以造反为职业的天兵天将的坏头头们，被揪了出来，由人民的法庭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他们的徒子徒孙和在各地的代理人纷纷垮台，昔日的跳梁小丑，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造反派的英雄们也夹起尾巴，听候发落。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我这个被他们踏上一只脚认为永世不得翻身的“死老虎”，忽然又活了过来，重见了天日，落实了政策，那时叫作被“解放”了。流落的家人得到团聚，涕泪滂沱。许多老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了，幸存下来的总算又得机会见面，唏嘘不已，恍如隔世。文学界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更是绘影形声地用形象来描述那荒唐世纪的荒唐的人们干的荒谬绝伦的事，无不唏嘘流涕，以为三生不幸，生不逢时。有的朋友却说不是生不逢时，遭受了不尽的折磨，而是生逢其时，三生有幸，得见过去作家和外国作家从未见过的千奇百怪的事，这么丰富的写作素材，一定要把它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已经是八十出头的人了，每月领着虽然不高却也不低的工资，我尽可以消消停停地喝茶种花，或者去活动室参加方城之战，或者和老朋友在楚河汉界上杀它个落花流水，颐养天年，静静地听候马克思或者阎王的召唤，岂不快哉！但是一个作家的良心，驱使着我，要我把现在还老闯进我的噩梦中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人和事，记录下来。
　　我鼓足勇气，写了起来。可是写了六年，总因为这样那样的想法，迟迟没有拿出初稿来。“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二十多年了，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多少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书，我写的这一本《沧桑十年》，正是一个亲身经受那场“革命”洗礼的老干部所写的实录。我不想宏观地来描绘这场“大革命”，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只实在地记录自己当时所受、所见、所闻、所感。这里自然要涉及某些人和事。可能有的人看了感到不安逸，甚至要对我采取什么行动，那也只好由他。我相信时代变了，即使那些“四人帮”阴魂附身的人，想再在我的头上戴上几顶帽子，陪我进棺材去，也办不到了。如果有什么关碍，不能出版，那就留给子孙，或者束之高阁，让老鼠和蠹虫用牙齿去批判吧。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1915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学系。马识途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绩卓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国际笔会中心理事直至离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自1935年起至今，马识途已在全国报纸杂志共发表长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19部，其中，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引起了文坛轰动，新时期以来，又重振精神，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长篇新着和散文杂文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深得文学界好评。

《沧桑十年》目录

第一章莫名其妙地变成反革命

第二章大祸临头

第三章祸从何来

第四章家破人亡

第五章流放生活

第六章风云突变

第七章窗口西洋景

第八章如今何处找好人

第九章死人死人再死人

第十章逍遥时刻

第十一章小将的丰采

第十二章百日之灾

第十三章逃出虎口

第十四章初入监狱

第十五章狱友群像

第十六章狱中生活拾零

第十七章出狱又入狱

第十八章“解放”

第十九章再度“走资”

第二十章帷幕终于落下

附录立此存照

——一份珍贵史料：“文艺界修正主义头目”榜

后记

《百岁拾忆》目录

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童年忆趣

第三章 出川游学

第四章 九死一生

第五章 春城隐蔽

第六章 锦江风云

第七章 回家

第八章 解放成都

第九章 当家做主

第十章 转业搞建筑

第十一章 运动再运动

第十二章 三面红旗

第十三章 向科学进军

第十四章 下放

第十五章 十年沧桑

第十六章 重大转折

第十七章 出国考察

第十八章 为人民行使权力

第十九章 文坛往事

遥远的彼岸(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