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学术文库：实用理性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_郭现军著_9787564534790

　　本书从文化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理论前提出发，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精神界定为实用理性，并对实用理性的内涵进行比较分析，凸显了中国文化注重实用的理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把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放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经验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和考察文化精神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和负面效应，借以总结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试图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做出理性反思。著作最后提出对实用理性进行规制和超过，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的精神。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理论界、学术界不断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回顾与总结，通过对鲜活的现实经验的研究，得出许多富有原创性的理论与学术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好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和精神资源。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使命。现实性与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诞生，又通过对现实的批判而不断发展。所谓批判即对现实的理性反思，“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正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怀现实的社会批判精神，本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文化精神（实用理性）的视角出发，审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试图从中得出一些积极的认识。
　　从理论上讲，探讨文化精神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唯物主义的继承与弘扬，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正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完成了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实践出发，构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以物质实践为历史的出发点，正是基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创造性。而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创造性正在于人的精神和意识的能动性，即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具有对客观世界的超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意识是人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动力，从而也是历史发展的必要的精神动力。
　　概而言之，在认识论和历史观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肯定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这在事实上是对文化精神的能动作用的肯定。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尤其是在苏联和中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唯物史观的“唯物”之处，片面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相对忽视甚至无视精神、意识对现实的能动作用，甚至陷入机械决定论的教条主义泥淖。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学、主体性哲学、价值论、实践唯物主义、生存以及文献学研究诸领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无论是主体性哲学，还是实践唯物主义，虽然张扬了人的主体性，肯定了实践的能动性、创造性，但是对于主体性的具体发挥机制，即人作为实践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创造性之作用机制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尤其是没有从当代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对之进行研究。因而，在唯物史观方面，在社会发展理论方面，有必要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立足中国现实经验，从文化精神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新的探索，对人的精神世界、对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进行充分研究。本书探讨文化精神的能动作用，正是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尝试。
　　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来说，通过探讨文化精神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特质。就文化的结构来说，文化精神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文化传统；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说，文化精神体现为民族精神，乃至民族性格。只有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才能深入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内在本质。同时，文化精神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不能绝然以好坏而论。即不能简单判定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好还是坏，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是优还是劣。
　　中国哲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反思时，总爱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空玄之词。关于民族精神的内涵，人们通常也是从积极肯定的一面去理解，即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健康的民族心理素质两个方面肯定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识，一直有着一种深深的民族主义情结，这种情结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依然延续着。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步步紧逼，在民族主义情结的驱使下，有识之士开始了对民族文化及国民性的深刻反思。然而这种反思在总体上还只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流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失之偏颇而难以持正。或者说对于民族文化与国民性的反思从肯定的极端走向了否定的极端，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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